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
读者 2020年20期
严飞
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我一直都在好奇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至少在我接触的博士生里面，无论是理科博士，抑或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会主动读书者，似乎凤毛麟角。
依常理而言，学问做到博士阶段，这一路走来，书自然读得不少，对于挑灯夜读的读书之苦，也肯定都有着切肤之痛。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课程要求而布置的读本、因论文写作而参考的书目，仔细想想，又有多少杂书、闲书、枕边之书、无关痛痒之书、不务正业之书、信手翻阅之书，是我们这些博士生因兴趣而发，主动去阅读的呢？
前几日和一位牛津毕业的博士生聊天，当谈及他所攻读的管理学领域时，他可以就某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侃侃而谈，但当话题转移到某一社会议题时，他炯炯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不自觉地缩在角落里，难以继续对谈。
在专业学科领域，我相信我的这位朋友定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我总感到有小小的遗憾，遗憾他在人文底蕴和人文见识上的缺乏，而这根源所在，就是在年少正好读杂书的黄金时期，将阅读的时间都交给了专业的学科读物。其结果是，专业知识突飞猛进，学养气质却无法跟上，那种对于文化的敏感、对于社会的关怀，以及对于忧患的反思，都会于潜移默化间有所欠缺。
所谓术业有专攻，系统而专业的学科训练自然是必须的，但过于专注于某一学科的专业强化，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而言，过分强调对技术和职业化的训练而忽略对人文内涵的拓展，其结果，就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的，“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的学术走向。
读书本该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激荡，然而在大多数博士生的长期“读书”生涯中，读书并不是一件得其所趣之事。本该“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自得，反而演变成一种机械式的摄取。等博士们毕业后成为学院里的教授，学问是有的，但知识结构狭窄片面，只有分析而没有联想，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只有实证而没有批判，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政治伦理、文化形态等问题也就缺乏应有的信念和投入。“专家没有了灵魂”（韦伯语），那就会成为“一根筋”和“工具人”。
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十分厌恶那些只具有“技术专家气质”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曾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生活”的人，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
在米尔斯看来，人文精神和价值信仰是激发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含义”的关键。而现今，“科层制的气质渗透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横行、功利主义作怪的状况是社会科学的重大灾难，技术专家式的学者因其实用性取向，不仅远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也远离了社会学的思想力与行动力。
米尔斯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当我还在香港的大学里工作的时候，就曾深感米尔斯笔下所谓的“科层制的气质”对于思想、理念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束缚。
我所在的学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进了几位。指标压力之下，博士、教授们都成为论文生产线上的机器，一项课题可以就其中几个变量的异同颠来倒去地翻炒出好几篇论文。更有甚者，这条论文生产线也讲究专业化的分工，在某一社会科学系，有位副教授最为擅长统计运算，被奉为镇系之宝，因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论文牵涉复杂的统计分析，就好像装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须交给他来做。他每年也因此能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但迄今鲜有一篇具有影响力和创新性。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僵化，正因囿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人文底蕴这一本为内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文修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自主性的分量，是因为我更加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
