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防部披露美在乌开展生物武器研究#】当地时间10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包括研究“通过候鸟传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以及“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
实验室曾研究能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说，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证实，美国国防部“减少军事威胁办公室”在资助和开展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生物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实验室参与了UP-4项目实验——该项目持续到2020年，目的是研究通过候鸟进行特别危险的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包括人类中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伊戈尔·基里洛夫：在美国制定的所有破坏流行病局势稳定的方法中，这是最鲁莽和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因为美国无法控制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过程就证实了这一点。新冠病毒的出现和特点引发了许多疑问，同样值得关注的是P-781项目，该项目将蝙蝠视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研究的是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包括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冠状病毒和丝虫病毒。
俄罗斯国防部披露，有项目文件可以证实，该项目的高风险研究“都是在美国专家的直接监督指导下进行的”；而乌克兰研究人员的工资单则清楚地表明，美国国防部“减少军事威胁办公室”直接支付相关研究费用——俄罗斯国防部说，按照美国的标准，乌克兰研究人员的报酬极其微薄。
大量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已被转移
俄方所获取的材料还显示，一些项目虽然已经完成，但是对炭疽病和非洲猪瘟致病菌的相关研究还在继续。此外，有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跳蚤和蜱虫的容器从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被转移到国外，还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被转移到国外。
俄军方：美在乌生物计划与日军731部队所为类似。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10日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计划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所作所为类似。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基里洛夫：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731部队也进行过类似的制造生物武器的研究。其成员战后逃到美国，得到了美国的庇护。
去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曾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揭批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与侵华日军731部队交易的有关情况。
汪文斌说，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细菌战专家前往日本，向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的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美国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汪文斌当时就发出质问：“联系到美国军方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我们很想知道，美国在境内外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的重重疑云什么时候才能揭开？美国什么时候能够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新闻链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与731部队的肮脏交易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43年4月，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为掩人耳目，该基地被命名为“德特里克试验田”。这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
1945年9月，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此后几年，美国又陆续派出了汤普森、费尔等人，与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进行接触，了解细菌战。
威廉·米切尔法学院法学教授 石井四郎传记作者 肯尼斯·波特：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当时对日本拥有的生物武器及其数量非常感兴趣。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作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
威廉·米切尔法学院法学教授 石井四郎传记作者 肯尼斯·波特：麦克阿瑟把石井四郎和整个731部队，都瞒了下来，战争法庭根本不知道石井四郎的存在，就是为了麦克阿瑟可以获得研究资料。
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的几年间，美日之间达成了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并为此支付了25万日元。
这些数据和资料，包括大量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以及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档案显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都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
为了获取生物实验数据，美国包庇二战战犯，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恶。2017年8月，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显示，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成员几乎没人因为他们的罪行受到过任何惩治。而美国获得这些血腥的数据资料后，加以利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促使德特里克堡基地战后快速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美国军方的P4生物实验室。#美直接支付在乌生物武器研究的费用##乌生物实验室大量血清样本被转移##俄公布美在乌实施军事生物计划材料#（央视新闻）
实验室曾研究能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说，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证实，美国国防部“减少军事威胁办公室”在资助和开展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生物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实验室参与了UP-4项目实验——该项目持续到2020年，目的是研究通过候鸟进行特别危险的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包括人类中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伊戈尔·基里洛夫：在美国制定的所有破坏流行病局势稳定的方法中，这是最鲁莽和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因为美国无法控制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过程就证实了这一点。新冠病毒的出现和特点引发了许多疑问，同样值得关注的是P-781项目，该项目将蝙蝠视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研究的是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包括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冠状病毒和丝虫病毒。
俄罗斯国防部披露，有项目文件可以证实，该项目的高风险研究“都是在美国专家的直接监督指导下进行的”；而乌克兰研究人员的工资单则清楚地表明，美国国防部“减少军事威胁办公室”直接支付相关研究费用——俄罗斯国防部说，按照美国的标准，乌克兰研究人员的报酬极其微薄。
大量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已被转移
俄方所获取的材料还显示，一些项目虽然已经完成，但是对炭疽病和非洲猪瘟致病菌的相关研究还在继续。此外，有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跳蚤和蜱虫的容器从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被转移到国外，还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被转移到国外。
俄军方：美在乌生物计划与日军731部队所为类似。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10日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计划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所作所为类似。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基里洛夫：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731部队也进行过类似的制造生物武器的研究。其成员战后逃到美国，得到了美国的庇护。
去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曾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揭批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与侵华日军731部队交易的有关情况。
