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英雄】文圣常院士：用一生回应海浪召唤的“点灯人”
一个人，一件夹克衫，一个公文包，从青年到壮年，直至老年，总是一边思索一边行走在通往实验室的小路上……这个场景，是中国海洋大学几代人的记忆。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我国海浪研究的“点灯人”——文圣常。他是中国海洋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院士，也是该校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条小路，被称为“院士小路”，是海大人的精神符号之一。
2022年3月20日下午，文圣常院士在青岛逝世，享年101岁。带着他耕海踏浪，在浩瀚海洋不懈求索的开拓者精神，给海大、给青岛、给中国海洋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段印记。
一、灵光一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现代意义上的海浪研究应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诺曼底登陆。1942年，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H.U.斯韦尔德鲁普和W.H.蒙克博士发明了利用天气图预报波浪的方法，并提出关于风、波浪、涌浪和岸浪的预报理论。从1944年6月6日，到盟军取得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包括了运用新兴的海浪预报理论。
距此一年多之后，1946年2月，25岁的文圣常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航船。已经从武汉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的文圣常，以飞机修理厂工作人员的身份，赴美国航空机械学校进修。第一次出海的他感受到了海浪的威力，“一万多吨的船在海上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漂浮……如果能把这些能量利用起来，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从天空到大海，从工科到理科，文圣常一个“荒唐”的念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大拐弯”。
还在美国进修期间，文圣常一边查阅海洋资料，一边结合机械工程学科所长，在心中勾勒出一种开发利用波浪能的简易装置。回国后，他到重庆任教。教书育人之余，他将心中设计了无数遍的海浪动力装置付诸实施——利用海浪的垂直运动获得电力输出，从而让海上灯塔夜里也能发光，为海上船只导航。据了解，当时建在陆地的灯塔上装有航标灯，依靠陆地电力供给，而海上灯塔因为陆电送不上去，是没有航标灯的。文圣常设计制造的波浪发电装置，为海上安装航标灯创造了条件，这项发明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依然具有应用价值。
然而，嘉陵江边的风浪比起海浪还是太小了，已经不能承载他的海浪装置试验。文圣常进一步尝试通过浮子来驱动小水泵发电，但嘉陵江上的试验效果却并不理想。到大海去，成了文圣常心中放不下的念想。
为了有机会试验，文圣常只要有机会到沿海城市出差开会，都会带上他的“浮子”。“浮子的外壳是白铁皮包的，局部涂有红漆。”手提“怪物”的文圣常，曾在北京车站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一番盘查、解释，确认不是炸弹，才得以放行。那一次到北京出差，文圣常去了北戴河，海上试验验证了他之前的想法，收获了一些成果。
1952年，文圣常和青岛相遇，在青岛，他见到了我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之一赫崇本。当时，赫崇本正在为山东大学海洋学科（海大的前身）的发展广招人才。在双方努力下，1953年，文圣常进入了山东大学。从此，文圣常犹如鱼儿入海，在这所因海而生的校园里耕海踏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开创性的海浪科研成果。
二、耕海踏浪，他为中国海浪学术奠基
1947年，山东大学设立海洋研究所，任命童第周为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为副所长。二人皆从事生物学研究，因此，直到1949年，物理海洋学博士赫崇本受聘山东大学后，物理海洋科教事业才开始起步。1953年来到山东大学的文圣常，面临的挑战，是从工科领域的机械工程，向理科领域的海洋科学转型。他给自己制订了庞大的基础理论学习计划，在那段过渡时期，他读书甚至比大学期间还要努力。
