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物皆有灵，有灵以谓生
《抱朴子·微旨》说：“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於理当有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万物有灵论。
“万物之灵”一词出自《尚书·泰誓上》，指人为世界上一切物种中最有灵性的。记载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葛洪认为人居万物之首，乃是万物之灵，故在《抱朴子· 内篇》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
对此，天地化育的万物中，对于人的记载，不同的古籍中皆有相同的经典描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
于人而言，与天地并生，是谓万物之灵，据《道德经》所载：“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足见，人与道、天地同大，天人本合一。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立“玄”为本，把“玄”、“道”及“一”联系起来，三者实乃异名而同义，皆指宇宙万物本源。《抱朴子· 地真》曰：“道起於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充分体现了天、地、人与道一体并存的天人合一观。
（二）上工守神，形须神而立
生而为人，葛洪指出人体是由形、气、神组成合而为一的。有形的身体是因为有无形的神（精气神的神）的存在才谓之生命，身体是神的房子，生命体的机能是由“神”主宰气（能量）来运行的，失去了“神”，人体生命体则失去生命力，名存实亡。对此《抱朴子 ·至理》中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於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
说明身体必须有灵魂的进驻才能生存，人体为形的层面，是灵魂的房子，比如堤坝一旦崩坏，水就无法留驻；蜡烛一旦燃尽，火就不会存在；人体元气衰竭，生命就会结束，神识也无法凝聚，更无法固精。
西汉《淮南鸿烈》更是对人生命体的构成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无独有偶，《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同样记载了：
“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
首先，“形”就是指没有气和神的纯粹的物质肉身，肉身是生命的房子。房子本身是“死的构造体”，而纯粹的身体“物质结构”就是失去气和神的“尸体”，如同案板上的肉。肉身存在的意义就是承载灵魂，有了灵魂我们才成为“生命”。
其次，气为生之“充”，是指生命的机能是通过气的运行来实现的，从细胞振动，到器官、系统的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行，比如血液的循环、心脏的跳动、肠胃的蠕动等等都离不开气的推动。对此，很多经典都有所记载：“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医权初编》）。“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抱朴子·至理》）。由此看来，气依赖生命而存在，抛开生命载体，纯粹的“气”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么气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这就是生命的最关键之所在，即神者生之制也，“制”即是主宰，也就是说，神即是灵，即是真正的生命，在人体“神”由三魂七魄和后天的显意识、先天的潜意识组成，生命体所体现的阴阳虚盛，能量频率的高低，肉体是否健康，都是“神”所决定的。
“上工守神”就是此意，庸医下工守形，真正的中医守神，招魂复魄，扶正固本，现代医学失去了“神”，就等于电脑没有了网络，只剩躯壳。所以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正郭》说“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
（三）魂魄主宰生命体的生死病健
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研究生命健康必须抓住“根本”，生命的根本即是心，即是神。神在人体主要包含魂魄，它决定着人体的疾病与健康，也是心性的体现。《黄帝内经》记载：“气血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魂魄，是中医神志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抱朴子·论仙》里论述了魂魄与人的疾病生死的关系：
“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乎终身，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岂可遂以不闻见之，又云无之乎？”
人体的三魂七魄如同守卫，护卫着我们人体的生命系统正常运行，是抵御外邪进入身体的屏障，《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明：“人虚即神游失守卫，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当人体虚弱时，能量不足固摄不住魂魄时，导致魂魄分离。当魂魄不在体时，即魂不守舍、失魂落魄时，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此时“鬼神外干”，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堵塞经络,造成气血不通,细胞就得不到营养和能量，久而久之从虚病变成实病。反之，《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心神守其位，自然正气存内，外寒等“邪气”自然无法干扰。
同时《黄帝内经·灵枢》明确的记载了：“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人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心跳的停止，而是神即魂魄全部离开人体，才标志着生命体的结束：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内经》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
文中黄帝问：“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耗干了，治疗很难见效，为什么？”岐伯答:“是神气没有发挥作用。
