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古林寺石狮子 南京博物馆收藏。
南山律宗创始者为唐代道宣律师，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曾一度大盛于世。但在北宋末年，由于禅宗的盛行，使得律学无人问津，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数千卷悉皆散佚。元、明之际，私度泛滥，戒律几于埋没，法系失传。直至明万历年间，古心如馨律祖崛起于南京古林寺，大宏律宗，戒律为之一振，南山宗遂得以重光。
据《古林寺志》记载：“古林庵岗峦环抱，树木蓊蔚，明末黄山孙鼎隐居于此。庵自梁代高僧宝志公搭棚其间。”时称观音庵。故古林寺的最早开创者便是萧梁时期的著名高僧宝志禅师，其历史渊源可想而知。其后，“宋淳熙中（1175—1189年）改古林庵”，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古心律祖化庵为寺，三年告成，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赐额“振古香林禅寺”，并赐紫衣、锡杖。古心在寺内大宏戒法，登坛传戒之时，“感坛殿放光，五色霞彩直冲霄汉，众山群楼，三日不散，夜明如昼，莫不骇异赞钦”。古心又受到邀请，于诸大寺院开坛授戒，戒弟子逾万人，因而远近驰名。特别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帝延请古心赴五台山永明寺开建皇坛，传授“千佛大戒”，钦赐“慧云律师”号，并颁赉“金顶毘卢帽”。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皇帝下诏禁止僧尼开坛传戒以来，这是明政府首次正式同意佛教寺院开坛传戒，也是明末律学重兴的重要契机，同时表示朝廷肯定了古心宏扬戒律之贡献，使他的宏律事业达到颠峰，久已湮没的中国佛教律宗得到恢复和发展。南京古林寺也因此名声大噪，是公认的“中兴戒律第一祖庭”，寺内的戒坛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戒坛”。古心律祖圆寂前，召寺众于座下，“嘱累上首，以延律制”，并将其所创述的传戒正范、仪规、坛仪等著作，授于座下十二位法嗣，命其外出宏扬律宗。古心的十二位大弟子皆是“法门龙象”，如愍忠寺大会海祖、宝华山三昧光祖、五台山澄芳清祖、报国寺茂林祗祖、古林寺印含璞祖等，皆为古林寺之一脉。他们受命分住各地，“南到鼓山，北至燕京”，古林律学之所以遍行于天下，影响及于全国。
古林第十七世辅仁友祖云：“古心馨祖，行道金陵，香公请为庵主，宣扬戒法，是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也……维时诸护法缙绅，与名蓝尊宿，遂请开戒，振律古林，登坛说戒……故古林为中兴戒律之祖庭也……嗣法诸祖接席分灯，相继宏扬律学，遍行于天下，无不本古林之一脉……我二世隐微理祖，以及八世普悟澄祖，师终徒及，兄逊弟承，圣圣相传，贤贤继主者……”
古林第十九世学愚慧祖云：“后世咸知吾国律门之第一祖庭，古公道场常耀于金陵城西之凤凰山上，而永垂不朽矣……每岁春冬，四路清众以及来求戒者，争先恐后。”
《古林寺志》载：“……后逮明季僧之古祖，步叩五台，传授戒法，创造古林庵，每年春冬传戒，实为东南丛林传戒之祖……僧之古祖，本优婆离尊者重来……创建古林，为一大梵刹……乃天下戒根所系。”
黄智海《中兴古林律寺重开戒坛记》云：“南山宗十三传至古心馨公，以优婆离尊者之化身……行道金陵，驻锡兹寺，开坛说法，大振宗风……是为古林振兴律学第一代祖。”
胡祥翰《金陵胜迹志》载：“古林律寺，在定淮门内……自明万历间，僧古心改庵为寺……而宣扬戒法，依律传戒，又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
汪真如《律门祖庭汇志．序》：“慧云律师，倡明戒律，阐扬释旨，栖霞发轫，古林振锡……实为祖庭之首屈一指者矣。”
潘宗鼎云：“古心律师，崛起古林，承接南山之绪，所著传戒正范、仪轨等书，传于十二弟子……使无古心律师奋迹于绝续之交，天下将不知戒律为何事宜乎。”
释虚云《法系考正》：“古林庵慧云古心如馨律师，律宗古林第一世……专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兴戒法。”
释震华《中国佛教人名大词典》载：“如馨，明僧，字古心……馨以佛法住世，功在毗尼，因步礼五台，得悟戒旨，南返金陵，创古林律寺。”
宝华山隆昌寺的开创者亦是宝志禅师，初建时名莲花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妙峰、南宗、天空三师化庵为寺，十年告成，后明神宗赐额“护国圣化隆昌寺”。古林寺化庵为寺是在1584年至1587年间完成的，宝华山隆昌寺则是1605年至1615年间完成的，故在建筑上，古林早于宝华二十八年。
