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徒会”的生财之道邪教组织的活动离不开钱的支撑。“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济运行，主要指他们聚敛、管理、支配钱财的方式方法。“门徒会”邪教组织通过收取“慈惠款”、经商等方式聚敛钱财，再以下发“看顾费”等方式支配钱财，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运营能力，支撑了其组织的运行。
2017年11月，陕西省商洛市依法掉一个区域性“门徒会”邪教组织体系，依法审判田某某多名“门徒会”人员，披露了“门徒会”邪教组织大量行凶作恶的铁证。从骨干人员交待的情况看，“门徒会”邪教组织形成了独立的收支体系，维持了其组织体系的基本运行。
“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济运行，是支撑他们宣扬歪理邪说、发展巩固组织成员的重要基础，也是教育帮扶“门徒会”邪教人员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
“门徒会”如何收支钱财？
“门徒会”邪教组织十分注重敛财，用于维持基本运转，供上层骨干挥霍，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收取成员的“慈惠款”和部分骨干“经商”所得。
一是收取“慈惠款”。“门徒会”骨干成员声称“把钱财、粮食存入天国，到了天国才有用的吃的”“周济生活困难的穷人，照顾无人赡养老人”等，要求成员捐钱捐物，“门徒会”成员受其蛊惑，将部分钱财捐出，造成自己生活困难，“门徒会”邪教组织以此聚敛大量钱财。比如，陕西省镇安县“门徒会”骨干刘某某，某2015年以教会点执事的身份先后收取“慈惠款”达43万之多。
二是“经商”所得。近几年，“门徒会”邪教组织推行“亏补赚缴”的经营模式，即鼓励“门徒会”成员经商，凡是亏本的由“门徒会”邪教组织给予一定补助，凡是赚钱的按一定比例上缴“门徒会”邪教组织统筹使用。据新华网公布的消息，湖北省监利县“门徒会”邪教组织利用这种模式赚取大量钱财，累计高达4000余万元。
“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费用途有很多，在“三肢体”中设有“慈管员”一职，专门管理“门徒会”邪教组织经费，其用途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1.用于经济补助。对长期外出传教“门徒会”人员及其家属进行经济补助，对拘留及服刑“门徒会”人员进行经济补助，他们内部称之为“看顾费”，占“门徒会”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
2.用于邪教宣传。主要包括制作“门徒会”反动宣传文字资料、“得胜旗”“十字架”等邪教物品，同时包括“门徒会”邪教物品保存、运输费用。
3.用于“慰问”。对底层贫困“门徒会”人员进行生活补助和困难帮助，增强底层“门徒会”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对曾经受过打击处理且已经转化的“门徒会”人员慰问，诱导他们再次加入“门徒会”邪教组织。
4.对一些贫困群众进行生活帮助，以此宣扬“门徒会”歪理邪说，占其经费支出的极少部分。
5.上缴上级教会。按照一定比例，将所收“慈惠款”上缴上级教会负责人，层层上缴至高层，供“门徒会”高层挥霍。
6.部分骨干据为已有。由于“慈惠款”无严格管理制度，大量资金被“门徒会”骨干据为已有，用于购房、送子女上学和生活开销，甚至一些骨干将“慈惠款”借给亲戚经商等。
由此可见，“门徒会”邪教组织编造歪理邪说，骗取成员的血汗钱，然后用于发展“门徒会”邪教组织，供骨干使用。“门徒会”邪教组织成为骨干聚敛钱财的一种途径，由此也产生了不少职业分子，凸显了“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社会危害。
“门徒会”经济运行的危害
“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济模式危害有多大，可先看四组数据。
第一组，陕西省镇安县一个教会点，2015年共收取“慈惠款”43万余元，其中下发各级骨干“看顾费”38万余元。
第二组，湖北省监利县“门徒会”邪教组织近几年利用“亏补赚缴”模式经商，多渠道聚敛钱财，自2013年至2017年上半年，累计敛财4000余万元。
第三组，陕西省镇安县“门徒会”邪教组织小分会点主执白某某2015年11月3日至13日被拘留10日，随后领取“看顾费”7800元，同时调任另一小分会点任主执。
第四组，“门徒会”邪教组织长江大会执事陈某某，将保管的530万元“慈惠款”“借”给弟弟20万元，2014年陈某母亲去世时，他自己拿了4万元用于办丧事，这些钱事后都没有归还。
从四组数据分析，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门徒会”邪教组织聚敛钱财数额巨大，是由无数家庭的血汗钱积累起来的，实际上是无数个家庭的悲剧；二是“门徒会”邪教组织的钱财被骨干据为已有，催生了“门徒会”骨干向职业化方向发展，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方式，致使一些“门徒会”骨干屡教不改。
“门徒会”经济运行的缺陷
分析“门徒会”邪教组织经济运行，可以用“取之不义、用之不义”8个字来形容，即人们知道真相后会降低缴纳“慈惠款”的积极性，其骨干因敛财的事实被曝光后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门徒会”邪教组织经济运行最大的软肋是害怕曝光。一旦他们的敛财黑幕曝光后，一方面，缴纳“奉献款”的成员感觉自己上当受骗，防范和抵制“门徒会”邪教组织的意识就会加强，“门徒会”骨干再次行骗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门徒会”骨干违法犯罪行为被曝光，他们的真实面目曝露在世人面前，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他们减少继续收取“慈惠款”的行为。
同时，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慈惠款”看清“门徒会”敛财的邪教本质，防范和抵制的意识将普遍增强，为“门徒会”人员教育转化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破解“门徒会”经济运行
受“门徒会”经济运行的影响，一些“门徒会”邪教人员越陷越深，最终成为痴迷人员或骨干人员；一些“骨干”人员屡教不改，甚至转化后又出现反复。教育转化工作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断其幻想。“门徒会”骨干人员，长期通过收取“慈惠款”“亏补赚缴”等方式聚敛钱财，再以领取“看顾费”、据为已有等方式把钱财据为已有，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方式，如果不能断其这方面的幻想，容易增加教育转化的难度，即使转化后也容易发生反复。在对“门徒会”骨干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中，结合深挖打击，捣毁他们的经济体系，没收相关财产，断其继续依靠“门徒会”发财的幻想。