1953年，他发表的《利用海洋动力的一个建议》，成为我国学者最早探讨海浪能量利用的学术文章。“海洋中波浪具有类似天文数字的能量，可供开发的约有1亿千瓦，是很诱人的。许多国家在研究，但技术上的困难，使得有效的工业利用可能还是遥远的事。”伴随着知识的拓展和试验的推进，文圣常越来越感到，波浪能的开发利用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于是，他调整了研究方向，由研究海浪能量的开发利用，转向了理论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存在两种比较盛行的海浪研究方法——“能量平衡法”和“谱法”。这两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在于推测和假设成分较多，其理论建立在特殊状态下。文圣常结合主流计算方法，导出了可以描述波浪成长过程中的、更一般的、更普遍的风浪谱。1960年发表的《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记录了这一成果。同时，在涌浪的波高和周期计算中，基于对传统观念的质疑，文圣常给出了新的计算方法，撰写了《涌浪谱》一文。这两篇文章中的创新成果在有关国际海洋科学进展中被评为重大研究成果。“普遍风浪谱”在业内被称为“文氏风浪谱”。
20世纪80年代，文圣常在原有基础上，引入新的参量，推导出“理论风浪频谱”。该谱既适用于深海，也适用于浅水。根据他提出的风浪谱计算结果，不仅与中国各海区的观测结果十分吻合，也与国际上观测资料和风浪谱结果相当接近。
20世纪90年代，文圣常计算出方向谱，并在1991年第20届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学术会议上，得到与会学者高度评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加快，资源开采、航运贸易活动与海洋的联系更加紧密。提供准确、及时的海洋环境预报，以保证海上作业的安全和效益，显得十分迫切。1986年，我国启动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76项）“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文圣常承担了该项目的重中之重--“海浪数值预报方法研究”。5年后，文圣常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混合型海浪数值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当时我国计算机运行水平较低的困难，而且使我国的海浪预报模式从传统的经验预报，迈向了数值预报，很快便在国家和地区性海洋预报中心投入业务化应用。验收专家组评价：成果达到国际水平，部分内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被国家科委列为重大科技成果。
20世纪最后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国际减灾十年”的号召。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及近海环境关键技术研究”中，也设置了核心课题“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模式研究及业务化”。文圣常主持承担了这一核心课题的第一专题“灾害性海浪客观分析、四维同化和数值预报产品的研制”。1996年前后，他继续承担新的科研项目--“近岸带灾害性动力环境的数值模拟技术和优化评估技术研究”，发表了多篇涉及深、浅水风浪方向谱的学术论文，提出了“浅水风浪谱”“基于选定风浪方向谱的海浪模拟方法”等系列创新性理论。
三、教学相长，他照亮学子成长之路
1993年，文圣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圣常深知，探究海浪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培养海洋人才要从师资力量抓起。
中科院院士冯士筰与文圣常共事已近一个甲子。1962年大学毕业后，冯士筰到山东海洋学院工作，在海洋水文气象学系动力海洋学教研室从教。当时，文圣常是系主任。系里师资力量薄弱，一门普通海洋学课程需要多名老师共同讲授，戏称“八仙过海”。
“先生为我们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制订了一整套学习计划。”冯士筰回忆，“先生亲自为我们主讲计算数学和高级英语等基础课程；邀请教研室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为年轻教师主讲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到了期末，对我们像对学生一样考试打分、严加考核……先生为我们能有牢固的数理基础，真是煞费苦心了！”
像教学生一样培养年轻教师，而对学生，文圣常也是有教无类。自1989年起跟随文圣常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管长龙，依然记得自己给文圣常“讲课”的情景。管长龙读博士前学的是理论物理，攻读物理海洋，他需要爬一座“隔行”的山。文圣常知道他之前有过担任教师的工作经历，就想出了一个新颖的授课方式--师生换位。为了在讨论环节不被导师问倒，管长龙做足了功课，一年下来，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业内人。