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社会，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社会议题，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變社会运行的不合理之处，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知和思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尔斯语）。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学问的冒险》一书，黎 青图）
读者 2020年20期
严飞
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我一直都在好奇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至少在我接触的博士生里面，无论是理科博士，抑或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会主动读书者，似乎凤毛麟角。
依常理而言，学问做到博士阶段，这一路走来，书自然读得不少，对于挑灯夜读的读书之苦，也肯定都有着切肤之痛。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课程要求而布置的读本、因论文写作而参考的书目，仔细想想，又有多少杂书、闲书、枕边之书、无关痛痒之书、不务正业之书、信手翻阅之书，是我们这些博士生因兴趣而发，主动去阅读的呢？
前几日和一位牛津毕业的博士生聊天，当谈及他所攻读的管理学领域时，他可以就某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侃侃而谈，但当话题转移到某一社会议题时，他炯炯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不自觉地缩在角落里，难以继续对谈。
在专业学科领域，我相信我的这位朋友定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我总感到有小小的遗憾，遗憾他在人文底蕴和人文见识上的缺乏，而这根源所在，就是在年少正好读杂书的黄金时期，将阅读的时间都交给了专业的学科读物。其结果是，专业知识突飞猛进，学养气质却无法跟上，那种对于文化的敏感、对于社会的关怀，以及对于忧患的反思，都会于潜移默化间有所欠缺。
所谓术业有专攻，系统而专业的学科训练自然是必须的，但过于专注于某一学科的专业强化，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而言，过分强调对技术和职业化的训练而忽略对人文内涵的拓展，其结果，就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的，“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的学术走向。
读书本该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激荡，然而在大多数博士生的长期“读书”生涯中，读书并不是一件得其所趣之事。本该“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自得，反而演变成一种机械式的摄取。等博士们毕业后成为学院里的教授，学问是有的，但知识结构狭窄片面，只有分析而没有联想，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只有实证而没有批判，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政治伦理、文化形态等问题也就缺乏应有的信念和投入。“专家没有了灵魂”（韦伯语），那就会成为“一根筋”和“工具人”。
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十分厌恶那些只具有“技术专家气质”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曾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生活”的人，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
在米尔斯看来，人文精神和价值信仰是激发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含义”的关键。而现今，“科层制的气质渗透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横行、功利主义作怪的状况是社会科学的重大灾难，技术专家式的学者因其实用性取向，不仅远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也远离了社会学的思想力与行动力。
