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疆的民族生命线#【在西北边疆，明暗两条线汇成民族“生命线”】（文/潘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沿海地区被日寇侵占，通往外界的国际交通线纷纷被截断。偏居西北的新疆成为接受盟国军援的重要通道，在近四年时间里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了大量物资，在中华民族最危急时刻构筑起一道“生命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通并维护了延安经新疆通往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联系，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明线：繁忙的援华物资运输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当时海路已被封锁，只有两条陆路可达中国：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经二连浩特抵达兰州，另一条从苏联阿拉木图经新疆到兰州。而乌兰巴托至兰州线易遭日军破坏，穿越“大后方”新疆的西北国际通道，便成为外国援华物资的重要线路。
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霍尔果斯-迪化-星星峡公路）长达1800余公里，由国民政府投资、苏联负责设计及提供技术、新疆出劳力修筑而成，沿途设立10个接待站。
据当时任职于新疆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杨再明回忆，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为接运援华物资，曾成立中央运输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运会”），在新疆设立分会，专门从事接待苏联运送援华物资车队及人员的工作。“自1937年冬季起，苏联汽车就运载援华物资经新疆直达兰州，返回时则将中国出口物资运往苏联。沿线不仅设立了中运会接待站，还设置了储油、供水、修车、养路等设施，公路交通日臻完善。”杨再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和陆路运输线一起运转的还有繁忙的空中运输线。当时，中运会在霍尔果斯至哈密沿途建有5个航空站，为往返中苏之间的飞机加油、养护。苏联军事人员经这条航线到达中国抗日前线，不仅培训中国军人，有些人还直接参与了中国抗战。
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通过这条贯穿中国新疆、甘肃的国际大通道，为中国抗战前线输送了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万挺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尚季芳指出，抗战时期，中苏双方权衡时势，从本国利益出发，积极开通维护这条西北国际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联把大量军事物资运抵中国，再分派至各个战场，增强了中国抵抗日寇的能力，阻碍了日本南下、北进政策的实施，为中国东方抗日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暗线：延安与莫斯科紧紧“握手”
1933年，苏联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结盟，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并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城南一座二层小楼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至此，一条隐秘而伟大的红色交通线将延安与莫斯科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初盛世才投靠国民政府、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馆长吐尔逊·克孜拜克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打通和维护延安经新疆通往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
当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遵守“三不”原则：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不公开、不挂牌，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办事处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公开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具有保密性质。
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工作，保持了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资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越来越多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得以来往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使中国共产党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人员、物资和情报等多方面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买玉华说，这条红色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使中共中央能及时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误解，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了解，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方百计保证交通线畅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万民在其著作《战争生命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交通》中说，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
买玉华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的国际援助物资和武器，80%来自苏联，其中90%以上通过新疆运往中国前线。因此，帮助新疆地方当局维护和保障好这条交通线，是当时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8年，正是西北国际通道繁忙运转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民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当时在财政厅工作的职员吴澍河回忆，来往于财政厅的中运会文件、报表等都盖有“中运”二字的朱红印戳，每个字都有核桃那么大，十分显眼。毛泽民要求凡遇盖有“中运”二字的公文，必须以最快速度办理，随到随办，不分昼夜。在毛泽民要求下，财政厅职员都树立了牢固的观念——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前线。
1941年6月，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苏联陷入卫国战争，停运援华物资。同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后，盛世才加紧迫害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西北国际交通线暂归沉寂。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兰新铁路、连霍公路等重大工程建成，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落地，新疆再次成为东联西出的重要通道。（图片为乌鲁木齐南郊达坂城区附近的木拱桥，初步判断可能是当年西北国际交通线留存下的历史遗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通并维护了延安经新疆通往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联系，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明线：繁忙的援华物资运输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当时海路已被封锁，只有两条陆路可达中国：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经二连浩特抵达兰州，另一条从苏联阿拉木图经新疆到兰州。而乌兰巴托至兰州线易遭日军破坏，穿越“大后方”新疆的西北国际通道，便成为外国援华物资的重要线路。
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霍尔果斯-迪化-星星峡公路）长达1800余公里，由国民政府投资、苏联负责设计及提供技术、新疆出劳力修筑而成，沿途设立10个接待站。
据当时任职于新疆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杨再明回忆，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为接运援华物资，曾成立中央运输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运会”），在新疆设立分会，专门从事接待苏联运送援华物资车队及人员的工作。“自1937年冬季起，苏联汽车就运载援华物资经新疆直达兰州，返回时则将中国出口物资运往苏联。沿线不仅设立了中运会接待站，还设置了储油、供水、修车、养路等设施，公路交通日臻完善。”杨再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和陆路运输线一起运转的还有繁忙的空中运输线。当时，中运会在霍尔果斯至哈密沿途建有5个航空站，为往返中苏之间的飞机加油、养护。苏联军事人员经这条航线到达中国抗日前线，不仅培训中国军人，有些人还直接参与了中国抗战。