2000年9月23日，何梁何利基金授予文圣常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元港币。文圣常将其中一半捐献给家乡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初级中学；一半捐给海大，设立了“文苑奖学金”。21年来，已有63名学生获得奖励。
院士小路、文苑楼、文苑奖学金……在海大校园六十多年，才华横溢的文圣常与海大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海洋大学宣传部部长陈鷟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一则院士趣事：在某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文圣常即兴发言，对海大的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进行了拆分解读：“海大有容、纳贤礼士、百舸扬帆、川流不息，取经求法、则明理析、行云流水、远无不及。”经他一拆解，充满了哲理与韵味。
进入新世纪，文圣常在科研上退居二线，但学报的编辑工作仍由他负责。特别是在他的努力下，2002年4月《青岛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号面世。同年10月，随着学校的更名，学报也改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
寒来暑往，文圣常伏案审读着各地投来的稿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文圣常不大喜欢过春节，他曾说：“我真是希望一天都不休的。但考虑到如果有人看见我在春节的前三天还来工作，一定会认为我有精神病，我还是忍耐三天吧。”大年初四，他会准时坐在办公室。
刚退居二线那会儿，文圣常坚持步行上下班，上午、下午、晚上，“三班”下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来在学校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劝说下，“三班”改成了“两班”。再后来，文圣常接受了脚踝部手术，走路、上下楼变得更加吃力，被迫由“两班”改为“一班”。再再后来，由于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只好在家工作。他每周都会按时把学报送来的稿子修改好，从未耽误出版工作。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宣民记得，文先生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一位青年学生在院士下班的路上跟着他，非要院士回答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作为一个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有精神上的追求，物质不否定它，但精神上的追求更重要、更有价值。一个人生下来，就得到前人知识的恩惠，是负了前人债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狭义上讲，也应该有还债的意识、回报社会的意识。何况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更高一层的境界，不仅有负债、还债的责任感，还应该像居里夫人那样，无私地奉献自己，献身于科学。”这就是文圣常的回答。
（来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一个人，一件夹克衫，一个公文包，从青年到壮年，直至老年，总是一边思索一边行走在通往实验室的小路上……这个场景，是中国海洋大学几代人的记忆。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我国海浪研究的“点灯人”——文圣常。他是中国海洋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院士，也是该校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条小路，被称为“院士小路”，是海大人的精神符号之一。
2022年3月20日下午，文圣常院士在青岛逝世，享年101岁。带着他耕海踏浪，在浩瀚海洋不懈求索的开拓者精神，给海大、给青岛、给中国海洋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段印记。