米尔斯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当我还在香港的大学里工作的时候，就曾深感米尔斯笔下所谓的“科层制的气质”对于思想、理念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束缚。
我所在的学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进了几位。指标压力之下，博士、教授们都成为论文生产线上的机器，一项课题可以就其中几个变量的异同颠来倒去地翻炒出好几篇论文。更有甚者，这条论文生产线也讲究专业化的分工，在某一社会科学系，有位副教授最为擅长统计运算，被奉为镇系之宝，因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论文牵涉复杂的统计分析，就好像装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须交给他来做。他每年也因此能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但迄今鲜有一篇具有影响力和创新性。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僵化，正因囿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人文底蕴这一本为内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文修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自主性的分量，是因为我更加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
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社会，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社会议题，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變社会运行的不合理之处，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知和思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尔斯语）。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学问的冒险》一书，黎 青图）
《诗经长物》，田国福、田艳芳著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天才和精神分裂有点像，都是信息海量涌入。不过，天才能用智识理解这些信息，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做不到，所以被这些信息吞没。就讲讲这一对矛盾吧。
依照这个道理，像量子波动速读法这种玩意，是胡扯。那样的海量信息，如果没经过智识乃至心灵的消化而涌入，人会崩溃。记得一集《夺宝奇兵》，讲了七个水晶头盖骨，集齐了这七个头盖骨，一个好处是，可以打开其中的一个知识库，然后吸收进大脑。一苏联女特工实现了这一点，但当知识源源不断地涌入她大脑时，她炸掉了。
智识这个词，不太对，更准确的表达，是「自我」或「人格结构」能兜住这些信息。继续讲讲我最近常使用的基本隐喻，每个人的内部世界即是「我」，外部世界即是「你」，我和你之间有边界存在。你的信息的涌入，要得到我的许可，并且涌入后，我能消化和容纳，这样我就会被增强。相反，如果你的信息的涌入，如果太海量，我不能消化和容纳，我就可能会被撑裂。特别是，当你的信息的涌入，没有经过我的许可，而是入侵式的，那我就会体验为这是敌意的信息，我会有对抗，这份敌意乃至对抗，就会引起内耗或冲突，入侵越严重，信息越多，冲突就越激烈。
这是为什么，当强势父母用蛮劲给孩子灌输知识时，容易把孩子搞傻，而且他们越使劲，孩子越要对着干。这是为了守住自己的边界。
每个人不仅要保存肉体生命，也要保存精神生命，就是人格意义上的「我」。
这一点，我会直接引申到难民和非法移民对欧美社会等国家的冲击。当移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选择，而且确实能容纳并消化时，这会增强这个国家或地区。当移民失控了，这就是入侵，失控级别越高，这个国家或地区被削弱程度就越高。所以欧洲的确是有难了，而且暂时看不到欧洲有能改善的可能，甚至他们还没有这个意识。在白左头脑想象的层面，欧洲还可以无限容纳苦难的人们，可现实是，如果福利制度不改，就算没有移民，他们社会也快撑不住了。
人不能被动地吸收太多信息，否则会崩解。但是，当人感知，「我」和「你」的关系，是基本善意，而且「我」能把握形势时，这会导致一个人可以有极大地敞开，于是可以接受信息的海量涌入。我推测，那些真正过目不忘的人，例如比尔盖茨，这不仅是智商高，还得有这样的人格结构。
并且，当有这份人格结构时，还可以扭曲或破碎时空。即，因为「我」的智识与人格，可以与「你」的信息建立深度关系，当关系越来越深时，我和你之间会有心流产生，好像有一股能量或者什么，在你我之间乃至之外流动。当心流足够大时，人会体验到「无我」，不仅我消失了，你也消失了，同时很有意思的是，好像人又碰触到一个更大的存在……心流，或者说超深度关系中，「我」为了保护自我而设立的边界与防备消失了，信息可以彻底融入，不仅如此，好像事物的本质会自动显现，所以有些超出普通信息的本质性东西会涌现，这时人不仅接纳了海量信息，还洞见到了本质。所以，你远远不是事半功倍，而像蔡志忠所说，能持续投入的十个小时，价值是二十个被打断的半个小时的千万倍。
