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两人携手推动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国民革命运动高潮。两人共同的革命情怀和真挚友谊也成为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促成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民主联合战线

李大钊与孙中山很早就有了间接接触。在1912年12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中，李大钊表达了对孙中山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的崇高敬意：“孙中山与夫加里波的，其高洁有相同者”“高洁即其人格”“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徘侧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与日月争光”。大约在1912—1913年间，李大钊可能还受到孙中山思想间接影响，为其留学日本期间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奠定基础。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给孙中山极大触动，促使孙中山重视并阅读李大钊等人主办的《每周评论》等杂志，又出面营救陈独秀，派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与《每周评论》南北呼应。对此，宋庆龄回忆说：“早在1919年，他（孙中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同年12月23日，李大钊安排马林在桂林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建议。孙中山也通过马林了解到苏俄政情，“心向往焉，联俄之意以起”。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

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经李大钊推动，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受党组织委托，与陈独秀一起负责和孙中山联系。

会后，李大钊从杭州抵达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是李大钊和孙中山首次见面。由于两人早有接触，彼此仰慕已久，加之李大钊是乐亭县人，两人谈到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时，自然谈到孙中山在乐亭县王滩镇附近建设北方大港的设想；又因李大钊曾加入中国社会党和参加辛亥滦州起义外围工作，两人在政治和革命方面也有共同话题。这些都使两人更加一见如故，自此开始了孙中山与李大钊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的相知和往来。

会谈中，李大钊向孙中山介绍了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决定，表达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孙中山也表示，改组国民党“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会谈期间，孙中山要求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孙中山对李大钊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不久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第一人。

对两人首次见面的过程，李大钊后来深情地回忆说：“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携手努力，推动国共合作实现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会上孙中山介绍了与李大钊会谈情况，阐述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李大钊和陈独秀受邀加入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等9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又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大会，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纲领，对三民主义内容开始作了一些新的解释。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开始确立联俄政策。同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加快了国民党改组步伐。1923年7月，孙中山委派李大钊与国民党人一起改组和重建北京地区国民党组织。10月18日委派李大钊与廖仲恺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直接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并密电李大钊赴沪会商。10月24日，孙中山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筹备工作，李大钊被特派为候补执行委员，又受委托办理北京地区国民党改组和“一大”筹备事务。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11月11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印发《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1月2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作长篇演说，明确提出“以俄为师”的革命路线：“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孙中山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李大钊也在中共党内积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支持和推动国共合作进行。1923年初，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前途的悲观态度，李大钊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1923年4、5月间，李大钊在《向导》周刊和《北京周报》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篇文章，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李大钊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有容纳我们想法的拥抱力，而且孙文氏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之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

1923年6月12至20日，李大钊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李大钊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的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并表示拥护共产国际指示。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会议期间，李大钊与孙中山会谈讨论国民党改组等问题。会议结束后，6月25日，李大钊与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联名致信孙中山，支持加快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两党合作。11月底，李大钊又赴上海与廖仲恺等人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李大钊作为孙中山亲自指定的北京区代表参加了大会。抵达广州后，李大钊受到孙中山热烈欢迎，孙中山还向李大钊展示手书《建国大纲》征求意见。大会期间，李大钊是最受孙中山器重的中共党员，被孙中山亲自指定为大会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又先后被指定为宣言、党章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并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与会代表中最忙的人之一。孙中山的卫士范良回忆说：“李大钊到广州后，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官舍……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

在大会上，孙中山和李大钊对各种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共同推动两党合作实现。

孙中山在大会期间发表演说，强调要学习俄国革命彻底成功的方法，严厉批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言行，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起推动大会通过宣言、决议和党纲，赋予三民主义新的内容和革命精神，为国共合作奠定政治基础。

李大钊针对国民党右派提出的不准共产党员跨党等要求专门登台发言，又在大会印发《北京代表李守常意见书》予以解释，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运动做贡献，而不是为个人私利和团体取巧。李大钊的发言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支持，右派分子阴谋破产。

1月30日，国民党“一大”闭幕，大会选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3人，17名候补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占7人。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明确写入实行工人立法和保护工人组织等内容。这些都标志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确立，国共两党正式开始合作进程。孙中山与李大钊的革命友谊也更为牢固。

精诚合作，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发展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北方15省、市党务工作，任命李大钊担任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与马叙伦、于树德等人一起担负起国民党北方组织的领导工作。

李大钊积极发挥统一战线作用，依靠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派，对右派进行斗争。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期间，李大钊也积极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和作用，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国民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革命力量也在迅速壮大，知识分子和工人都热情地加入国民党。到1926年1月，国民党党员达到1.4万人。

李大钊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尽心竭力受到孙中山高度赞扬。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针对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主张，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在全国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应该是号令全国的总机关，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接受中共中央主张，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达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李大钊等7人为委员。

李大钊也从苏联急速回国，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全力支持孙中山，团结冯玉祥国民军，组织工、农、学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隆重开幕。到会代表200多人，代表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宣告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总会成立。

孙中山到北京后不久即病势加重，３月12日去世，遗嘱仍念念不忘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是遗嘱中，孙中山指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作为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和挚友，李大钊高度评价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历史功绩。孙中山在世时，李大钊就多次称孙中山是“我们的革命先锋”“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1924年11月，李大钊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中，更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去世后，李大钊为《三民主义》一书题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指出“孙先生的主义，便是指导（中国国民）革命进路的南针。”

1926年3月，孙中山逝世周年之际，李大钊在文章和演讲中热情颂扬孙中山在民主革命史上的地位，指出孙中山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和同盟会，组织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李大钊又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出发，指出孙中山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是亚洲民主主义运动代表者。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达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

在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李大钊提出中山主义一词。李大钊指出，列宁和孙中山两人在思想和人格的伟大上有共同之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二者都是革命的主义，目的相同，理论和策略联贯一致。所以列宁主义者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就是列宁主义者。中山主义胜利之时就是列宁主义胜利之日。在革命洪流中，列宁主义者和中山主义者不应分离，而应紧紧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李大钊还号召广大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此“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四十年而劳死的孙先生！”

总之，李大钊坚定地支持、推动国共合作，与孙中山携手合作掀起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忠实地继承和发扬孙中山革命嘱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展现了两人共同的革命情怀和真挚友谊，李大钊更以其革命实践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作者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