古心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驻锡古林庵，化庵为寺，宏扬戒律，此为古林律学之初嚆。三昧寂光得古林古祖真传，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登宝华山，开创律宗道场，为宝华第一代律祖，因此古林寺律宗道场的开创比宝华山早五十五年。
释守一《诸家宗派》云：“南山律派，自终南山道宣律师，为律门第一世，十三世传至金陵古林庵慧云如馨律师，馨传三昧寂光律师，为宝华山第一代。”
《南京古林寺与第一戒坛》云：“慧云法师有名弟子十二人，分住各地名刹，以推广其师所复兴之戒律……三昧寂光律师由扬州石塔寺移住龙潭宝华山之隆昌寺……宝华山近世日趋繁荣者……其实律门之祖庭仍为古林，虽山河有沧桑之变，而此传统的隆重典礼，仍不失其为发祥的地位。”
释印顺《华雨集》：“宋元以来，律制久衰，得明末古林馨公而振之，后乃有宝华山之崇律。”
释真华《参学琐谈》云：“古林寺是南方的律宗道场之一，寺址坐落在南京城内西北隅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好像是叫凤山）中，建筑堂皇，环境幽美，是一座不可多得的都市丛林。如果以历史来说，它还是宝华山的老前辈哩！因此，佛教界人士，大多知道‘先有古林，后有宝华’的两句话。又因为寺内有一个曾经放过三天三夜光明的戒坛……”
从法系传承上讲，古心是中兴南山律宗的初祖，古林寺是古心的根本道场。而三昧寂光则是古心的法嗣，得古林寺法脉后，开创宝华山。所以，追根溯源宝华山是古林寺的分灯，进一步讲，今日所有律宗法系应皆源出于古林。而宝华的开山第一代三昧律师得古林寺戒律之真传，所以宝华山的传戒正范、律腔板眼、日常规约，皆效仿古林寺。
从戒坛的建立上讲，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古心助雪浪洪恩修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顶，并得《宝志说戒图》，古心仿图中模式，于古林开坛传戒，大宏律宗，由此法会云兴，各地延请，以至天下无不知有戒律。这件事情在《宝华山志》中也有记载，“往三怀大师修大报恩寺，患顶不能升，值古心律师……三拜而举，遂有优婆离尊者之目……时塔藏中获铁函，函《宝志说戒图》”。因此，古心在古林寺建立戒坛，不会晚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神宗赐“万寿戒坛”额，并“敕绘坛仪”。此后，雍正九年（1731年），有富人闵君，来古林寺造访方丈鲁玉（1736—1813年），“仰其清望，咨访要妙，既聆法语，便尔心折，因请易青石戒坛，筑矾成之”。从这段文献可以明显看出，古林寺原来的戒坛是用青石筑建的，于1731年时，将青石戒坛改用矾石建造，“雕刻精工，时世罕匹”。[good]#文物代言人##约会博物馆##历史那些事##佛教#
南山律宗创始者为唐代道宣律师，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曾一度大盛于世。但在北宋末年，由于禅宗的盛行，使得律学无人问津，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数千卷悉皆散佚。元、明之际，私度泛滥，戒律几于埋没，法系失传。直至明万历年间，古心如馨律祖崛起于南京古林寺，大宏律宗，戒律为之一振，南山宗遂得以重光。
据《古林寺志》记载：“古林庵岗峦环抱，树木蓊蔚，明末黄山孙鼎隐居于此。庵自梁代高僧宝志公搭棚其间。”时称观音庵。故古林寺的最早开创者便是萧梁时期的著名高僧宝志禅师，其历史渊源可想而知。其后，“宋淳熙中（1175—1189年）改古林庵”，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古心律祖化庵为寺，三年告成，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赐额“振古香林禅寺”，并赐紫衣、锡杖。古心在寺内大宏戒法，登坛传戒之时，“感坛殿放光，五色霞彩直冲霄汉，众山群楼，三日不散，夜明如昼，莫不骇异赞钦”。古心又受到邀请，于诸大寺院开坛授戒，戒弟子逾万人，因而远近驰名。特别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帝延请古心赴五台山永明寺开建皇坛，传授“千佛大戒”，钦赐“慧云律师”号，并颁赉“金顶毘卢帽”。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皇帝下诏禁止僧尼开坛传戒以来，这是明政府首次正式同意佛教寺院开坛传戒，也是明末律学重兴的重要契机，同时表示朝廷肯定了古心宏扬戒律之贡献，使他的宏律事业达到颠峰，久已湮没的中国佛教律宗得到恢复和发展。南京古林寺也因此名声大噪，是公认的“中兴戒律第一祖庭”，寺内的戒坛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戒坛”。古心律祖圆寂前，召寺众于座下，“嘱累上首，以延律制”，并将其所创述的传戒正范、仪规、坛仪等著作，授于座下十二位法嗣，命其外出宏扬律宗。古心的十二位大弟子皆是“法门龙象”，如愍忠寺大会海祖、宝华山三昧光祖、五台山澄芳清祖、报国寺茂林祗祖、古林寺印含璞祖等，皆为古林寺之一脉。他们受命分住各地，“南到鼓山，北至燕京”，古林律学之所以遍行于天下，影响及于全国。