汪文斌说，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细菌战专家前往日本，向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的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美国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汪文斌当时就发出质问：“联系到美国军方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我们很想知道，美国在境内外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的重重疑云什么时候才能揭开？美国什么时候能够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新闻链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与731部队的肮脏交易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43年4月，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为掩人耳目，该基地被命名为“德特里克试验田”。这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
1945年9月，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此后几年，美国又陆续派出了汤普森、费尔等人，与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进行接触，了解细菌战。
威廉·米切尔法学院法学教授 石井四郎传记作者 肯尼斯·波特：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当时对日本拥有的生物武器及其数量非常感兴趣。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作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
威廉·米切尔法学院法学教授 石井四郎传记作者 肯尼斯·波特：麦克阿瑟把石井四郎和整个731部队，都瞒了下来，战争法庭根本不知道石井四郎的存在，就是为了麦克阿瑟可以获得研究资料。
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的几年间，美日之间达成了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并为此支付了25万日元。
这些数据和资料，包括大量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以及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档案显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都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
为了获取生物实验数据，美国包庇二战战犯，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恶。2017年8月，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显示，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成员几乎没人因为他们的罪行受到过任何惩治。而美国获得这些血腥的数据资料后，加以利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促使德特里克堡基地战后快速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美国军方的P4生物实验室。#美直接支付在乌生物武器研究的费用##乌生物实验室大量血清样本被转移##俄公布美在乌实施军事生物计划材料#（央视新闻）
#2022全国两会聚焦# 【太贵去不起！“托育焦虑”怎么破？】最近，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的小李很心烦，她马上要休完产假回去工作了，家里快半岁的宝宝没人照顾。托育机构一个月要5000块钱，快赶上小李的月薪了，小李想辞职做“全职太太”。
这不是小李一个人的纠结，很多新手父母都有“托育焦虑”：想自己带孩子，却抵不过经济压力；想送去托育机构，又交不起费用。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近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2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拿成都举例，早在2020年，成都出台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
什么是普惠托育服务？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如何？
“一托难求”还是无人问津？
据了解，成都3岁以下婴幼儿有56.97万人，全市1309家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可提供托位5.53万个。
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机构的月收费超过6000元。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2.73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托难求”的情况，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张女士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据张女士介绍，目前成都不少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商家都处于亏损状态。
以张女士所经营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为例，该机构最大可以承接近40名婴幼儿，但开业至今2年多时间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人，多数时间人数不足一半。
“价格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张女士说，经过核算，在人力、房租等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想要3年收回成本，每个婴幼儿的收费需要在3400元左右。“但这样的价格，许多家长并不能接受。”
“现在是步入了一个矛盾之中。定价高了家长选择的少，价格低了就会亏本。”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女士很是无奈。她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品质，经营成本很难有降低的空间。
园区配备了专业的保健人员和营养师，并且每5-7人配备一个专业的保育人员，还有维持园区正常运行的管理人员和销售团队。
除了较大的人力成本外，房租水电等固定支出也占据成本的一大部分。
“从目前成都市场反馈来看，中端品质托育服务商家的月收费需要达到3800元左右，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成都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楹芝介绍，正如张女士所说，房租、人力成本成为了托育服务经营者经营成本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月收费，又进一步导致市民选择的减少。
目前中端连锁品牌的托育服务商家入托率在60%左右，而对于单一门店的经营商家，入托率低于50%是比较典型的现象。
实际上，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不止于此。
李楹芝表示，从成都整体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虽然从数据上显示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市民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理念普遍不足，市场反响并不热烈。
“培养市民理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价格降下来，核心还是在于如何降低经营者成本。”
利用服务中心降低营业成本
“面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存在入托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核心点便在于尽可能减少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宋建华表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发挥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利用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在成都已有落地。
记者走进成都市某普惠性婴幼儿托育中心，发现在托育中心内，婴幼儿生活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还有近1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共计能承接50~60个婴幼儿，目前承接有婴幼儿20多个。每月收费1900~2700元不等。
“虽然目前承接的婴幼儿不多，但由于社区公共设施房租成本的减免，中心在经营上是盈利状态。”
负责人介绍，相对于其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中心没有房租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成本来源于人力和营销，相对于周边区域的同品质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服务月收费可以减少1千多元。
“较低的价格，中心在市场竞争上也存在优势。相信在今年下半年的招生旺季，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婴幼儿。”
“1＋N”托育服务模式
实际上，除了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体功能开展普惠婴幼儿托育服务外，成都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上还有诸多尝试。
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和规范性问题，成都市推行了“1＋N”托育服务模式，即依托1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N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社区托育点共同发展。
截至目前，成都在线登记的托育机构有628家，已通过卫健部门备案217家；创建了首批33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示范性机构领办社区托育点一方面可以将社区托育点纳入监管，另一方面二者协同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平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医育结合”方面，成都建立了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推进“医育结合”。
