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之所以喜欢小溪是因为没见过大海，我见过银河，却只喜欢自己心目中最明亮的那颗星。
－－吴子瑶（女主）。
缓解剧荒，本书网址：https://t.cn/A6qt7fNN
小说《逐爱千金》已在晋江文学城全本完结，现寻求影视改编或实体出版，有意者请微博留言。
点开上面的网址或 晋江文学城上搜书名或作者即可看全本。作者：清风逸然作者微博：清风逸然w
－－吴子瑶（女主）。
缓解剧荒，本书网址：https://t.cn/A6qt7fNN
小说《逐爱千金》已在晋江文学城全本完结，现寻求影视改编或实体出版，有意者请微博留言。
点开上面的网址或 晋江文学城上搜书名或作者即可看全本。作者：清风逸然作者微博：清风逸然w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有书共鸣[超话]##看100本喜欢的书# 079 沈圣时《落花生船》#海豚书馆# 081
买《落花生船》只因为想集齐海豚书馆丛书。
知道这一刻打开书本，才知道几十年前有位诗人文人老师沈圣时。而沈圣时的文友朋友在他逝世几十年之后，在报章上撰文，想念他，寻找他，这位只活了二十九岁的诗人，有位在乎他，珍惜他的亲妹妹沈华，她看到文章，主动联系编辑……
海豚出版社能出版《落花生船》，有当年冯英子，高旅的功劳，有沈华女士的努力，有陈子善教授的帮助，有本书编辑吴心海的努力，而吴心海的父亲吴奔星是1930年代中期北京《小雅》诗刊的主编……1949年以后，当年的文人默默消失在风雨中……
真该感恩当年海豚书馆的“三结义”。
想起自己在图书馆阅报的岁月。
想起天南地北的网友为突然离世的文友筹钱出书的往事，那本书，不知何故竟然一直在我身边，我偶尔翻翻，现在我能透过他留下的文字，知道他是爱书之人，他一生所遭受的苦难，都被书所暖化，有书为伴写作为乐……我现在却不忍心再翻开那本书了，也不愿意再提起他的名字了，他看不到，我写给谁看?
和《落花生船》一样，书本以外的故事才让人无限感慨。我看书看得很粗心，边看边忘，但是这一刻我边看边想起故友，顺便缅怀逝去的日子。
#抄书#
1.装着一锅子面条粥的摊子也特多，常看到有二三个人伏在那很低的摊子上捧着一碗吃;这情景下，我总想到民间的惨淡的生活。
2.为生活，文章 不能不写。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分，时常会感到精神与良心上的痛楚。
3.汽车是最破的破汽车，在其他的公路上，绝不容易见到，我们疑心是收买下的破汽车，略加过修理，座位是几条木板，臀部震动得受 不住;大家“哎哎”地嘴里叫出来。从蚌埠去怀远仅是二十五里的短程，然而旅客的来往，简直是受罪似的。
3.瞪着壁上撕了大半本的日历，自己那么叹息着自己的失业，实在早就是预料到的，生在当今的时代，尤其是社会不景气的这年头，像我那样的人，被列入失业群中是很应该说必然的。
广阔的世界上，我.寻不到啖饭的地方，楞住在狭的笼似的家乡，像寄生虫那么地，吸蚀没有了脂肪的祖母老父的枯肠管壁，一颗伤痛的心，渐向下沉，向着黄昏，将形成一个歇斯特里的病态者了。
4.因为在前一日的日报上登了某君的一篇《章太炎的寂寞》，给章宅治丧处看了大不满意，以为对章老先生有“不敬”之处，并且编者被穿去受了一次训话，大概这便是原因，我这篇已发到排字房的稿子，也临时被抽了出来,不管它有无不敬之处。
5.本来我并无安定职业，一个人的职业，在我们这社会里是必须去找的并且必须竭力去找，但我竭力去找的结果都扑了空。