可见，神——魂魄影响决定着人的生死病健，正如《上清洞真品》所言：“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销于外。”魂魄全人则健，神不灵，则气不武，身则衰、则腐，乃至亡，所以魂魄分离造成百病滋生，甚至生命的灭亡。
（四）古神圣之医，疗人心疾
《东医宝鉴》一书说：“古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致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也。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是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一切疾病皆生于心，传于气，成于物质，显现于肉体，所以心病非病，是未病，上医治未病，调未发之时为调心，上工守神，心即神，庸医下医守形，神病治形，本末倒置。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说：“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务在皮肤，不料心志。”《黄帝内经》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病”在肉体上的投影，根源是挥之不去的自私、贪婪、愤怒、抱怨、爱恨情仇等低频意识不断的汇聚，低频意识会产生低频能量，使其不能化解而凝结，导致超低频能量的物质化显现，就是疾病，显现在低频的物质肉身上，而这肉体可见的疾病，却只是“心病”的影子，实际上它以低频意识的形态，存在于心上，这时，对肉体的吃药、扎针、手术如同捉影子，如何能治好病呢？心是树根，病是树叶，树叶的枯黄是在告诉我们根出了问题，所以，治病必须追根溯源，抓住根本，心病还需心药医。
（五）葛洪论“德之不备，体之不养”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如同手心和手背，本就同心同体，都是以中正、德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中”医其实就是德医，只有德心才是医者仁心，医道同源，真正医者即是德道者。所以葛洪在《内篇·勤求》说：“德之不备，体之不养”，“有德则自出，无道则沦亡。”。
《大医精诚》讲医德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即是“圣”，圣必是医，医者必是圣心，方能无病不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可救国、治世的“圣人”，也是可医天医人的“圣医”，故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心、修德，此德非凡俗人心所认为的德，此德即大儒陆九渊所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之事，吾之分内之事即宇宙内事。这也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表述。有此大德必有大道，德道即是智慧，即拥有最高频率的能量。一切疾病、灾祸都是能量超低频现象，有了高频能量，就能提升低频能量的振动频率，改变低频物质的存在状态，从而化解疾病、灾祸等因缘。
《抱朴子·微旨》说：“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於理当有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万物有灵论。
“万物之灵”一词出自《尚书·泰誓上》，指人为世界上一切物种中最有灵性的。记载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葛洪认为人居万物之首，乃是万物之灵，故在《抱朴子· 内篇》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
对此，天地化育的万物中，对于人的记载，不同的古籍中皆有相同的经典描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
于人而言，与天地并生，是谓万物之灵，据《道德经》所载：“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足见，人与道、天地同大，天人本合一。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立“玄”为本，把“玄”、“道”及“一”联系起来，三者实乃异名而同义，皆指宇宙万物本源。《抱朴子· 地真》曰：“道起於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充分体现了天、地、人与道一体并存的天人合一观。
（二）上工守神，形须神而立
生而为人，葛洪指出人体是由形、气、神组成合而为一的。有形的身体是因为有无形的神（精气神的神）的存在才谓之生命，身体是神的房子，生命体的机能是由“神”主宰气（能量）来运行的，失去了“神”，人体生命体则失去生命力，名存实亡。对此《抱朴子 ·至理》中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於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
说明身体必须有灵魂的进驻才能生存，人体为形的层面，是灵魂的房子，比如堤坝一旦崩坏，水就无法留驻；蜡烛一旦燃尽，火就不会存在；人体元气衰竭，生命就会结束，神识也无法凝聚，更无法固精。
西汉《淮南鸿烈》更是对人生命体的构成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无独有偶，《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同样记载了：
“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
首先，“形”就是指没有气和神的纯粹的物质肉身，肉身是生命的房子。房子本身是“死的构造体”，而纯粹的身体“物质结构”就是失去气和神的“尸体”，如同案板上的肉。肉身存在的意义就是承载灵魂，有了灵魂我们才成为“生命”。
其次，气为生之“充”，是指生命的机能是通过气的运行来实现的，从细胞振动，到器官、系统的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行，比如血液的循环、心脏的跳动、肠胃的蠕动等等都离不开气的推动。对此，很多经典都有所记载：“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医权初编》）。“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抱朴子·至理》）。由此看来，气依赖生命而存在，抛开生命载体，纯粹的“气”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么气又是如何运行的呢？
这就是生命的最关键之所在，即神者生之制也，“制”即是主宰，也就是说，神即是灵，即是真正的生命，在人体“神”由三魂七魄和后天的显意识、先天的潜意识组成，生命体所体现的阴阳虚盛，能量频率的高低，肉体是否健康，都是“神”所决定的。
