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稳”可预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的局面，中国经济显现出强大韧性。

王一鸣介绍，2021年经济增长8.1%，GDP达到114.4万亿元，按年均汇率折算达17.7万亿美元，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更加稳固。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走向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协调联动，稳增长政策加快落地。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为中国经济筑底企稳、向好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王一鸣表示，积极财政政策提前发力，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前下达新增专项债1.46万亿元，加快“十四五”重大项目落地，一大批新型基础设施、高技术产业、绿色低碳项目开工建设。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精准，实施降准降息，增加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较快增长，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进”有动能。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创新驱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新引擎。

“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动能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王一鸣表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战略高技术取得新突破，高技术产业增势强劲，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向各领域广泛渗透，数字化转型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生态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在产业规模、科技水平、平台影响力、独角兽企业数量等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力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扩大清洁能源、低碳技术投资，绿色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王一鸣表示，稳预期是经济回稳向好的关键。当前，我们既要关注疫情多地散发和消费需求疲软对需求端的影响，也要注重解决“缺芯”“缺柜”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供给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市场预期。

“只有稳住预期，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激活发展动力，中国经济才会焕发勃勃生机。”王一鸣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稳预期的内涵：

稳预期，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稳预期，就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举措靠前落地。

稳预期，就要把握好政策出台的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稳预期，就要落实涉企政策出台前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政策实施预留适应调整期，政策执行避免“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稳预期，就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都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高质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稳预期，就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稳预期，就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促进资本更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

稳预期，就要以发展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历史上的不规范做法，坚持法治思维，新规不溯及既往，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总之，中国经济‘稳’的态势没有改变，‘进’的进程没有停顿。”王一鸣认为，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拓展“稳”的成果，增强“进”的动能，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定将行稳致远。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东表示，稳增长是关键，要稳增长就要切实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

对此，刘振东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加强预期引导，展现增长前景。

好政策就是信心之源。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精准有力，重视发挥好地方专项债项目对民间资本的撬动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突出“宽信用”，支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更好覆盖民营企业。进一步增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政策的协同性，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加强政策解读和正面发声，释放权威清晰积极的政策信号，不断提振民营企业对增长前景的信心。

二是扶持中小企业，夯实增长基础。

着力打通堵点。严格落实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大宗商品数字化采购服务平台，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将现有税费优惠政策扩大覆盖到生活性服务业中小企业，并精准制定专项扶持政策。

着力消除痛点。当前一些地区存在的对企业过频检查、乱罚款乱收费、拖欠账款、抽贷断贷等问题，是民营企业的切肤之痛，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直接关系企业生存，应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着力突破难点。围绕提升增长质量，加大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大力加强关键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力推进平台、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支持民营龙头企业建设创新平台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关键核心知识产权授权进度，营造中小企业充分参与的创新生态。

三是激活民间投资，释放增长潜力。扩大民间投资是稳增长的需要，也是增强发展后劲的需要。为解决当前民营企业“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的问题，激活和规范民间投资，应尽快制定投资领域“红绿灯”规则。

一方面多设“绿灯”，清理各类隐形壁垒，扩大民间投资准入范围，推动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等领域加大向民间资本开放；另一方面多设“路标”，建立各级投资项目及政策信息公开平台，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新技术、新产业、新基建以及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给予持续稳定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及时设定“红灯”，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依法加强市场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四是防范化解风险，守住增长底线。

有关部门应加强协作联动，建立跨部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帮助企业及早发现、及时处置风险隐患，对已经发生重大风险的企业，推动成立跨区域、跨领域的债委会，采取涉法涉诉案件司法集中管辖，有效防止风险蔓延和外溢。

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坚持全国一盘棋推动区域共富、系统推进东西部协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双碳”目标可释放出巨大的低碳发展潜能，为区域间互补融合提供新的共享引擎。为更好发挥碳中和作用，减少东西部差距，我们需重点算好“三本账”：

一是算好“西能东输”的经济账，把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预计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大幅提高，西部地区的风、光、水电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绿电送出去、电费收进来”的想象空间巨大。但至少目前，跨区域消纳不足、电网调节等仍在制约西部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如何破解西部有电发不出、发出卖不掉等难题，值得认真研究。

二是算好“产业转移”的效益账，不让西部在“存量减碳、增量避碳”的产业发展中掉队。西部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东部“腾笼换鸟”后的碳排放密集行业，如钢铁、水泥、石化等。随着碳排放成为产业发展的约束因子，西部可能面临低碳发展成本更大、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与此同时西部也会有产业升级需求，要从源头净化增量，为高效产能的发展腾出空间。面对碳排放约束，西部如何在产业转移中做到既接得住、更接得好，是时代出给我们的一道考题。

三是算好“固碳增汇”的生态账，打通西部“点绿成金”的转化通道。西部的森林、草原、湖泊、湿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有一定的固碳潜力，广袤的沙漠戈壁更是重要的风光发电基地。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变为当地人民的金山银山，让保护环境者不吃亏，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仍有不少大文章可作。

为此，沈南鹏建议：

一是加大跨区可再生能源配置建设，落实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合理承担相应清洁电力发展责任。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西电东送通道建设，保障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远距离输送。在地区层面，一方面稳步提升东部可再生能源消纳占比，形成西部稳定输电、东部稳定消纳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发挥东部技术资金优势，支持西部重点发展特高压输电和储能技术，提升电网灵活性和调峰能力。

二是以单位GDP碳排放考核带动换道领跑，让清洁能源产业在西部就近壮大。西部要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产业规划中既要免短痛更要避长痛，警惕能源禀赋可能带来的产业锁定，把单位GDP碳排放作为产业承接的新标尺，让风光电等产业就近布局，带动当地摊薄工业碳强度和扩大就业税收。此外，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在中西部共建零碳产业园，吸引东部优秀制造企业入驻，把零碳产业园绿色用电的碳排放和成本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和区域的经济优势。

三是做实碳贡献的量化和补偿。扩大西部地区风光电发展的土地供给，让西部减碳贮碳固碳地区得到更多实惠。荒漠减碳、生态固碳，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过去由于价值核算分摊的困难，西部大都存在生态补偿不足问题。建议引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标准，摸清生态碳汇家底，让西部的碳贡献可度量、可核算，形成合理生态补偿机制，用市场化手段做到添绿又生金，按“谁保护、谁受偿”原则，将西部生态碳汇项目优先纳入全国碳市场，从固碳和增汇潜力中得到更多实惠。

两会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