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第一次吧自己一个人逛了文博宫，甘坑小镇，走了2.5公里才找到了一眼认定的麦当劳，即使路上有别的吃的也不为所动。穿梭在熙熙攘攘，嘈嘈杂杂，车水马龙的带着历史感的吉华路，布吉路（不是很确定），我眼中只有前方。生活中人生中为什么我又很容易被他人影响呢，舵在我手上，方向在我心中。早上去考事业单位了，我就是那个分母，以前会觉得不好意思什么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心情大大的放了假，我充满了力量。
河北无新增！民俗博物馆开馆，北京1地降为低风险！
河北省卫健委最新通报
2021年11月17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4例。
截至11月17日24时，河北省现有确诊病例94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3例。
定州民俗博物馆开馆公告
游客朋友们：
您好！定州民俗博物馆定于11月18日起正式恢复开放，欢迎游客朋友们来馆参观！
定州民俗博物馆将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期间各项规定，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行程，通过电话预约参观。游客进馆要自觉佩戴口罩，配合体温测量，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接种码。暂不接待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游客，及14日内有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的游客。
开馆后，我馆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及时调整参观措施，请关注河北文博园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预约电话：15830137331/15830939278
定州民俗博物馆
2021年11月17日
返定政策
石家庄发布情况通报
情况通报
2021年11月17日0时至24时，石家庄市对全市封控区、管控区和隔离点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共检测4037人，结果全部为阴性。全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1月17日，2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转康复观察。截至11月17日24时，全市现有确诊病例37例（普通型27例、轻型10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3例；现有转康复观察23例。
石家庄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1月18日
北京昌平天通北苑第二社区，降为低风险！
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截至2021年11月16日，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近14天内无新增本地聚集性疫情发生，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自2021年11月17日起，将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1个，为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C区。全市其它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我国新冠特效药或再出“黑马”，能防变异株！
0.6克抗体一针，一针管一个月！
在北京地坛医院，新冠感染者接受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名为DXP-604的“同情用药”。使用后患者体内病毒载量大幅下降，憋喘、味嗅觉减退等症状明显好转，部分病人已康复出院。
一线临床表现使DXP-604有望成为新冠特效药的“黑马”，更独特的是，在其他候选药大多使用“一对抗体”预防新冠病毒逃逸时，DXP-604实现了“单个抗体”就能防范变异株。
该药由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与丹序生物联合开发。11月16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独家采访了研发团队带头人——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谢晓亮。他表示，单个抗体取代“抗体对”的特点使它的生产成本将是其他候选药的三分之一以下，目前丹序已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达成合作开发意向。
新冠特效药，长啥样？
DXP-604是一种中和抗体药物，它的原型是人体里本来就有的中和抗体。在与新冠病毒过招后，患者本人的免疫机制会择优选出“会打仗”的中和抗体。
这一步算“海选”，特效药就在其中。问题是，特效药必须优中选优！过去优选抗体用时需要以年计，因为中和抗体底数巨大，成千上万，而且痕量捕捉不到。高通量单细胞基因测序技术的发明，让研究者可以逐个细胞快速翻找。
作为单细胞基因组学的开拓者，谢晓亮的实验室有着领先国际的技术优势。在全球竞速研发中，抗体药研发就像沙石淘金，翻得石头越多越可能捕获最强抗体。
北大团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对8000余个候选抗体的筛选。数据显示，基于超几倍筛选，北大团队筛选出多个特效候选药，DXP-604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也是为什么该药用于治疗时仅需0.6克，而且还能更少。“我们正在做爬坡实验，很有可能0.3克就够。”谢晓亮说。
病毒逃逸，怎么防？
新冠特效药研发瞬息万变！22个月来，全球资源快速聚集；几个月来，一大批候选药因病毒频繁变异惨痛“折戟”。
新冠疫情反复、复杂对新冠特效药提出了应对变异的更高要求。抗体配对是一种常用策略，两个抗体与病毒的结合位点不同，当一个抗体失效时，另一个还可以抑制病毒，例如，再生元和礼来都采用了抗体对，但都有一个抗体被德尔塔株逃逸了。
“我们有一个候选药DXP-593就被德尔塔株逃逸了。”谢晓亮说，它的药效很高，反而给病毒施加了巨大的进化压力，新冠病毒的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抗体失效。
逃逸代价惨痛。谢晓亮没有讳言：近一亿元的研发经费打了水漂。
怎么办？谢晓亮团队原本打算将DXP-593与DXP-604合用，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却带来了意外惊喜，单用DXP-604就能防住变异株。
“我们最新发展了一种高通量酵母显示技术，把新冠病毒蛋白（S蛋白）受体结合域的单点突变的所有4000多种可能逐一与中和抗体做了测试。”谢晓亮说，新技术能清晰显示在不同抗体药物中，新冠病毒逃逸的可能性。
真实世界中出现的“逃逸”一一被验证，例如，上述两家跨国药企“折戟”的候选药在测试结果中也显示会在德尔塔变异位点处发生逃逸。
DXP-604的测试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它给了新冠病毒一个“两难”困局：要么不变异，被DXP-604中和，要么变异“出圈”，但会变化多到很难再结合到人体细胞上。让新冠病毒落入“不变等死、变是找死”的境地是DXP-604的“杀手锏”。
为了验证结果，团队还与第三方团队合作利用假病毒平台，做了真正的突变逃逸“对战”，结果一致。
