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名某年，公司去投标一约三千万的项目，一日中午去吃饭的路上，领导谈及此项目，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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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公司去投标一约三千万的项目，一日中午去吃饭的路上，领导谈及此项目，我说你报个数吧测一下，即口说四个数：15、20、15、20，得水地比卦，从卦象看，坎水为险陷，艮山为门为阻，门前有坎陷，我说，恐怕是遭人算计了。后知对手设计阻陷，后来一直告到北京去了……此卦象有很多内容当时未明，仅知此一事而已，近期忆及此卦乃知，但此事应还在进行中，此不便公开言矣。

谈远说玄，人常不信，乃说自身真实经历，我之所言事之人物，今多在“朋友圈”中矣，不敢说一句谎言。

2019年7月，软件园办公室，时我见厦门温度大异，便说厦门这气温很不正常啊，意思是不太好，同事们皆不以为然，笑者有之。至8月上旬生台风“利奇马”，厦门温度创历史记录，便知必然有事，于是发资料朋友圈待验。近偶阅之，见当时全国高温排行中厦门“同安”冠福建，莆田“仙游”勇争先（截图附后）。君可见，今全国人民最怕福建，而福建重灾区的莆田人民最怕“仙游”，厦门人民最怕“同安”矣！因为几乎所有的感染者都在那里。其后灾情以“同安”为代表的厦门，超过以“仙游”为代表的莆田，历历在目，事之未发，两年前已精确“点名”矣，何差分毫？！这正是：
天灾欲至气乱徊，
天谴早把名单排。
天理昭昭奇如是，
恢恢天网儆未来！

君可知，香港于乱前一两年，其气温一浪高过一浪乎？高温刷新记录，随后，香港几乎乱成一锅粥……

风气者，天之使者，事未至而风来报信。若人失（缺）德败坏，人们就称之为社会“风气”不好，其理如此。同类相感，吉感吉，凶招凶。若见气异而人皆思改过而尊天道行道德，则民风民气大变，“风气”归正而灾气自消。今不察，故天生异象先示警而人不知，灾至矣。

人有见“好人”暴亡者，其或有“隐恶”而不为人知，而天知之。人或有似无功而渐兴旺者，或存“阴德”而不欲人知也，而天知之。“阴德”者，行好事秘而不想人知也。

人有言我今大廋者，不知其故。
我本也“聪明”之人，故往昔“隐恶”甚多。某年忽有病渐重，自知医生难治，几乎不能起床乃至自翻身，心曰“我如此年轻怎么还瘫痪不能起床了，何以至此？”后遇传统文化而始知错，誓改而不再犯，遂夜梦从后背中飞出无数虫类，黑压压的冲出几近遮天，病愈后不再复发矣。当年我也自以“好人”自居，若非及时醒悟而改过回头，我今时何止是暴廋，或早已死矣，何还能于此苦口婆心的“说教”让人明此天理而改过避凶哉！
人遇大灾大难时，多报怨“我怎么这么倒霉”，谁反省过自己之前的种种作为？

人瞒人而不瞒天，人心一动天地知，故曰暗室亏心“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发脾气不怨人，事由自召，一心改变自己。孔圣传天道，老子述道德，佛祖开迷悟。仁者早悟矣，当按圣言而行。

今人常言事常不顺者，何也？因果轮回而已。前世纠缠，故今世也互不放过。业力如无形之绳，把你缠的千丝万缕困在其中，一般人很难脱身，故修心改行以超脱矣，是谓修行。

日常之中，不要说做，只要不好的念头一起，同类相感，你的不顺之事就会来了。所以古圣说“慎独”，就是说一人独处时要管好自心，不生恶念，正是此理。
有人说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为啥处处不顺呢？那就要反省自心平常都在想啥了，是利人的想法多，还是自私自利的想法多，是坏念多，还是善念多，人说没安好“心”，就没有好事啊，正所谓“一切惟心造”，一切好事坏事，都是你的心念招来的。你去做坏事或好事是你的心念在指使，所以心为主导，心改了，事就变了。
如果，有人现在诸事不顺，你可拿一年做试验，诚心而行道德，到时自可知之。

人或言“无知者无畏”，无知者造恶时妄为任性无忌惮，待到恶数满了即“恶贯满盈”受诸苦痛灾殃不得自由时，他就不行了，后悔也晚了。莫待“马到悬崖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苦海虽无边，回头即是岸。
又曰，作恶容易行善难，若想不坠深渊登上高处自在的赏风景，是需要用点力的。古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向善如登山，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信心坚定克服一些阻碍，有时还要搞定“拖后腿”的，平时你随波逐流的浪荡也没人管你，但你一向好，各种扯衣服“拖后腿”的就很多了，不容易啊。但造恶业呢只要心念一松，一下子就滑堕下去了，就像山崩石坠一样容易。
正常正常，归其位，守本分也。正则常，不正则不常，一不正常，怪事不顺就会来了，这是先用小灾异常警示你，相当于“点名”批评了，认真反省改正，灾殃就会减消，不改，谁也没办法。世上没有救世主，唯有自己救自己，三教圣人都只是教你方法，教你自己救自己。
一切皆在己之心，当时时警惕矣。

愿与诸君，共勉之！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