一、灵光一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现代意义上的海浪研究应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诺曼底登陆。1942年，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H.U.斯韦尔德鲁普和W.H.蒙克博士发明了利用天气图预报波浪的方法，并提出关于风、波浪、涌浪和岸浪的预报理论。从1944年6月6日，到盟军取得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包括了运用新兴的海浪预报理论。
距此一年多之后，1946年2月，25岁的文圣常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航船。已经从武汉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的文圣常，以飞机修理厂工作人员的身份，赴美国航空机械学校进修。第一次出海的他感受到了海浪的威力，“一万多吨的船在海上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漂浮……如果能把这些能量利用起来，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从天空到大海，从工科到理科，文圣常一个“荒唐”的念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大拐弯”。
还在美国进修期间，文圣常一边查阅海洋资料，一边结合机械工程学科所长，在心中勾勒出一种开发利用波浪能的简易装置。回国后，他到重庆任教。教书育人之余，他将心中设计了无数遍的海浪动力装置付诸实施——利用海浪的垂直运动获得电力输出，从而让海上灯塔夜里也能发光，为海上船只导航。据了解，当时建在陆地的灯塔上装有航标灯，依靠陆地电力供给，而海上灯塔因为陆电送不上去，是没有航标灯的。文圣常设计制造的波浪发电装置，为海上安装航标灯创造了条件，这项发明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依然具有应用价值。
然而，嘉陵江边的风浪比起海浪还是太小了，已经不能承载他的海浪装置试验。文圣常进一步尝试通过浮子来驱动小水泵发电，但嘉陵江上的试验效果却并不理想。到大海去，成了文圣常心中放不下的念想。
为了有机会试验，文圣常只要有机会到沿海城市出差开会，都会带上他的“浮子”。“浮子的外壳是白铁皮包的，局部涂有红漆。”手提“怪物”的文圣常，曾在北京车站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一番盘查、解释，确认不是炸弹，才得以放行。那一次到北京出差，文圣常去了北戴河，海上试验验证了他之前的想法，收获了一些成果。
1952年，文圣常和青岛相遇，在青岛，他见到了我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之一赫崇本。当时，赫崇本正在为山东大学海洋学科（海大的前身）的发展广招人才。在双方努力下，1953年，文圣常进入了山东大学。从此，文圣常犹如鱼儿入海，在这所因海而生的校园里耕海踏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开创性的海浪科研成果。
二、耕海踏浪，他为中国海浪学术奠基
1947年，山东大学设立海洋研究所，任命童第周为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为副所长。二人皆从事生物学研究，因此，直到1949年，物理海洋学博士赫崇本受聘山东大学后，物理海洋科教事业才开始起步。1953年来到山东大学的文圣常，面临的挑战，是从工科领域的机械工程，向理科领域的海洋科学转型。他给自己制订了庞大的基础理论学习计划，在那段过渡时期，他读书甚至比大学期间还要努力。
1953年，他发表的《利用海洋动力的一个建议》，成为我国学者最早探讨海浪能量利用的学术文章。“海洋中波浪具有类似天文数字的能量，可供开发的约有1亿千瓦，是很诱人的。许多国家在研究，但技术上的困难，使得有效的工业利用可能还是遥远的事。”伴随着知识的拓展和试验的推进，文圣常越来越感到，波浪能的开发利用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于是，他调整了研究方向，由研究海浪能量的开发利用，转向了理论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存在两种比较盛行的海浪研究方法——“能量平衡法”和“谱法”。这两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在于推测和假设成分较多，其理论建立在特殊状态下。文圣常结合主流计算方法，导出了可以描述波浪成长过程中的、更一般的、更普遍的风浪谱。1960年发表的《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记录了这一成果。同时，在涌浪的波高和周期计算中，基于对传统观念的质疑，文圣常给出了新的计算方法，撰写了《涌浪谱》一文。这两篇文章中的创新成果在有关国际海洋科学进展中被评为重大研究成果。“普遍风浪谱”在业内被称为“文氏风浪谱”。