所以，一个人能自主性地，选择打开边界，欢迎信息涌入，然后感知到掌控，然后越来越放开边界，欢迎更多信息涌入，乃至海量。不仅如此，他还持续在一个或几个领域的海量信息中持续投入，这种连续性，会导致更可怕的质变。
家境、外貌、社会背景乃至智商等等，都不是一个人能掌握的，但人有一个基本公平是，这个方法是谁都可以试着去掌握的。
当然，最好是在童年，作为一个孩子，你的心灵基本敞开时，能在养育者这儿收获这样一份礼物，这样你就一直在一个快车道上行走。虽然你是行走，而很多人是在奔跑，但因为你是快车道，所以最终你会赢。快车道都不对，当你能与事物建立深度关系时，你还可以扭曲乃至破碎时空。
只用「我」和「你」这种二元关系来描绘，这是一个简化模型。其实更好的描绘，是「我你它」这种三元模型，但这个表述就更复杂，我就先简单讲讲。至于「我你它」三元模型，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之所以能专注投入，是因为，他的感知，「我」和知识、游戏、宠物乃至各种事物的「它」建立关系时，我是安全的，因为有强大而可以信任的「你」的守护。但能有这份感知，最初是因为孩子先在与抚养者特别是母亲的二元关系中，感知到，「你」是基本善意可信赖的。
所以精神分析一再说，不要急着给孩子灌输知识，养育者与孩子建立一个好关系，这比知识与技能，重要无数倍。现在你看到，因为一个好的关系，可以让孩子扭曲破碎时空。 https://t.cn/Rf2uRR7
依照这个道理，像量子波动速读法这种玩意，是胡扯。那样的海量信息，如果没经过智识乃至心灵的消化而涌入，人会崩溃。记得一集《夺宝奇兵》，讲了七个水晶头盖骨，集齐了这七个头盖骨，一个好处是，可以打开其中的一个知识库，然后吸收进大脑。一苏联女特工实现了这一点，但当知识源源不断地涌入她大脑时，她炸掉了。
智识这个词，不太对，更准确的表达，是「自我」或「人格结构」能兜住这些信息。继续讲讲我最近常使用的基本隐喻，每个人的内部世界即是「我」，外部世界即是「你」，我和你之间有边界存在。你的信息的涌入，要得到我的许可，并且涌入后，我能消化和容纳，这样我就会被增强。相反，如果你的信息的涌入，如果太海量，我不能消化和容纳，我就可能会被撑裂。特别是，当你的信息的涌入，没有经过我的许可，而是入侵式的，那我就会体验为这是敌意的信息，我会有对抗，这份敌意乃至对抗，就会引起内耗或冲突，入侵越严重，信息越多，冲突就越激烈。
这是为什么，当强势父母用蛮劲给孩子灌输知识时，容易把孩子搞傻，而且他们越使劲，孩子越要对着干。这是为了守住自己的边界。
每个人不仅要保存肉体生命，也要保存精神生命，就是人格意义上的「我」。
这一点，我会直接引申到难民和非法移民对欧美社会等国家的冲击。当移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选择，而且确实能容纳并消化时，这会增强这个国家或地区。当移民失控了，这就是入侵，失控级别越高，这个国家或地区被削弱程度就越高。所以欧洲的确是有难了，而且暂时看不到欧洲有能改善的可能，甚至他们还没有这个意识。在白左头脑想象的层面，欧洲还可以无限容纳苦难的人们，可现实是，如果福利制度不改，就算没有移民，他们社会也快撑不住了。
人不能被动地吸收太多信息，否则会崩解。但是，当人感知，「我」和「你」的关系，是基本善意，而且「我」能把握形势时，这会导致一个人可以有极大地敞开，于是可以接受信息的海量涌入。我推测，那些真正过目不忘的人，例如比尔盖茨，这不仅是智商高，还得有这样的人格结构。
并且，当有这份人格结构时，还可以扭曲或破碎时空。即，因为「我」的智识与人格，可以与「你」的信息建立深度关系，当关系越来越深时，我和你之间会有心流产生，好像有一股能量或者什么，在你我之间乃至之外流动。当心流足够大时，人会体验到「无我」，不仅我消失了，你也消失了，同时很有意思的是，好像人又碰触到一个更大的存在……心流，或者说超深度关系中，「我」为了保护自我而设立的边界与防备消失了，信息可以彻底融入，不仅如此，好像事物的本质会自动显现，所以有些超出普通信息的本质性东西会涌现，这时人不仅接纳了海量信息，还洞见到了本质。所以，你远远不是事半功倍，而像蔡志忠所说，能持续投入的十个小时，价值是二十个被打断的半个小时的千万倍。
所以，一个人能自主性地，选择打开边界，欢迎信息涌入，然后感知到掌控，然后越来越放开边界，欢迎更多信息涌入，乃至海量。不仅如此，他还持续在一个或几个领域的海量信息中持续投入，这种连续性，会导致更可怕的质变。
家境、外貌、社会背景乃至智商等等，都不是一个人能掌握的，但人有一个基本公平是，这个方法是谁都可以试着去掌握的。
当然，最好是在童年，作为一个孩子，你的心灵基本敞开时，能在养育者这儿收获这样一份礼物，这样你就一直在一个快车道上行走。虽然你是行走，而很多人是在奔跑，但因为你是快车道，所以最终你会赢。快车道都不对，当你能与事物建立深度关系时，你还可以扭曲乃至破碎时空。
只用「我」和「你」这种二元关系来描绘，这是一个简化模型。其实更好的描绘，是「我你它」这种三元模型，但这个表述就更复杂，我就先简单讲讲。至于「我你它」三元模型，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之所以能专注投入，是因为，他的感知，「我」和知识、游戏、宠物乃至各种事物的「它」建立关系时，我是安全的，因为有强大而可以信任的「你」的守护。但能有这份感知，最初是因为孩子先在与抚养者特别是母亲的二元关系中，感知到，「你」是基本善意可信赖的。
所以精神分析一再说，不要急着给孩子灌输知识，养育者与孩子建立一个好关系，这比知识与技能，重要无数倍。现在你看到，因为一个好的关系，可以让孩子扭曲破碎时空。 https://t.cn/Rf2uR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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