Super抗体上市计划如何？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Super抗体。”回头看一路走来的曲折，谢晓亮总结，抗体特效药并不是全方位的越“强势”越好，太强势会让病毒变异重生，DXP-604在竞争位点上做到恰到好处，最终是“打着太极”让病毒走投无路而死。
“我们拥有了一个全谱的、能够抵抗所有RBD区单点突变的抗体，足以中和所有现存的变异株，并最大程度上不会被未来的变异株所逃逸。”谢晓亮说。
关于DXP-604的临床试验和上市时间表，谢晓亮介绍，正在开展国内Ⅱ期临床试验，已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接洽，推进海外Ⅱ/Ⅲ期临床试验。北京市已批准DXP-604作为“同情用药”在北京地坛医院临床救治，目前临床试验和“同情用药”的药物均由药明生物生产。谢晓亮表示，希望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冠特效药早日面世。
来源：河北省卫健委、河北文博园、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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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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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7日0时至24时，石家庄市对全市封控区、管控区和隔离点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共检测4037人，结果全部为阴性。全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1月17日，2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转康复观察。截至11月17日24时，全市现有确诊病例37例（普通型27例、轻型10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3例；现有转康复观察2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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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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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克抗体一针，一针管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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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临床表现使DXP-604有望成为新冠特效药的“黑马”，更独特的是，在其他候选药大多使用“一对抗体”预防新冠病毒逃逸时，DXP-604实现了“单个抗体”就能防范变异株。
该药由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与丹序生物联合开发。11月16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独家采访了研发团队带头人——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谢晓亮。他表示，单个抗体取代“抗体对”的特点使它的生产成本将是其他候选药的三分之一以下，目前丹序已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达成合作开发意向。
新冠特效药，长啥样？
DXP-604是一种中和抗体药物，它的原型是人体里本来就有的中和抗体。在与新冠病毒过招后，患者本人的免疫机制会择优选出“会打仗”的中和抗体。
这一步算“海选”，特效药就在其中。问题是，特效药必须优中选优！过去优选抗体用时需要以年计，因为中和抗体底数巨大，成千上万，而且痕量捕捉不到。高通量单细胞基因测序技术的发明，让研究者可以逐个细胞快速翻找。
作为单细胞基因组学的开拓者，谢晓亮的实验室有着领先国际的技术优势。在全球竞速研发中，抗体药研发就像沙石淘金，翻得石头越多越可能捕获最强抗体。
北大团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对8000余个候选抗体的筛选。数据显示，基于超几倍筛选，北大团队筛选出多个特效候选药，DXP-604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也是为什么该药用于治疗时仅需0.6克，而且还能更少。“我们正在做爬坡实验，很有可能0.3克就够。”谢晓亮说。
病毒逃逸，怎么防？
新冠特效药研发瞬息万变！22个月来，全球资源快速聚集；几个月来，一大批候选药因病毒频繁变异惨痛“折戟”。
新冠疫情反复、复杂对新冠特效药提出了应对变异的更高要求。抗体配对是一种常用策略，两个抗体与病毒的结合位点不同，当一个抗体失效时，另一个还可以抑制病毒，例如，再生元和礼来都采用了抗体对，但都有一个抗体被德尔塔株逃逸了。
“我们有一个候选药DXP-593就被德尔塔株逃逸了。”谢晓亮说，它的药效很高，反而给病毒施加了巨大的进化压力，新冠病毒的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抗体失效。
逃逸代价惨痛。谢晓亮没有讳言：近一亿元的研发经费打了水漂。
怎么办？谢晓亮团队原本打算将DXP-593与DXP-604合用，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却带来了意外惊喜，单用DXP-604就能防住变异株。
“我们最新发展了一种高通量酵母显示技术，把新冠病毒蛋白（S蛋白）受体结合域的单点突变的所有4000多种可能逐一与中和抗体做了测试。”谢晓亮说，新技术能清晰显示在不同抗体药物中，新冠病毒逃逸的可能性。
真实世界中出现的“逃逸”一一被验证，例如，上述两家跨国药企“折戟”的候选药在测试结果中也显示会在德尔塔变异位点处发生逃逸。
DXP-604的测试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它给了新冠病毒一个“两难”困局：要么不变异，被DXP-604中和，要么变异“出圈”，但会变化多到很难再结合到人体细胞上。让新冠病毒落入“不变等死、变是找死”的境地是DXP-604的“杀手锏”。
为了验证结果，团队还与第三方团队合作利用假病毒平台，做了真正的突变逃逸“对战”，结果一致。
Super抗体上市计划如何？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Super抗体。”回头看一路走来的曲折，谢晓亮总结，抗体特效药并不是全方位的越“强势”越好，太强势会让病毒变异重生，DXP-604在竞争位点上做到恰到好处，最终是“打着太极”让病毒走投无路而死。
“我们拥有了一个全谱的、能够抵抗所有RBD区单点突变的抗体，足以中和所有现存的变异株，并最大程度上不会被未来的变异株所逃逸。”谢晓亮说。
关于DXP-604的临床试验和上市时间表，谢晓亮介绍，正在开展国内Ⅱ期临床试验，已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接洽，推进海外Ⅱ/Ⅲ期临床试验。北京市已批准DXP-604作为“同情用药”在北京地坛医院临床救治，目前临床试验和“同情用药”的药物均由药明生物生产。谢晓亮表示，希望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冠特效药早日面世。
来源：河北省卫健委、河北文博园、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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