“上工守神”就是此意，庸医下工守形，真正的中医守神，招魂复魄，扶正固本，现代医学失去了“神”，就等于电脑没有了网络，只剩躯壳。所以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正郭》说“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
（三）魂魄主宰生命体的生死病健
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研究生命健康必须抓住“根本”，生命的根本即是心，即是神。神在人体主要包含魂魄，它决定着人体的疾病与健康，也是心性的体现。《黄帝内经》记载：“气血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魂魄，是中医神志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抱朴子·论仙》里论述了魂魄与人的疾病生死的关系：
“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乎终身，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岂可遂以不闻见之，又云无之乎？”
人体的三魂七魄如同守卫，护卫着我们人体的生命系统正常运行，是抵御外邪进入身体的屏障，《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明：“人虚即神游失守卫，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当人体虚弱时，能量不足固摄不住魂魄时，导致魂魄分离。当魂魄不在体时，即魂不守舍、失魂落魄时，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此时“鬼神外干”，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堵塞经络,造成气血不通,细胞就得不到营养和能量，久而久之从虚病变成实病。反之，《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心神守其位，自然正气存内，外寒等“邪气”自然无法干扰。
同时《黄帝内经·灵枢》明确的记载了：“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人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心跳的停止，而是神即魂魄全部离开人体，才标志着生命体的结束：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内经》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
文中黄帝问：“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耗干了，治疗很难见效，为什么？”岐伯答:“是神气没有发挥作用。
可见，神——魂魄影响决定着人的生死病健，正如《上清洞真品》所言：“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销于外。”魂魄全人则健，神不灵，则气不武，身则衰、则腐，乃至亡，所以魂魄分离造成百病滋生，甚至生命的灭亡。
（四）古神圣之医，疗人心疾
《东医宝鉴》一书说：“古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致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也。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是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一切疾病皆生于心，传于气，成于物质，显现于肉体，所以心病非病，是未病，上医治未病，调未发之时为调心，上工守神，心即神，庸医下医守形，神病治形，本末倒置。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说：“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务在皮肤，不料心志。”《黄帝内经》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病”在肉体上的投影，根源是挥之不去的自私、贪婪、愤怒、抱怨、爱恨情仇等低频意识不断的汇聚，低频意识会产生低频能量，使其不能化解而凝结，导致超低频能量的物质化显现，就是疾病，显现在低频的物质肉身上，而这肉体可见的疾病，却只是“心病”的影子，实际上它以低频意识的形态，存在于心上，这时，对肉体的吃药、扎针、手术如同捉影子，如何能治好病呢？心是树根，病是树叶，树叶的枯黄是在告诉我们根出了问题，所以，治病必须追根溯源，抓住根本，心病还需心药医。
（五）葛洪论“德之不备，体之不养”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如同手心和手背，本就同心同体，都是以中正、德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中”医其实就是德医，只有德心才是医者仁心，医道同源，真正医者即是德道者。所以葛洪在《内篇·勤求》说：“德之不备，体之不养”，“有德则自出，无道则沦亡。”。
《大医精诚》讲医德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即是“圣”，圣必是医，医者必是圣心，方能无病不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可救国、治世的“圣人”，也是可医天医人的“圣医”，故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心、修德，此德非凡俗人心所认为的德，此德即大儒陆九渊所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之事，吾之分内之事即宇宙内事。这也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表述。有此大德必有大道，德道即是智慧，即拥有最高频率的能量。一切疾病、灾祸都是能量超低频现象，有了高频能量，就能提升低频能量的振动频率，改变低频物质的存在状态，从而化解疾病、灾祸等因缘。
溪山美学 | 文人家具论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溪山美学|文人家具论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古代文人的家具理论，大都散见于议论的只言片语中，最集中的当是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现将文人的家具理论归纳如下：
创新论
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明确地阐述了在家具设 计和室内陈设方面，不能拘泥于旧式古法，不能专事仿效，而要追求变异与创新。他自谓："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 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李渔志在“自出手眼”作“标新创异之文人”。