第二，破其侥幸。凡是被查获的“门徒会”骨干人员，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被查获是暂时的，继续依靠“慈惠款”发财是长远的，存在侥幸心理。他们在拘留或服刑期间，积极配合监所“转化”，一旦走出监所，继续从事“门徒会”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形成反侦查能力。因此，在巩固期间要加强监管，完善重点人管理措施，能够迅速发现他们的违法活动，及时依法予以打击处理，彻底打掉他们的侥幸心理。
第三，阻其来源。“门徒会”骨干分子之所以频繁收取“慈惠款”，重要原因是他们手下的成员不识其真面目，愿意将自己的财产甘愿献出，才导致他们觉得“有利可图”。因此，开展骨干“门徒会”人员教育转化工作时，要向其控制的成员披露敛财的事实，特别是披露“慈惠款”的用途，看有多少用于扶贫扶弱、有多少用于发展“门徒会”成员、有多少据为已有，让其控制的成员知道“慈惠款”真相，从而不再捐款。当他们发现通过“门徒会”再难获得钱财的时候，其参与“门徒会”非法活动的动力就会减弱，使教育转化成果得到巩固。
第四，给其前景。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需要稳定的经济来源维持生活，否则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门徒会”骨干人员而言，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难免会重操旧业，继续从事“门徒会”非法活动。因此，开展骨干“门徒会”人员教育转化工作时，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帮助他们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稳定的收入，不再为“门徒会”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2017年11月，陕西省商洛市依法掉一个区域性“门徒会”邪教组织体系，依法审判田某某多名“门徒会”人员，披露了“门徒会”邪教组织大量行凶作恶的铁证。从骨干人员交待的情况看，“门徒会”邪教组织形成了独立的收支体系，维持了其组织体系的基本运行。
“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济运行，是支撑他们宣扬歪理邪说、发展巩固组织成员的重要基础，也是教育帮扶“门徒会”邪教人员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
“门徒会”如何收支钱财？
“门徒会”邪教组织十分注重敛财，用于维持基本运转，供上层骨干挥霍，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收取成员的“慈惠款”和部分骨干“经商”所得。
一是收取“慈惠款”。“门徒会”骨干成员声称“把钱财、粮食存入天国，到了天国才有用的吃的”“周济生活困难的穷人，照顾无人赡养老人”等，要求成员捐钱捐物，“门徒会”成员受其蛊惑，将部分钱财捐出，造成自己生活困难，“门徒会”邪教组织以此聚敛大量钱财。比如，陕西省镇安县“门徒会”骨干刘某某，某2015年以教会点执事的身份先后收取“慈惠款”达43万之多。
二是“经商”所得。近几年，“门徒会”邪教组织推行“亏补赚缴”的经营模式，即鼓励“门徒会”成员经商，凡是亏本的由“门徒会”邪教组织给予一定补助，凡是赚钱的按一定比例上缴“门徒会”邪教组织统筹使用。据新华网公布的消息，湖北省监利县“门徒会”邪教组织利用这种模式赚取大量钱财，累计高达4000余万元。
“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费用途有很多，在“三肢体”中设有“慈管员”一职，专门管理“门徒会”邪教组织经费，其用途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1.用于经济补助。对长期外出传教“门徒会”人员及其家属进行经济补助，对拘留及服刑“门徒会”人员进行经济补助，他们内部称之为“看顾费”，占“门徒会”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
2.用于邪教宣传。主要包括制作“门徒会”反动宣传文字资料、“得胜旗”“十字架”等邪教物品，同时包括“门徒会”邪教物品保存、运输费用。
3.用于“慰问”。对底层贫困“门徒会”人员进行生活补助和困难帮助，增强底层“门徒会”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对曾经受过打击处理且已经转化的“门徒会”人员慰问，诱导他们再次加入“门徒会”邪教组织。
4.对一些贫困群众进行生活帮助，以此宣扬“门徒会”歪理邪说，占其经费支出的极少部分。
5.上缴上级教会。按照一定比例，将所收“慈惠款”上缴上级教会负责人，层层上缴至高层，供“门徒会”高层挥霍。
6.部分骨干据为已有。由于“慈惠款”无严格管理制度，大量资金被“门徒会”骨干据为已有，用于购房、送子女上学和生活开销，甚至一些骨干将“慈惠款”借给亲戚经商等。
由此可见，“门徒会”邪教组织编造歪理邪说，骗取成员的血汗钱，然后用于发展“门徒会”邪教组织，供骨干使用。“门徒会”邪教组织成为骨干聚敛钱财的一种途径，由此也产生了不少职业分子，凸显了“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社会危害。
“门徒会”经济运行的危害
“门徒会”邪教组织的经济模式危害有多大，可先看四组数据。
第一组，陕西省镇安县一个教会点，2015年共收取“慈惠款”43万余元，其中下发各级骨干“看顾费”38万余元。
第二组，湖北省监利县“门徒会”邪教组织近几年利用“亏补赚缴”模式经商，多渠道聚敛钱财，自2013年至2017年上半年，累计敛财4000余万元。
第三组，陕西省镇安县“门徒会”邪教组织小分会点主执白某某2015年11月3日至13日被拘留10日，随后领取“看顾费”7800元，同时调任另一小分会点任主执。
第四组，“门徒会”邪教组织长江大会执事陈某某，将保管的530万元“慈惠款”“借”给弟弟20万元，2014年陈某母亲去世时，他自己拿了4万元用于办丧事，这些钱事后都没有归还。
从四组数据分析，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门徒会”邪教组织聚敛钱财数额巨大，是由无数家庭的血汗钱积累起来的，实际上是无数个家庭的悲剧；二是“门徒会”邪教组织的钱财被骨干据为已有，催生了“门徒会”骨干向职业化方向发展，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方式，致使一些“门徒会”骨干屡教不改。