6.也得告诉你的是我近来又生了一场恶病，是慢性的肋膜炎，连医生也不能保证我将经过多少时日才能完全恢复失去的健康，这又是我生活上致命的一个打击，近来连略做一点劳动的事都 不能。
7.可是我终于由于先天不足，和幼年的环境不良，瘦弱多病，几乎正是养不长成的孩子，如今虽踅过了夭折的年龄，但每年还是在病态的生活下挨过去。
8.临行之日，我上了小轮船，二十余小学生，直送我到塘河出港处，船行已远，岸上送我的学生犹频频挥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受了绝大的感动，但这一回分别之后，这学校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们的消息更一点不知道，倘战难后，田园犹存，他们大概都忙碌地在田园里工作了。
9.有过一次我在街上瞧到一位从前在一个教室上过课的同学，现在他挑上了粪担，一手里提着一把粪帚,身子一摆一摆的挑着一担子幌过街去。
我亲见到一个还没满十六岁的从前曾同过校的女同学，嫁给一个地方上的流氓，生下了一大群孩子，她生活里的痛苦，我不敢去想;前年回乡来听说这个女的已经死了。（1935年8月15日《申报.自由谈》）
八十多年前的文字，读着读着就读出了历史的味道。我摘抄的读书笔记，也可以给没曾拥有这本书的有缘人们，用于参考。
附录
香港作家高旅忆“吴门旧友”
#抄书#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住的那条街，街名象征死亡。”这话使我吓了一跳，虽是笑谈，却觉得是不吉利的联想。看到他单薄的身子，十分为他着急。因为抗战的烽火眼看就要在全国燃烧起来，前线后方，都需要我们青年去奔驰救命，他那样瘦弱，脸色经常苍白，可谓弱不禁风，怎么打发这即将来到的大暴风雨时代呢?哪知他已染有相当严重的肺疾，别人难察自己该知道吧?
苏台旧梦逐云飞，小桥燕子归。春寒伴客吊斜晖，行人深巷稀。
檐牙短，市声微，东风将我欺;空庭败草怯疑非，踏过吴苑西。
——阮郎归.苏州访沈圣时兄不遇 一九四七
这一搁到了一九八四年，竟隔了三十七年，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顾文华兄，也是门旧友，与我通信，谈到圣时兄，提议由我写一篇短文，在I《苏州报》发表，作为“投石问路”，看可有反应。我照做了。不久就得到了沈华女士的来信，这才证实了凶耗。
虽然《落花生船》一书，几乎没有写到家人，但是沈华真是好妹妹!
买《落花生船》只因为想集齐海豚书馆丛书。
知道这一刻打开书本，才知道几十年前有位诗人文人老师沈圣时。而沈圣时的文友朋友在他逝世几十年之后，在报章上撰文，想念他，寻找他，这位只活了二十九岁的诗人，有位在乎他，珍惜他的亲妹妹沈华，她看到文章，主动联系编辑……
海豚出版社能出版《落花生船》，有当年冯英子，高旅的功劳，有沈华女士的努力，有陈子善教授的帮助，有本书编辑吴心海的努力，而吴心海的父亲吴奔星是1930年代中期北京《小雅》诗刊的主编……1949年以后，当年的文人默默消失在风雨中……
真该感恩当年海豚书馆的“三结义”。
想起自己在图书馆阅报的岁月。
想起天南地北的网友为突然离世的文友筹钱出书的往事，那本书，不知何故竟然一直在我身边，我偶尔翻翻，现在我能透过他留下的文字，知道他是爱书之人，他一生所遭受的苦难，都被书所暖化，有书为伴写作为乐……我现在却不忍心再翻开那本书了，也不愿意再提起他的名字了，他看不到，我写给谁看?