古林第十七世辅仁友祖云：“古心馨祖，行道金陵，香公请为庵主，宣扬戒法，是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也……维时诸护法缙绅，与名蓝尊宿，遂请开戒，振律古林，登坛说戒……故古林为中兴戒律之祖庭也……嗣法诸祖接席分灯，相继宏扬律学，遍行于天下，无不本古林之一脉……我二世隐微理祖，以及八世普悟澄祖，师终徒及，兄逊弟承，圣圣相传，贤贤继主者……”
古林第十九世学愚慧祖云：“后世咸知吾国律门之第一祖庭，古公道场常耀于金陵城西之凤凰山上，而永垂不朽矣……每岁春冬，四路清众以及来求戒者，争先恐后。”
《古林寺志》载：“……后逮明季僧之古祖，步叩五台，传授戒法，创造古林庵，每年春冬传戒，实为东南丛林传戒之祖……僧之古祖，本优婆离尊者重来……创建古林，为一大梵刹……乃天下戒根所系。”
黄智海《中兴古林律寺重开戒坛记》云：“南山宗十三传至古心馨公，以优婆离尊者之化身……行道金陵，驻锡兹寺，开坛说法，大振宗风……是为古林振兴律学第一代祖。”
胡祥翰《金陵胜迹志》载：“古林律寺，在定淮门内……自明万历间，僧古心改庵为寺……而宣扬戒法，依律传戒，又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
汪真如《律门祖庭汇志．序》：“慧云律师，倡明戒律，阐扬释旨，栖霞发轫，古林振锡……实为祖庭之首屈一指者矣。”
潘宗鼎云：“古心律师，崛起古林，承接南山之绪，所著传戒正范、仪轨等书，传于十二弟子……使无古心律师奋迹于绝续之交，天下将不知戒律为何事宜乎。”
释虚云《法系考正》：“古林庵慧云古心如馨律师，律宗古林第一世……专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兴戒法。”
释震华《中国佛教人名大词典》载：“如馨，明僧，字古心……馨以佛法住世，功在毗尼，因步礼五台，得悟戒旨，南返金陵，创古林律寺。”
宝华山隆昌寺的开创者亦是宝志禅师，初建时名莲花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妙峰、南宗、天空三师化庵为寺，十年告成，后明神宗赐额“护国圣化隆昌寺”。古林寺化庵为寺是在1584年至1587年间完成的，宝华山隆昌寺则是1605年至1615年间完成的，故在建筑上，古林早于宝华二十八年。
古心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驻锡古林庵，化庵为寺，宏扬戒律，此为古林律学之初嚆。三昧寂光得古林古祖真传，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登宝华山，开创律宗道场，为宝华第一代律祖，因此古林寺律宗道场的开创比宝华山早五十五年。
释守一《诸家宗派》云：“南山律派，自终南山道宣律师，为律门第一世，十三世传至金陵古林庵慧云如馨律师，馨传三昧寂光律师，为宝华山第一代。”
《南京古林寺与第一戒坛》云：“慧云法师有名弟子十二人，分住各地名刹，以推广其师所复兴之戒律……三昧寂光律师由扬州石塔寺移住龙潭宝华山之隆昌寺……宝华山近世日趋繁荣者……其实律门之祖庭仍为古林，虽山河有沧桑之变，而此传统的隆重典礼，仍不失其为发祥的地位。”
释印顺《华雨集》：“宋元以来，律制久衰，得明末古林馨公而振之，后乃有宝华山之崇律。”
释真华《参学琐谈》云：“古林寺是南方的律宗道场之一，寺址坐落在南京城内西北隅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好像是叫凤山）中，建筑堂皇，环境幽美，是一座不可多得的都市丛林。如果以历史来说，它还是宝华山的老前辈哩！因此，佛教界人士，大多知道‘先有古林，后有宝华’的两句话。又因为寺内有一个曾经放过三天三夜光明的戒坛……”
从法系传承上讲，古心是中兴南山律宗的初祖，古林寺是古心的根本道场。而三昧寂光则是古心的法嗣，得古林寺法脉后，开创宝华山。所以，追根溯源宝华山是古林寺的分灯，进一步讲，今日所有律宗法系应皆源出于古林。而宝华的开山第一代三昧律师得古林寺戒律之真传，所以宝华山的传戒正范、律腔板眼、日常规约，皆效仿古林寺。