“门徒会”经济运行的缺陷
分析“门徒会”邪教组织经济运行，可以用“取之不义、用之不义”8个字来形容，即人们知道真相后会降低缴纳“慈惠款”的积极性，其骨干因敛财的事实被曝光后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门徒会”邪教组织经济运行最大的软肋是害怕曝光。一旦他们的敛财黑幕曝光后，一方面，缴纳“奉献款”的成员感觉自己上当受骗，防范和抵制“门徒会”邪教组织的意识就会加强，“门徒会”骨干再次行骗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门徒会”骨干违法犯罪行为被曝光，他们的真实面目曝露在世人面前，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他们减少继续收取“慈惠款”的行为。
同时，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慈惠款”看清“门徒会”敛财的邪教本质，防范和抵制的意识将普遍增强，为“门徒会”人员教育转化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破解“门徒会”经济运行
受“门徒会”经济运行的影响，一些“门徒会”邪教人员越陷越深，最终成为痴迷人员或骨干人员；一些“骨干”人员屡教不改，甚至转化后又出现反复。教育转化工作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断其幻想。“门徒会”骨干人员，长期通过收取“慈惠款”“亏补赚缴”等方式聚敛钱财，再以领取“看顾费”、据为已有等方式把钱财据为已有，成为他们谋生的一种方式，如果不能断其这方面的幻想，容易增加教育转化的难度，即使转化后也容易发生反复。在对“门徒会”骨干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中，结合深挖打击，捣毁他们的经济体系，没收相关财产，断其继续依靠“门徒会”发财的幻想。
第二，破其侥幸。凡是被查获的“门徒会”骨干人员，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被查获是暂时的，继续依靠“慈惠款”发财是长远的，存在侥幸心理。他们在拘留或服刑期间，积极配合监所“转化”，一旦走出监所，继续从事“门徒会”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形成反侦查能力。因此，在巩固期间要加强监管，完善重点人管理措施，能够迅速发现他们的违法活动，及时依法予以打击处理，彻底打掉他们的侥幸心理。
第三，阻其来源。“门徒会”骨干分子之所以频繁收取“慈惠款”，重要原因是他们手下的成员不识其真面目，愿意将自己的财产甘愿献出，才导致他们觉得“有利可图”。因此，开展骨干“门徒会”人员教育转化工作时，要向其控制的成员披露敛财的事实，特别是披露“慈惠款”的用途，看有多少用于扶贫扶弱、有多少用于发展“门徒会”成员、有多少据为已有，让其控制的成员知道“慈惠款”真相，从而不再捐款。当他们发现通过“门徒会”再难获得钱财的时候，其参与“门徒会”非法活动的动力就会减弱，使教育转化成果得到巩固。
第四，给其前景。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需要稳定的经济来源维持生活，否则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门徒会”骨干人员而言，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难免会重操旧业，继续从事“门徒会”非法活动。因此，开展骨干“门徒会”人员教育转化工作时，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帮助他们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稳定的收入，不再为“门徒会”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四部委发文力促企业降杠杆债转股有望“增量扩面提质”】
市场化“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四部委工作要点的出台，“债转股”业务再度迎来多项“政策红利”，有望进入“增量扩面提质”阶段。为了更好推进债转股，除了更好地使用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还需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市场化债转股中资本占用过多以及国有资产定价难等问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对外发布《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针对债转股业务，提出要推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挥市场化债转股主力军作用、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渠道、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使用等。
那么，这些“政策红利”将对债转股业务产生何种影响？该业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
AIC发挥主力军作用
从目前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参与主体看，主要集中于两者，即五大行的债转股实施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但从市场份额看，前者无疑占据了主体地位。
为此，《工作要点》提出，要推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主力军”作用。
如何发挥？具体来看，设立AIC的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行司联动，扩大AIC编制，充实其人才队伍，建立符合股权投资特点的绩效评价和薪酬管理体系。
为何债转股的主力担子落在了五大AIC身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从设立的初衷看，AIC是五大行为了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专门成立的投资公司，其经营范围本就围绕债转股及其相关配套服务，如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实行重组、转让和处置，投资企业股权，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等。