同时，鼓励医疗保健机构举办职工福利性托育机构，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四川省首家事业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在“托幼一体”方面，成都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对幼儿园学位较充足的郊区县（市）原则上实行托幼一体化。
目前，全市托幼一体化幼儿园683家，在园3岁以下婴幼儿达1万余人。
而且，成都正科学考虑社区街道“一老一小”数量、年龄结构和服务需求，打造专门服务于“一老一小”群体的“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已建成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成都市正开展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38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56万元，试点项目将提供安全有保障、价格可承受、近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 综合央视网、每日经济新闻、半月谈、红星新闻
这不是小李一个人的纠结，很多新手父母都有“托育焦虑”：想自己带孩子，却抵不过经济压力；想送去托育机构，又交不起费用。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近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2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拿成都举例，早在2020年，成都出台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
什么是普惠托育服务？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如何？
“一托难求”还是无人问津？
据了解，成都3岁以下婴幼儿有56.97万人，全市1309家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可提供托位5.53万个。
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机构的月收费超过6000元。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2.73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托难求”的情况，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张女士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据张女士介绍，目前成都不少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商家都处于亏损状态。
以张女士所经营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为例，该机构最大可以承接近40名婴幼儿，但开业至今2年多时间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人，多数时间人数不足一半。
“价格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张女士说，经过核算，在人力、房租等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想要3年收回成本，每个婴幼儿的收费需要在3400元左右。“但这样的价格，许多家长并不能接受。”
“现在是步入了一个矛盾之中。定价高了家长选择的少，价格低了就会亏本。”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女士很是无奈。她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品质，经营成本很难有降低的空间。
园区配备了专业的保健人员和营养师，并且每5-7人配备一个专业的保育人员，还有维持园区正常运行的管理人员和销售团队。
除了较大的人力成本外，房租水电等固定支出也占据成本的一大部分。
“从目前成都市场反馈来看，中端品质托育服务商家的月收费需要达到3800元左右，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成都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楹芝介绍，正如张女士所说，房租、人力成本成为了托育服务经营者经营成本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月收费，又进一步导致市民选择的减少。
目前中端连锁品牌的托育服务商家入托率在60%左右，而对于单一门店的经营商家，入托率低于50%是比较典型的现象。
实际上，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不止于此。
李楹芝表示，从成都整体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虽然从数据上显示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市民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理念普遍不足，市场反响并不热烈。
“培养市民理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价格降下来，核心还是在于如何降低经营者成本。”
利用服务中心降低营业成本
“面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存在入托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核心点便在于尽可能减少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宋建华表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发挥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利用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在成都已有落地。
记者走进成都市某普惠性婴幼儿托育中心，发现在托育中心内，婴幼儿生活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还有近1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共计能承接50~60个婴幼儿，目前承接有婴幼儿20多个。每月收费1900~2700元不等。
“虽然目前承接的婴幼儿不多，但由于社区公共设施房租成本的减免，中心在经营上是盈利状态。”
负责人介绍，相对于其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中心没有房租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成本来源于人力和营销，相对于周边区域的同品质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服务月收费可以减少1千多元。
“较低的价格，中心在市场竞争上也存在优势。相信在今年下半年的招生旺季，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婴幼儿。”
“1＋N”托育服务模式
实际上，除了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体功能开展普惠婴幼儿托育服务外，成都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上还有诸多尝试。
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和规范性问题，成都市推行了“1＋N”托育服务模式，即依托1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N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社区托育点共同发展。
截至目前，成都在线登记的托育机构有628家，已通过卫健部门备案217家；创建了首批33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示范性机构领办社区托育点一方面可以将社区托育点纳入监管，另一方面二者协同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平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医育结合”方面，成都建立了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推进“医育结合”。
同时，鼓励医疗保健机构举办职工福利性托育机构，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四川省首家事业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在“托幼一体”方面，成都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对幼儿园学位较充足的郊区县（市）原则上实行托幼一体化。
目前，全市托幼一体化幼儿园683家，在园3岁以下婴幼儿达1万余人。
而且，成都正科学考虑社区街道“一老一小”数量、年龄结构和服务需求，打造专门服务于“一老一小”群体的“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已建成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成都市正开展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38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56万元，试点项目将提供安全有保障、价格可承受、近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 综合央视网、每日经济新闻、半月谈、红星新闻
#临沂市民捡到手机民警协助找失主#2022年3月9日早高峰，郯城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魏晓雷在人民路与文明路交叉口执勤时，有一位热心的大爷将一部手机交到执勤民警手中，称这是他在体委附近捡到的，等了半天也没人打电话过来，便向交警寻求帮助，希望可以找到失主。
随后，民警本想通过失主的手机联系其朋友，但手机处于密码锁屏状态，无法打开，等了近1小时都无电话拨打进来，民警只得让宣教中队发布寻物启事。
9点左右，手机铃声响起，民警接通电话核实后，确定是失主打来的电话，便让其来交警大队领取。不一会儿，失主就拎着两大包水果来到交警大队，感谢民警和热心老大哥的帮助。民警表示这是人民警察应该做的，失主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东西不能收，直到把水果放回失主手中，民警才安心。
随后，民警本想通过失主的手机联系其朋友，但手机处于密码锁屏状态，无法打开，等了近1小时都无电话拨打进来，民警只得让宣教中队发布寻物启事。
9点左右，手机铃声响起，民警接通电话核实后，确定是失主打来的电话，便让其来交警大队领取。不一会儿，失主就拎着两大包水果来到交警大队，感谢民警和热心老大哥的帮助。民警表示这是人民警察应该做的，失主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东西不能收，直到把水果放回失主手中，民警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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