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洮州会议：促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临潭县新城镇
1936年8月，一支红军队伍从川西北进入甘肃境内，沿包座河急速北上，攻下天险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阻拦进入甘南，一路穿行在深山、密林、峡谷之中。随后，红军发动了岷洮西战役，围攻岷县县城后，向临潭进发。
这支队伍就是红四方面军，他们与红二方面军一起，沿着红一方面军1935年的行军路线前进。其中，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四军及妇女先锋团，由洮河南岸顺河而上，过羊化桥，进新堡沟，翻越红山，于8月14日进入当时的临潭县城——新城。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
在临潭县，红军停留了47天。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击退敌兵进犯，并在新城召开了著名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9月30日，红军队伍离开临潭。
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附近三十里铺召开会议，朱德等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决定，力主全军北上，张国焘等少数人坚持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等少数人的意见，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战役计划”，并致电中共中央。中央肯定了岷州会议的行动路线和战役计划。随后，部队挥师北上。
临潭县新城苏维埃旧址
朱德在冶力关写的诗
张国焘在北上途中，坚持率军西进。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人极力劝说张国焘北上，但他一意孤行。最终，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
9月27日，中共中央4次致电张国焘等人，制止西进。张国焘依然坚持己见。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孟攀峰说，当时，张国焘身边的一支传令队听说要西进青海，便集体退出，并留下纸条：“张主席，我们跟随你多年，听说你要带我们去青海，再过草地，我们不去了，我们不愿无故地死在草地。请你相信，我们绝不会投降敌人，我们要继续革命。”
此时，总指挥徐向前从前方回到洮州总部。他说：“据老乡介绍，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计划难以实现。”同时，青海一线马步芳重兵集结，红军前进受阻。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内景
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临潭县新城镇城隍庙召开了洮州会议。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萧克、李卓然等出席会议。
傅钟将军在《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回忆：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又要走一遍草地，部队走怕了……”徐向前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
9月30日，进驻洮州旧城、新城的红四方面军接到北上命令，告别洮州群众，先后分三路撤离。洮州会议重新肯定了岷州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使红四方面军回到了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路线。洮州会议对实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壮大中国革命武装力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洮州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的主张，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政治、军事路线与张国焘错误路线多次商榷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临潭县新城苏维埃旧址
洮州会议是一次具有战略和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长征途中张国焘一次次的错误，促进了团结统一，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建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洮州会议的召开，挽救了红四方面军，保证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保证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促成了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
洮州会议纪念馆于1991年10月被临潭县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苏维埃旧址”；1993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月，被甘南州委命名为“第一批全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10月，被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甘肃省国防教育委员会授予“甘肃省国防教育先进单位”；2011年12月，被省委宣传部更名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纪念馆”，并列为第五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走在临潭县新城镇，街道整洁、商业繁华。曾经贫困的临潭县，在“牛羊药菜薯”五大特色产业的支撑下，大力发展藏中药材、高原夏菜、藜麦、牦牛等种植养殖业，群众的钱包鼓了起来，日子甜了起来，致富奔小康的路也越走越宽。（《甘南日报》记者 邓永强）
责任编辑：范昊帆
临潭县新城镇
1936年8月，一支红军队伍从川西北进入甘肃境内，沿包座河急速北上，攻下天险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阻拦进入甘南，一路穿行在深山、密林、峡谷之中。随后，红军发动了岷洮西战役，围攻岷县县城后，向临潭进发。
这支队伍就是红四方面军，他们与红二方面军一起，沿着红一方面军1935年的行军路线前进。其中，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四军及妇女先锋团，由洮河南岸顺河而上，过羊化桥，进新堡沟，翻越红山，于8月14日进入当时的临潭县城——新城。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
在临潭县，红军停留了47天。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击退敌兵进犯，并在新城召开了著名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9月30日，红军队伍离开临潭。