在造园方面，他批判那些亦步亦趋地旨在效仿名园的富人，他说：“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谓其立户开窗，安廓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李渔尖锐地指出：“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此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 另外，李渔认为室内陈设也不应终年不变，他说：“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室内位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 李渔在文中又明确地指出：“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
除李渔而外，我们所见《燕几图》、《蝶几图》以及前代众多创新者，当必有创新之识见，但未见文字记载，也只好为憾了。
实用论
李渔在《闲情偶寄》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还强调了家具设计原理是实用，即“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所以他所设计的具体家具，都明显地贯穿着实用这一指导思想。李渔说，橱柜的设计：“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 “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暖椅的设计：“可享室暖无冬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若止利于身而无利于事，乃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此又其利于事者也。”
凉杌的设计：“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其冷如冰”“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四面无障，取其透风。”
桌案的设计：“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一日抽屉，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一曰桌撒，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桌撒即木楔子)床帐的安排：“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隅，欲其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壁橱的设计：“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只宜于西北。”
床帐内设托板：“床帐之内，只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
由上可知，清人李渔的创作思维非常活跃，创新立异之举比比皆是，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之文士。
《长物志》的书架设计，也有明确的实用为首的观点，因地面潮湿，要求书架的“下格不可置书，以近地卑湿故也，足亦当稍高”。另如滚凳，乃是“以运动为妙”。
《考盘余事》的便携旅游家具，更是以实用为本，叠桌、叠几、提盒、衣匣等，皆为文人访山问友之便，还有可藏三四十件文具和什物的备具匣。
《格古要论》的琴桌设计，取中空发响的郭公砖，更是出于音响效果——功能第一的设计意图。
《遵生八笺》的欹床、二宜床，其适应文人需要的实用观，更是不言而喻。
古雅论
古雅就是以古为雅，以朴为雅，追求自然天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特别是明代的文人，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言论，处处可见。
在家具用材方面：推崇自然天成的朴素美，《格古要论》说，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其花有鬼面”，瘿木“花细可爱”。《博物要览》也赞紫檀“有蟹爪纹”，花梨木“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影木“木理多节，缩蹙成山水、人物、鸟兽、花木之纹。”作者还特别介绍了他所见的一只影木桌面，因其材美而被誉为 “满架葡萄”。对于石材的“上品”与“下品”，也是爱恶分明。《长物志》说，大理石“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下品，”“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博物要览》说，大理石“白质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绿章者名夏山，黄纹者名秋山。石纹妙者，以春夏山为上，秋山次之。”曹明仲介绍他所得的几片永石“其山水人物鸟兽，俨然如画，皆出自然。”并将此石“嵌作春台屏风”。又说：“今又见金陵朱士选侍郎家，有一大屏风”，因为是“以药咬成”“以刀刮成”，所以“反不好看”。《格古要论》说，土玛瑙石“胡桃花者最好”。
在家具的造型、装饰以及室内陈设等方面，明确追求古雅之风，如：斋室几榻“必古雅可爱”； 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之坐墩“精雅可用”；倭人所制之台几“古雅精丽”；有古断纹之榻“自然古雅”；无脂粉气，有古漆断纹的佛桌“自然古雅”；方桌须“大方古朴”； “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相反，如追求雕琢，斧斤外露者，则为不雅或俗式。如：书架“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书桌“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方桌“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几若是“雕龙凤花草乃为俗式”。
榻若用“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认为“徒取雕绘文饰，乃是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综上所述，文人，特别是明代的文人，对于家具情有独钟。在家具的造型、装饰、用材、室内陈设等等方面，大都是推崇自然古雅，反对繁雕缛饰。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存世的明代家具中，俱可得到印证。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