20世纪80年代，文圣常在原有基础上，引入新的参量，推导出“理论风浪频谱”。该谱既适用于深海，也适用于浅水。根据他提出的风浪谱计算结果，不仅与中国各海区的观测结果十分吻合，也与国际上观测资料和风浪谱结果相当接近。
20世纪90年代，文圣常计算出方向谱，并在1991年第20届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学术会议上，得到与会学者高度评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加快，资源开采、航运贸易活动与海洋的联系更加紧密。提供准确、及时的海洋环境预报，以保证海上作业的安全和效益，显得十分迫切。1986年，我国启动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76项）“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文圣常承担了该项目的重中之重--“海浪数值预报方法研究”。5年后，文圣常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混合型海浪数值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当时我国计算机运行水平较低的困难，而且使我国的海浪预报模式从传统的经验预报，迈向了数值预报，很快便在国家和地区性海洋预报中心投入业务化应用。验收专家组评价：成果达到国际水平，部分内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被国家科委列为重大科技成果。
20世纪最后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国际减灾十年”的号召。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及近海环境关键技术研究”中，也设置了核心课题“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模式研究及业务化”。文圣常主持承担了这一核心课题的第一专题“灾害性海浪客观分析、四维同化和数值预报产品的研制”。1996年前后，他继续承担新的科研项目--“近岸带灾害性动力环境的数值模拟技术和优化评估技术研究”，发表了多篇涉及深、浅水风浪方向谱的学术论文，提出了“浅水风浪谱”“基于选定风浪方向谱的海浪模拟方法”等系列创新性理论。
三、教学相长，他照亮学子成长之路
1993年，文圣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圣常深知，探究海浪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培养海洋人才要从师资力量抓起。
中科院院士冯士筰与文圣常共事已近一个甲子。1962年大学毕业后，冯士筰到山东海洋学院工作，在海洋水文气象学系动力海洋学教研室从教。当时，文圣常是系主任。系里师资力量薄弱，一门普通海洋学课程需要多名老师共同讲授，戏称“八仙过海”。
“先生为我们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制订了一整套学习计划。”冯士筰回忆，“先生亲自为我们主讲计算数学和高级英语等基础课程；邀请教研室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为年轻教师主讲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到了期末，对我们像对学生一样考试打分、严加考核……先生为我们能有牢固的数理基础，真是煞费苦心了！”
像教学生一样培养年轻教师，而对学生，文圣常也是有教无类。自1989年起跟随文圣常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管长龙，依然记得自己给文圣常“讲课”的情景。管长龙读博士前学的是理论物理，攻读物理海洋，他需要爬一座“隔行”的山。文圣常知道他之前有过担任教师的工作经历，就想出了一个新颖的授课方式--师生换位。为了在讨论环节不被导师问倒，管长龙做足了功课，一年下来，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业内人。
2000年9月23日，何梁何利基金授予文圣常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元港币。文圣常将其中一半捐献给家乡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初级中学；一半捐给海大，设立了“文苑奖学金”。21年来，已有63名学生获得奖励。
院士小路、文苑楼、文苑奖学金……在海大校园六十多年，才华横溢的文圣常与海大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海洋大学宣传部部长陈鷟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一则院士趣事：在某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文圣常即兴发言，对海大的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进行了拆分解读：“海大有容、纳贤礼士、百舸扬帆、川流不息，取经求法、则明理析、行云流水、远无不及。”经他一拆解，充满了哲理与韵味。