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附近三十里铺召开会议，朱德等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决定，力主全军北上，张国焘等少数人坚持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等少数人的意见，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战役计划”，并致电中共中央。中央肯定了岷州会议的行动路线和战役计划。随后，部队挥师北上。
临潭县新城苏维埃旧址
朱德在冶力关写的诗
张国焘在北上途中，坚持率军西进。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人极力劝说张国焘北上，但他一意孤行。最终，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
9月27日，中共中央4次致电张国焘等人，制止西进。张国焘依然坚持己见。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孟攀峰说，当时，张国焘身边的一支传令队听说要西进青海，便集体退出，并留下纸条：“张主席，我们跟随你多年，听说你要带我们去青海，再过草地，我们不去了，我们不愿无故地死在草地。请你相信，我们绝不会投降敌人，我们要继续革命。”
此时，总指挥徐向前从前方回到洮州总部。他说：“据老乡介绍，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计划难以实现。”同时，青海一线马步芳重兵集结，红军前进受阻。
临潭县洮州会议纪念馆内景
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临潭县新城镇城隍庙召开了洮州会议。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萧克、李卓然等出席会议。
傅钟将军在《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回忆：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又要走一遍草地，部队走怕了……”徐向前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
9月30日，进驻洮州旧城、新城的红四方面军接到北上命令，告别洮州群众，先后分三路撤离。洮州会议重新肯定了岷州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使红四方面军回到了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路线。洮州会议对实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壮大中国革命武装力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洮州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的主张，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政治、军事路线与张国焘错误路线多次商榷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临潭县新城苏维埃旧址
洮州会议是一次具有战略和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长征途中张国焘一次次的错误，促进了团结统一，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建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洮州会议的召开，挽救了红四方面军，保证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保证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促成了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
洮州会议纪念馆于1991年10月被临潭县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苏维埃旧址”；1993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月，被甘南州委命名为“第一批全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10月，被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甘肃省国防教育委员会授予“甘肃省国防教育先进单位”；2011年12月，被省委宣传部更名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纪念馆”，并列为第五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走在临潭县新城镇，街道整洁、商业繁华。曾经贫困的临潭县，在“牛羊药菜薯”五大特色产业的支撑下，大力发展藏中药材、高原夏菜、藜麦、牦牛等种植养殖业，群众的钱包鼓了起来，日子甜了起来，致富奔小康的路也越走越宽。（《甘南日报》记者 邓永强）
责任编辑：范昊帆
【中原野战军后方医院旧址——姜公馆：三万余名解放军曾在这里接受救治】#探访亳州红色印迹##百年奋斗路##百年征程#在市区薛家巷，有着一处晚清时期的旧宅。这里曾经是清“昭武上将军”姜桂题的府邸——姜公馆，也是淮海战役时中原野战军的后方医院旧址，曾接收并救治了3万多名解放军伤员，为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野”后方医院曾在此入驻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显示，1948年8月，淮海战役前夕，中原野战军后方医院接到中央军委参谋部命令：到河南、安徽地区接收伤员。随即，总院长王太钧、政委吴钊统带领全院3000多人，从驻地北馆陶出发，奔赴豫皖苏解放区。11月初，经河南鹿邑到达皖北重镇亳州。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毕占云和亳州党政军领导亲自接见了王太钧、吴钊统等总院负责同志，并安排住进了姜公馆内的几所大院里。
机关学校组织干部和学生帮助他们打扫卫生，还动员群众献床板运送伤员。总院还在亳州东、西的雪商亳县和商亳鹿柘县境内的颜集、张集、魏岗、安溜、十八里铺、枣子集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设立了分院。
姜公馆位于市区薛家巷，是一座典型的清末民宅建筑，始建于1880年清光绪年间，属晚清建筑，实为清末民初军界显赫人物姜桂题（亳州人称其为“姜老锅”）府邸。
记者来到姜公馆看到，公馆门外走廊宽敞明亮，房屋由灰瓦覆盖，廊檐下雕有升腾的云朵图案。门前竖立着的木柱上，红漆已经有些斑驳，大门两侧摆着一对由青石雕刻成的石鼓。近3米高的实木大门还是以前的老门，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霜和战火洗礼，依然还能开关自如。
门楼内是三间总宽约10米的门厅，院内房屋均由青砖灰瓦建造而成，砖木结构，梁枋柱檩均雕刻有活灵活现的云朵图案，廊檐下面还刻有木雕图案。左右石枋的两个正面浮雕均雕刻的是“状元及第”，两边的浮雕上各有一副对联，对联上的字迹因长年受风雨侵蚀，如今已看不清楚。
总院曾收治伤员3万多名
穿过门楼来到院中，可以看到一座高大的老式瓦房，一扇现代的大门紧闭着。据附近居民介绍，这里早已成为民居。
在柳湖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了解姜公馆历史的居民李劲松。今年53岁的李劲松告诉记者，据说这座瓦房曾是“姜老锅”府邸的正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客厅。在这座建筑后面还有一处老宅，据说是姜老锅的内室主房。