从戒坛的建立上讲，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古心助雪浪洪恩修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顶，并得《宝志说戒图》，古心仿图中模式，于古林开坛传戒，大宏律宗，由此法会云兴，各地延请，以至天下无不知有戒律。这件事情在《宝华山志》中也有记载，“往三怀大师修大报恩寺，患顶不能升，值古心律师……三拜而举，遂有优婆离尊者之目……时塔藏中获铁函，函《宝志说戒图》”。因此，古心在古林寺建立戒坛，不会晚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神宗赐“万寿戒坛”额，并“敕绘坛仪”。此后，雍正九年（1731年），有富人闵君，来古林寺造访方丈鲁玉（1736—1813年），“仰其清望，咨访要妙，既聆法语，便尔心折，因请易青石戒坛，筑矾成之”。从这段文献可以明显看出，古林寺原来的戒坛是用青石筑建的，于1731年时，将青石戒坛改用矾石建造，“雕刻精工，时世罕匹”。[good]#文物代言人##约会博物馆##历史那些事##佛教#
#国外邮箱[超话]#歌妓、舞女、酒女等风尘女子，虽然半生以卖身卖笑为业，但是如果到了晚年能嫁人，当一名良家妻子，那么她以前放荡一淫一佚的生活，并不会对后来的正常生活构成妨害；可是一个一生都坚守贞操的节烈妇女，假如到了晚年由于耐不住空闺寂寞而失身的话，那她半生守寡所吃的苦就都付诸东流。俗谚说：“要评定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必须看他的后半生的晚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
非著名“法官”白居易判案时，是怎么写判决的？
北京一中院 2020-11-06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进士，贞元十八年（802）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白居易还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国家，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 “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礼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这件官司直至白居易案下，白居易写下如下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的规定。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行文简洁，文采闪烁，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道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动物，已经不再区分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个别样的香山居士，更加能拓展我们中国对于古代法律的认识，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
北京一中院 2020-11-06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进士，贞元十八年（802）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白居易还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国家，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 “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礼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这件官司直至白居易案下，白居易写下如下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的规定。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行文简洁，文采闪烁，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道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动物，已经不再区分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个别样的香山居士，更加能拓展我们中国对于古代法律的认识，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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