进入新世纪，文圣常在科研上退居二线，但学报的编辑工作仍由他负责。特别是在他的努力下，2002年4月《青岛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号面世。同年10月，随着学校的更名，学报也改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
寒来暑往，文圣常伏案审读着各地投来的稿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文圣常不大喜欢过春节，他曾说：“我真是希望一天都不休的。但考虑到如果有人看见我在春节的前三天还来工作，一定会认为我有精神病，我还是忍耐三天吧。”大年初四，他会准时坐在办公室。
刚退居二线那会儿，文圣常坚持步行上下班，上午、下午、晚上，“三班”下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来在学校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劝说下，“三班”改成了“两班”。再后来，文圣常接受了脚踝部手术，走路、上下楼变得更加吃力，被迫由“两班”改为“一班”。再再后来，由于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只好在家工作。他每周都会按时把学报送来的稿子修改好，从未耽误出版工作。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宣民记得，文先生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一位青年学生在院士下班的路上跟着他，非要院士回答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作为一个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有精神上的追求，物质不否定它，但精神上的追求更重要、更有价值。一个人生下来，就得到前人知识的恩惠，是负了前人债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狭义上讲，也应该有还债的意识、回报社会的意识。何况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更高一层的境界，不仅有负债、还债的责任感，还应该像居里夫人那样，无私地奉献自己，献身于科学。”这就是文圣常的回答。
（来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铁⽪⽯斛的历史故事
⼀、铁⽪⽯斛——韩愈的救命草
公元819年，吏部侍郎韩愈因反对迎佛⾻之事被贬潮州，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在将到潮州府时，因⽔⼟不服⽽染虚热之症，主要表现为⾝体疲乏，头晕眼花，咳嗽少痰、失眠、⼩便黄⾚等⼀系列症状。在⽣命垂危之际，服⽤当地的⼀种草本植物铁⽪⽯后痊愈，⽽他⼗⼆岁的⼩⼥⼉因没有及时服⽤⽽惨死驿站旁边。当时，他还悲怆⽽愤怒地提笔写下了“⼀封朝奏九重天，⼣贬潮阳路⼋千”的诗句。⽯解所清的热完全是⼀种虚热，是以阴虚，热盛为特点的。药理实验表明，⽯斛能够显著的降低热盛家兔的发热⾼峰值和体温反应指数，缩短发热时间。⽤在⼈⾝上，也同样适⽤，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铁⽪⽯斛——武则天青春永驻的秘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的⼥皇，享年81岁，毕⽣长寿且美丽。在她花甲之年以后，她的头发依旧⿊亮润滑，富于光泽;⽪肤依然⽩皙红润，富有弹性，在她的⾝上演绎了⼥⼈不⽼的神话。
据典籍记载：武则天的.养颜秘⽅重在养⾎与滋阴并重。该⽅由唐代著名养⽣⼤师、六朝御医叶法善献给，该⽅以藏红花为君药，铁⽪⽯触、灵芝⼆味为⾂药，具有养⾎滋阴、益⽓活⾎、清补五脏、平衡阴阳、⽓⾎舒畅、提⾼机体⽣理功能等作⽤；武则天服⽤该⽅达50年之久，在此⽅的滋润下她每天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即使到了晚年也依旧美丽、容颜不⽼，真正达到保持容颜、延缓衰⽼、延年益寿的作⽤，故专家称其为古代养颜第⼀⽅。
