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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叶王，白叶单丛中最老的树丛，现在很多白叶都是它的后代。九十年代被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当为国宾茶招待国宾。
一个时代潮州茶的代表，1996年的岭头单丛茶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就以特有的香韵走向世界，并成为钓鱼台国宾馆的国宾茶，带动了潮州单丛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本批茶叶保存完好，存世量也不多，增值空间也非常大。

@宇文珏 但中西文明也在这种“战国状态”“竞争状态”中走向分野：中国文明仅仅把“战国状态”当做一个历史阶段，一个达到更高阶段的历史途径，而非历史目的，因为在战国之上有更高价值的“大一统”。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走向“天下大治”，即便四分五裂的“战国状态”孕育了革命性引入，那充其量也是一种“必要的乱”。乱没有独立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会公开和片面地去称颂战国时代和天下大乱的价值，如果乱不能最终走向秩序大治，那就是最大的恶。中国古人的“政治理性”很清楚：天下大乱，得利的往往只是社会中一少部分人，极少一部分精英，而只有“国泰民安，天下一统”，才能让绝大部分人获益。古人论证大一统，采取各种集权性的制度设计，一般也是从这个判断出发的。“大一统”、“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社会最大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孕育和推崇的首要价值，是社会平等。

而西方文明则停留在了“战国状态”、“多元竞争”状态当中，它们没有从这种开端走向“大一统”，或者说，大一统也没有发展成为它们历史的目的和崇高价值。与中国历史不同，在西方文明中，“战国状态”被当做政治理性和理想原则被截取下来，统一不过是保护它们的手段，不过是“必要的恶”。这一取向与中国文明是完全相反的。它们的制度设计也倾向于多元制衡，它们的政治价值也更加亲昵“滋油”，即便一个时代冲突不断，绝大多数人处在恐惧暴力仇恨和病毒的肆虐当中，但只要保证一部分的“滋油”，那就是黄金时代。这与中国文明的区别是明显的：对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战乱不休，人民流离失所、衣不蔽体、孤鸿遍野的时代，中国知识人都是不会去歌颂的；当然，近代启蒙知识人和公知除外。

这就是“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