记者跟随李劲松来到后院，看到的也是一座高大的老式瓦房，大门紧锁。据一位老人介绍，这里目前是市人民医院的仓库。
据资料记载，姜公馆原有大小庭院数十座，互相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庞大的清代建筑群，并有房屋数百间。
李劲松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曾告诉他，当初之所以选择姜公馆作为中原野战军的后方医院，也是因为这里面积够大，房屋够多。“据说面积应该有六七亩地。”李劲松说。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院长王太钧和政委吴钊统日夜轮流守在电话机旁等候前委命令，并带领全体医护人员积极救治从战场上送来的伤员。至淮海战役结束，总院共接收和治疗伤员3万多名。
如今，姜公馆内那些庭院房舍都已被现代楼房所取代，但这座门楼和两座老建筑还保留着岁月的斑驳痕迹。
亳州医疗事业从这里起步
柳湖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年代久远，附近居民中经历过后方医院事情的老人大多不在了，有些老人年龄太大，记忆也已经模糊或表达不清了。不过李劲松告诉记者，他过去曾听父亲及在附近居住的一些老人说过，那时看到有许多伤员被送到这里，有戴着“红十字”的医护人员在这里忙碌，大家用“挽床子”（床面是绳编的一种床）或者用两根木棍编上绳子作为担架，运送那些伤员。当时参与治疗的还有亳州城里的很多老中医。
据记载，1949年春节过后，总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命令，总院被扩充、改编为10个分院，并于3月份离开亳州，随大军南下。
李劲松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在曾经作为中原野战军后方总院的姜公馆成立了亳县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后来，人民医院搬至姜公馆东100多米处，即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北院，姜公馆则改为了人民医院的家属院。
“现在这个院里住的还都是原来老人民医院的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李劲松说。
站在薛家巷，看着一路之隔的现代化的市人民医院，中原野战军后方医院的旧址更显肃穆庄严。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70多年前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成了记忆，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段令人热血澎湃的历史。
“中野”后方医院曾在此入驻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显示，1948年8月，淮海战役前夕，中原野战军后方医院接到中央军委参谋部命令：到河南、安徽地区接收伤员。随即，总院长王太钧、政委吴钊统带领全院3000多人，从驻地北馆陶出发，奔赴豫皖苏解放区。11月初，经河南鹿邑到达皖北重镇亳州。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毕占云和亳州党政军领导亲自接见了王太钧、吴钊统等总院负责同志，并安排住进了姜公馆内的几所大院里。
机关学校组织干部和学生帮助他们打扫卫生，还动员群众献床板运送伤员。总院还在亳州东、西的雪商亳县和商亳鹿柘县境内的颜集、张集、魏岗、安溜、十八里铺、枣子集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设立了分院。
姜公馆位于市区薛家巷，是一座典型的清末民宅建筑，始建于1880年清光绪年间，属晚清建筑，实为清末民初军界显赫人物姜桂题（亳州人称其为“姜老锅”）府邸。
记者来到姜公馆看到，公馆门外走廊宽敞明亮，房屋由灰瓦覆盖，廊檐下雕有升腾的云朵图案。门前竖立着的木柱上，红漆已经有些斑驳，大门两侧摆着一对由青石雕刻成的石鼓。近3米高的实木大门还是以前的老门，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霜和战火洗礼，依然还能开关自如。
门楼内是三间总宽约10米的门厅，院内房屋均由青砖灰瓦建造而成，砖木结构，梁枋柱檩均雕刻有活灵活现的云朵图案，廊檐下面还刻有木雕图案。左右石枋的两个正面浮雕均雕刻的是“状元及第”，两边的浮雕上各有一副对联，对联上的字迹因长年受风雨侵蚀，如今已看不清楚。
总院曾收治伤员3万多名
穿过门楼来到院中，可以看到一座高大的老式瓦房，一扇现代的大门紧闭着。据附近居民介绍，这里早已成为民居。
在柳湖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了解姜公馆历史的居民李劲松。今年53岁的李劲松告诉记者，据说这座瓦房曾是“姜老锅”府邸的正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客厅。在这座建筑后面还有一处老宅，据说是姜老锅的内室主房。
记者跟随李劲松来到后院，看到的也是一座高大的老式瓦房，大门紧锁。据一位老人介绍，这里目前是市人民医院的仓库。
据资料记载，姜公馆原有大小庭院数十座，互相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庞大的清代建筑群，并有房屋数百间。
李劲松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曾告诉他，当初之所以选择姜公馆作为中原野战军的后方医院，也是因为这里面积够大，房屋够多。“据说面积应该有六七亩地。”李劲松说。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院长王太钧和政委吴钊统日夜轮流守在电话机旁等候前委命令，并带领全体医护人员积极救治从战场上送来的伤员。至淮海战役结束，总院共接收和治疗伤员3万多名。
如今，姜公馆内那些庭院房舍都已被现代楼房所取代，但这座门楼和两座老建筑还保留着岁月的斑驳痕迹。
亳州医疗事业从这里起步
柳湖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年代久远，附近居民中经历过后方医院事情的老人大多不在了，有些老人年龄太大，记忆也已经模糊或表达不清了。不过李劲松告诉记者，他过去曾听父亲及在附近居住的一些老人说过，那时看到有许多伤员被送到这里，有戴着“红十字”的医护人员在这里忙碌，大家用“挽床子”（床面是绳编的一种床）或者用两根木棍编上绳子作为担架，运送那些伤员。当时参与治疗的还有亳州城里的很多老中医。
据记载，1949年春节过后，总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命令，总院被扩充、改编为10个分院，并于3月份离开亳州，随大军南下。
李劲松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在曾经作为中原野战军后方总院的姜公馆成立了亳县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后来，人民医院搬至姜公馆东100多米处，即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北院，姜公馆则改为了人民医院的家属院。
“现在这个院里住的还都是原来老人民医院的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李劲松说。
站在薛家巷，看着一路之隔的现代化的市人民医院，中原野战军后方医院的旧址更显肃穆庄严。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70多年前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成了记忆，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段令人热血澎湃的历史。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