根据AIC管理办法，收购债权转股权、处置转股失败的债权均属于AIC主业，AIC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原则上不应低于50%。
与此同时，由于依托商业银行股东，五大AIC在发现高负债优质企业方面也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例如，农行AIC农银投资曾及时对东方园林旗下环保集团增资10亿元，并设计出多层次风险缓释措施，缓解了这个在国内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景观设计行业处于龙头地位的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
目前，AIC债转股的转股债权大多为正常类贷款，不良债权占比较小。AIC在债权收购范围、收购债权定价以及处置方式等方面，商业银行股东还可以给予较为灵活的债转股业务运作模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初，AIC共落地实施债转股项目254个，落地金额4000亿元。
相比之下，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的主要业务则是金融不良资产、非金融不良资产业务，就债转股业务而言，AMC与AIC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
其中，作为四大AMC之一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计划投放50亿元用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上半年新增投放21.06亿元，主要用于两个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
明确了主力实施者后，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还面临“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此前，在债转股项目实施过程中颇受资金募集难、来源有限的制约。具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股权退出在周期、回报率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产生资金错配；市场化募集资金则对回报率要求较高，如果不能从债转股项目中获得预期收益回报，其参与规模将十分有限。
为此，《工作要点》提出，将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渠道。其中，将出台“AIC发起设立资管产品备案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险资参与债转股的渠道也得到了拓宽。《工作要点》明确，将市场化债转股资管产品列入保险资金等长期限资金允许投资的白名单，并将探索提出允许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公募资管产品依法合规参与优质企业债转股。据介绍，目前AIC通过设立私募基金子公司、与产业基金和地方政府合作等方式，积极拓展募资渠道。其中，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资管产品等渠道共募集社会资金250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债转股进程。
此外，为了发挥好央行降准所释放的资金，《工作要点》提出将加强对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使用情况的评估考核，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调动全行资源用好定向降准资金支持市场化债转股。
央行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约50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鼓励相关银行和实施主体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债转股。截至2019年4月末，已有24个项目民企债转股项目落地，其中定向降准后新增投资了22家。
“除了考核，还要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的使用。”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单独或联合设立AIC，二是支持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用所属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子公司、同一金融控股集团现有股权投资机构或拟开展合作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
两大实际操作难题待解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有了参与机构和参与资金，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就能够顺利推进。据了解，在业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两大问题——资本占用较高、资产定价难。
“从资本占用角度看，根据规定，因市场化债转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250%，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400%，这对参与机构造成了较大压力。”某AMC相关负责人说，债转股需要大量长期资金，资金成本也相对较高。
对此，《工作要点》提出将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债转股资本占用过多问题。其中，要妥善解决AIC等机构持有债转股股权风险权重较高、资本占用较多问题。
解决思路之一，是聚焦AIC背后的商业银行股东，支持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同时，鼓励外资依法合规入股AIC等债转股实施机构。
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深入，尤其是跨境交易政策逐步突破，外资进入特殊机会投资的意愿有所提升，并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标的。