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通过这条贯穿中国新疆、甘肃的国际大通道，为中国抗战前线输送了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万挺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尚季芳指出，抗战时期，中苏双方权衡时势，从本国利益出发，积极开通维护这条西北国际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联把大量军事物资运抵中国，再分派至各个战场，增强了中国抵抗日寇的能力，阻碍了日本南下、北进政策的实施，为中国东方抗日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暗线：延安与莫斯科紧紧“握手”
1933年，苏联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结盟，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并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城南一座二层小楼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至此，一条隐秘而伟大的红色交通线将延安与莫斯科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初盛世才投靠国民政府、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馆长吐尔逊·克孜拜克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打通和维护延安经新疆通往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
当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遵守“三不”原则：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不公开、不挂牌，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办事处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公开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具有保密性质。
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工作，保持了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资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越来越多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得以来往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使中国共产党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人员、物资和情报等多方面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买玉华说，这条红色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使中共中央能及时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误解，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了解，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方百计保证交通线畅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万民在其著作《战争生命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交通》中说，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
买玉华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的国际援助物资和武器，80%来自苏联，其中90%以上通过新疆运往中国前线。因此，帮助新疆地方当局维护和保障好这条交通线，是当时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8年，正是西北国际通道繁忙运转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民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当时在财政厅工作的职员吴澍河回忆，来往于财政厅的中运会文件、报表等都盖有“中运”二字的朱红印戳，每个字都有核桃那么大，十分显眼。毛泽民要求凡遇盖有“中运”二字的公文，必须以最快速度办理，随到随办，不分昼夜。在毛泽民要求下，财政厅职员都树立了牢固的观念——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前线。
1941年6月，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苏联陷入卫国战争，停运援华物资。同时，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后，盛世才加紧迫害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西北国际交通线暂归沉寂。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兰新铁路、连霍公路等重大工程建成，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落地，新疆再次成为东联西出的重要通道。（图片为乌鲁木齐南郊达坂城区附近的木拱桥，初步判断可能是当年西北国际交通线留存下的历史遗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5.12.讲课到曲阜。
审校我《中庸》书稿，再次一一参考和对照前辈的译注。不断发现诸多学术硬伤。中华书局所出著名古籍专家王国轩先生的《大学-中庸》译注，是诸本中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少硬伤，算是“大成若缺”？
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杨鹏译：孔子说：“------生于今天的世界，却违反古代之道，这样灾祸一定降临在他身上。”
王国轩先生译文是：“生于现在，却要返回古代道路上去，这样做，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这么去理解《中庸》所记孔子思想，是不该犯的错误。孔子思想，一部《中庸》，就是要求返古之道。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杨鹏译：《诗经》说：“我赞许你怀有明德，从不严声厉色。“
王国轩先生译文是：“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他从不厉声厉色。“
这译文也是不应该犯的错误。因为《诗经》中这几句诗如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这是上帝对周文王讲的话，“予”是赞许，“怀”即怀有。上帝怎么能对周文王说“我怀念文王的美德”这样的话呢？
类似的错处，还真不少。
王国轩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藏》总编纂，北京大学《儒藏》中心审定专家，是很有成就的古籍学者，但仍然会有这些硬伤错误。想想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呢？人皆有缺陷，错误难免，只能小心再小心。
审校我《中庸》书稿，再次一一参考和对照前辈的译注。不断发现诸多学术硬伤。中华书局所出著名古籍专家王国轩先生的《大学-中庸》译注，是诸本中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少硬伤，算是“大成若缺”？
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杨鹏译：孔子说：“------生于今天的世界，却违反古代之道，这样灾祸一定降临在他身上。”
王国轩先生译文是：“生于现在，却要返回古代道路上去，这样做，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这么去理解《中庸》所记孔子思想，是不该犯的错误。孔子思想，一部《中庸》，就是要求返古之道。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杨鹏译：《诗经》说：“我赞许你怀有明德，从不严声厉色。“
王国轩先生译文是：“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他从不厉声厉色。“
这译文也是不应该犯的错误。因为《诗经》中这几句诗如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这是上帝对周文王讲的话，“予”是赞许，“怀”即怀有。上帝怎么能对周文王说“我怀念文王的美德”这样的话呢？
类似的错处，还真不少。
王国轩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藏》总编纂，北京大学《儒藏》中心审定专家，是很有成就的古籍学者，但仍然会有这些硬伤错误。想想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呢？人皆有缺陷，错误难免，只能小心再小心。
刚刚偶然看到有人引用我这篇文章（《明史·宰辅年表校正》），想起此文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4期上，属于内部刊物，故流传不广。今复浏览之，我主要通过《明实录》对《明史·宰辅年表》两卷的条目逐一进行了考辨正讹。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学术贡献不敢说，起码它证明了，我是坐得起冷板凳的！就这点自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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