和《落花生船》一样，书本以外的故事才让人无限感慨。我看书看得很粗心，边看边忘，但是这一刻我边看边想起故友，顺便缅怀逝去的日子。
#抄书#
1.装着一锅子面条粥的摊子也特多，常看到有二三个人伏在那很低的摊子上捧着一碗吃;这情景下，我总想到民间的惨淡的生活。
2.为生活，文章 不能不写。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分，时常会感到精神与良心上的痛楚。
3.汽车是最破的破汽车，在其他的公路上，绝不容易见到，我们疑心是收买下的破汽车，略加过修理，座位是几条木板，臀部震动得受 不住;大家“哎哎”地嘴里叫出来。从蚌埠去怀远仅是二十五里的短程，然而旅客的来往，简直是受罪似的。
3.瞪着壁上撕了大半本的日历，自己那么叹息着自己的失业，实在早就是预料到的，生在当今的时代，尤其是社会不景气的这年头，像我那样的人，被列入失业群中是很应该说必然的。
广阔的世界上，我.寻不到啖饭的地方，楞住在狭的笼似的家乡，像寄生虫那么地，吸蚀没有了脂肪的祖母老父的枯肠管壁，一颗伤痛的心，渐向下沉，向着黄昏，将形成一个歇斯特里的病态者了。
4.因为在前一日的日报上登了某君的一篇《章太炎的寂寞》，给章宅治丧处看了大不满意，以为对章老先生有“不敬”之处，并且编者被穿去受了一次训话，大概这便是原因，我这篇已发到排字房的稿子，也临时被抽了出来,不管它有无不敬之处。
5.本来我并无安定职业，一个人的职业，在我们这社会里是必须去找的并且必须竭力去找，但我竭力去找的结果都扑了空。
6.也得告诉你的是我近来又生了一场恶病，是慢性的肋膜炎，连医生也不能保证我将经过多少时日才能完全恢复失去的健康，这又是我生活上致命的一个打击，近来连略做一点劳动的事都 不能。
7.可是我终于由于先天不足，和幼年的环境不良，瘦弱多病，几乎正是养不长成的孩子，如今虽踅过了夭折的年龄，但每年还是在病态的生活下挨过去。
8.临行之日，我上了小轮船，二十余小学生，直送我到塘河出港处，船行已远，岸上送我的学生犹频频挥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受了绝大的感动，但这一回分别之后，这学校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们的消息更一点不知道，倘战难后，田园犹存，他们大概都忙碌地在田园里工作了。
9.有过一次我在街上瞧到一位从前在一个教室上过课的同学，现在他挑上了粪担，一手里提着一把粪帚,身子一摆一摆的挑着一担子幌过街去。
我亲见到一个还没满十六岁的从前曾同过校的女同学，嫁给一个地方上的流氓，生下了一大群孩子，她生活里的痛苦，我不敢去想;前年回乡来听说这个女的已经死了。（1935年8月15日《申报.自由谈》）
八十多年前的文字，读着读着就读出了历史的味道。我摘抄的读书笔记，也可以给没曾拥有这本书的有缘人们，用于参考。
附录
香港作家高旅忆“吴门旧友”
#抄书#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住的那条街，街名象征死亡。”这话使我吓了一跳，虽是笑谈，却觉得是不吉利的联想。看到他单薄的身子，十分为他着急。因为抗战的烽火眼看就要在全国燃烧起来，前线后方，都需要我们青年去奔驰救命，他那样瘦弱，脸色经常苍白，可谓弱不禁风，怎么打发这即将来到的大暴风雨时代呢?哪知他已染有相当严重的肺疾，别人难察自己该知道吧?
苏台旧梦逐云飞，小桥燕子归。春寒伴客吊斜晖，行人深巷稀。
檐牙短，市声微，东风将我欺;空庭败草怯疑非，踏过吴苑西。
——阮郎归.苏州访沈圣时兄不遇 一九四七
这一搁到了一九八四年，竟隔了三十七年，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顾文华兄，也是门旧友，与我通信，谈到圣时兄，提议由我写一篇短文，在I《苏州报》发表，作为“投石问路”，看可有反应。我照做了。不久就得到了沈华女士的来信，这才证实了凶耗。
虽然《落花生船》一书，几乎没有写到家人，但是沈华真是好妹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