除了增加资本金，外资入股还能够为国内债转股实施机构带来更多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和投资经验，促进本土机构提升其在行业研究、价值增值、团队建设等方面的能力，进而提高本土机构的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资产定价是另一个要解决的难题。相较于债权的信用定价，转股股权定价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参考标准。不同的项目定价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经营情况、债务规模、人员架构、行业发展等都会对定价产生影响，导致投资方很难与企业在定价上达成一致。涉及国有资产时，该痛点尤其突出。“一旦出现市场评估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情况，往往无人敢于签字。这当中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少参与机构对此顾虑较大。”某AIC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调研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定价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上述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有效完善国有企业、债转股实施机构等尽职免责办法，解除相关主体的后顾之忧。
市场化“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四部委工作要点的出台，“债转股”业务再度迎来多项“政策红利”，有望进入“增量扩面提质”阶段。为了更好推进债转股，除了更好地使用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还需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市场化债转股中资本占用过多以及国有资产定价难等问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对外发布《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针对债转股业务，提出要推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挥市场化债转股主力军作用、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渠道、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使用等。
那么，这些“政策红利”将对债转股业务产生何种影响？该业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
AIC发挥主力军作用
从目前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参与主体看，主要集中于两者，即五大行的债转股实施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但从市场份额看，前者无疑占据了主体地位。
为此，《工作要点》提出，要推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主力军”作用。
如何发挥？具体来看，设立AIC的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行司联动，扩大AIC编制，充实其人才队伍，建立符合股权投资特点的绩效评价和薪酬管理体系。
为何债转股的主力担子落在了五大AIC身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从设立的初衷看，AIC是五大行为了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专门成立的投资公司，其经营范围本就围绕债转股及其相关配套服务，如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实行重组、转让和处置，投资企业股权，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等。
根据AIC管理办法，收购债权转股权、处置转股失败的债权均属于AIC主业，AIC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原则上不应低于50%。
与此同时，由于依托商业银行股东，五大AIC在发现高负债优质企业方面也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例如，农行AIC农银投资曾及时对东方园林旗下环保集团增资10亿元，并设计出多层次风险缓释措施，缓解了这个在国内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景观设计行业处于龙头地位的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
目前，AIC债转股的转股债权大多为正常类贷款，不良债权占比较小。AIC在债权收购范围、收购债权定价以及处置方式等方面，商业银行股东还可以给予较为灵活的债转股业务运作模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初，AIC共落地实施债转股项目254个，落地金额4000亿元。
相比之下，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的主要业务则是金融不良资产、非金融不良资产业务，就债转股业务而言，AMC与AIC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
其中，作为四大AMC之一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计划投放50亿元用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上半年新增投放21.06亿元，主要用于两个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
明确了主力实施者后，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还面临“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此前，在债转股项目实施过程中颇受资金募集难、来源有限的制约。具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股权退出在周期、回报率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产生资金错配；市场化募集资金则对回报率要求较高，如果不能从债转股项目中获得预期收益回报，其参与规模将十分有限。
为此，《工作要点》提出，将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渠道。其中，将出台“AIC发起设立资管产品备案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险资参与债转股的渠道也得到了拓宽。《工作要点》明确，将市场化债转股资管产品列入保险资金等长期限资金允许投资的白名单，并将探索提出允许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公募资管产品依法合规参与优质企业债转股。据介绍，目前AIC通过设立私募基金子公司、与产业基金和地方政府合作等方式，积极拓展募资渠道。其中，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资管产品等渠道共募集社会资金250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债转股进程。
此外，为了发挥好央行降准所释放的资金，《工作要点》提出将加强对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使用情况的评估考核，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调动全行资源用好定向降准资金支持市场化债转股。
央行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约50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鼓励相关银行和实施主体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债转股。截至2019年4月末，已有24个项目民企债转股项目落地，其中定向降准后新增投资了22家。
“除了考核，还要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的使用。”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单独或联合设立AIC，二是支持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用所属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子公司、同一金融控股集团现有股权投资机构或拟开展合作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
两大实际操作难题待解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有了参与机构和参与资金，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就能够顺利推进。据了解，在业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两大问题——资本占用较高、资产定价难。
“从资本占用角度看，根据规定，因市场化债转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250%，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400%，这对参与机构造成了较大压力。”某AMC相关负责人说，债转股需要大量长期资金，资金成本也相对较高。
对此，《工作要点》提出将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债转股资本占用过多问题。其中，要妥善解决AIC等机构持有债转股股权风险权重较高、资本占用较多问题。
解决思路之一，是聚焦AIC背后的商业银行股东，支持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同时，鼓励外资依法合规入股AIC等债转股实施机构。
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深入，尤其是跨境交易政策逐步突破，外资进入特殊机会投资的意愿有所提升，并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标的。
除了增加资本金，外资入股还能够为国内债转股实施机构带来更多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和投资经验，促进本土机构提升其在行业研究、价值增值、团队建设等方面的能力，进而提高本土机构的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资产定价是另一个要解决的难题。相较于债权的信用定价，转股股权定价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参考标准。不同的项目定价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经营情况、债务规模、人员架构、行业发展等都会对定价产生影响，导致投资方很难与企业在定价上达成一致。涉及国有资产时，该痛点尤其突出。“一旦出现市场评估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情况，往往无人敢于签字。这当中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少参与机构对此顾虑较大。”某AIC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调研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定价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上述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有效完善国有企业、债转股实施机构等尽职免责办法，解除相关主体的后顾之忧。
智慧线短或有中断的人比较笨吗？
智慧线比较短的人，意志力不坚定，做事情热情度不够，财运也一般。如果智慧线短，在其他方面加以弥补，想办法解决问题，运势也可以慢慢改变。
智慧线中断的人，或是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形，除了注意力不能集中、意志力不强外，也可能会有脑部受创的情形，容易犯偏头痛的毛病，或是比较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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