三、铁⽪⽯斛——秦始皇长⽣不⽼药的传说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边有⼀个叫徐福的术⼠，有⼀在徐福做了奇异的梦，梦见在浩瀚飘渺的⼤海中有⼀座仙⼭。徐福听到远处传来⼀缕缕的洲丝般若有若⽆的笑声，须叟间，⾃空中飘来两⽚洁⽩的⽻⽑，似清风般轻轻落下，幻化成两位⾝披⽩⾊霓裳的仙⼦，她们笑吟吟的对那颗奇葩说：“恳请紫楹仙⼦赐予救命仙丹”说完，从头发上取下⼀⽀银，往奇葩的花瓣上轻轻拔出⼀颗⽟露放⼊⼀只拇指粗细的⽟环中，然后⼀起道谢：“多谢紫楹”。随即⼜化成⽻⽑随风飘逝。徐福看傻了，呆呆地伸出⼿想去摸⼀下那棵奇葩，猛然间电闪雷鸣，狂风⼤作，⼀条蛟龙⾃天⽽降，张开⾎盆⼤⼝怒斥徐福：“⼤胆狂徒，此乃天下第⼀⾄阴⾄纯之宝物，⾷之可起死回⽣，长⽣不⽼，岂是尔等福薄之辈可享之者?”说完作吞噬状。徐福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转⾝拔腿狂奔，⼀下⼩⼼跌⼊万长深渊，霎时惊醒，全⾝虚汗淋漓，但是烈⽇当空原是南柯⼀梦。此后⼀连数⽇徐福茶饭不思，有⼀天，他终于⿎⾜勇⽓，把梦中情形奏知秦始皇，⾃称愿去梦中仙⼭，为皇帝求长⽣不⽼之仙草。秦始皇⾃统⼀天下后，唯恐⼀⽇西去，千秋万代之基业⼊他⼈之⼿，于是⼴招天下探求长⽣不⽼之药。现在得知徐福所奏，惊喜万分，⽴即颁旨令徐福带三千童男童⼥横渡东海，求长⽣不⽼之药。⽆奈⼤海茫茫，徐福⼀⼲⼈最终还是徒劳⽆功，有去⽆回，滞留东瀛岛。传说中随去的三千童男童⼥就成了今天⽇本国的祖先。⽽徐福梦中所见的“紫楹仙姝”就是后世的滋阴极品--被历代帝皇争相企求的⽆上宝物，居"中华九⼤仙草"之⾸的“野⽣铁⽪⽯”其中的“紫楹”即“滋阴”之意也。千年仙草--铁⽪⽯的故事，穿越历史时空，被⼈们代代传诵⾄今。
四、铁⽪⽯斛——乾隆皇帝的长寿秘⽅
乾隆帝25岁登基，在位六⼗年，实际掌握中国最⾼权⼒长达六⼗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的皇帝。宫廷御医养⽣⽅案很多，养⽣品也很多，⽽乾隆独爱⽤铁⽪⽯滋阴养⽣，炖汤、喝酒、喝茶，⼤宴群⾂，他都是必⽤铁⽪⽯。他⽂韬武略，精⼒充沛、博览群书，对养⽣也有⾃⼰独到见解，“⼈，阴常不⾜，阳常有余；阴虚难治，阳虚易补”这句话对乾隆影响很⼤，⽽最终也受益匪浅。乾隆在80岁寿宴上，⽤⽯斛炖汤宴请2000多名百岁以上⽼⼈，希望他们更加长寿。乾隆89岁⾼龄与世长辞，在去世前还处理朝政，留下了⼀个“乾隆盛世”的⼤局⾯。
五、铁⽪⽯斛——⽂成公主的嫁妆
贞观⼗五年，⽂成公主远嫁吐鲁番松赞⼲布时，唐太宗为其备下丰厚嫁妆，为使公主免受塞外之苦，私下封赏铁⽪枫⽃5升，以滋养贵体，⾜见铁⽪⽯斛的尊贵。6、据史料记载，宋朝在与辽国签定渊之盟后，给辽国岁贡的名贵药材中就包含铁⽪枫⽃。7、光绪⼆⼗⼆年(1896)年，洋务⼤员李鸿章出使英国，时年74岁，临⾏前咳喘连连，慈禧赐他宫廷御药，以铁⽪⽯、灵芝、⽞参、麦冬、龙眼⾁、茯神等泡⽔煲汤。李鸿章⼀路服⽤，并⼤赞其妙。达到英国后，李鸿章将铁⽪⽯斛作为国礼赠送给伊丽莎⽩⼥王，⼥王⽤后，感觉⾮常好，特意致谢慈禧太后。从此铁⽪⽯斛享誉世界。
⼀、铁⽪⽯斛——韩愈的救命草
公元819年，吏部侍郎韩愈因反对迎佛⾻之事被贬潮州，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在将到潮州府时，因⽔⼟不服⽽染虚热之症，主要表现为⾝体疲乏，头晕眼花，咳嗽少痰、失眠、⼩便黄⾚等⼀系列症状。在⽣命垂危之际，服⽤当地的⼀种草本植物铁⽪⽯后痊愈，⽽他⼗⼆岁的⼩⼥⼉因没有及时服⽤⽽惨死驿站旁边。当时，他还悲怆⽽愤怒地提笔写下了“⼀封朝奏九重天，⼣贬潮阳路⼋千”的诗句。⽯解所清的热完全是⼀种虚热，是以阴虚，热盛为特点的。药理实验表明，⽯斛能够显著的降低热盛家兔的发热⾼峰值和体温反应指数，缩短发热时间。⽤在⼈⾝上，也同样适⽤，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铁⽪⽯斛——武则天青春永驻的秘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的⼥皇，享年81岁，毕⽣长寿且美丽。在她花甲之年以后，她的头发依旧⿊亮润滑，富于光泽;⽪肤依然⽩皙红润，富有弹性，在她的⾝上演绎了⼥⼈不⽼的神话。
据典籍记载：武则天的.养颜秘⽅重在养⾎与滋阴并重。该⽅由唐代著名养⽣⼤师、六朝御医叶法善献给，该⽅以藏红花为君药，铁⽪⽯触、灵芝⼆味为⾂药，具有养⾎滋阴、益⽓活⾎、清补五脏、平衡阴阳、⽓⾎舒畅、提⾼机体⽣理功能等作⽤；武则天服⽤该⽅达50年之久，在此⽅的滋润下她每天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即使到了晚年也依旧美丽、容颜不⽼，真正达到保持容颜、延缓衰⽼、延年益寿的作⽤，故专家称其为古代养颜第⼀⽅。
三、铁⽪⽯斛——秦始皇长⽣不⽼药的传说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边有⼀个叫徐福的术⼠，有⼀在徐福做了奇异的梦，梦见在浩瀚飘渺的⼤海中有⼀座仙⼭。徐福听到远处传来⼀缕缕的洲丝般若有若⽆的笑声，须叟间，⾃空中飘来两⽚洁⽩的⽻⽑，似清风般轻轻落下，幻化成两位⾝披⽩⾊霓裳的仙⼦，她们笑吟吟的对那颗奇葩说：“恳请紫楹仙⼦赐予救命仙丹”说完，从头发上取下⼀⽀银，往奇葩的花瓣上轻轻拔出⼀颗⽟露放⼊⼀只拇指粗细的⽟环中，然后⼀起道谢：“多谢紫楹”。随即⼜化成⽻⽑随风飘逝。徐福看傻了，呆呆地伸出⼿想去摸⼀下那棵奇葩，猛然间电闪雷鸣，狂风⼤作，⼀条蛟龙⾃天⽽降，张开⾎盆⼤⼝怒斥徐福：“⼤胆狂徒，此乃天下第⼀⾄阴⾄纯之宝物，⾷之可起死回⽣，长⽣不⽼，岂是尔等福薄之辈可享之者?”说完作吞噬状。徐福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转⾝拔腿狂奔，⼀下⼩⼼跌⼊万长深渊，霎时惊醒，全⾝虚汗淋漓，但是烈⽇当空原是南柯⼀梦。此后⼀连数⽇徐福茶饭不思，有⼀天，他终于⿎⾜勇⽓，把梦中情形奏知秦始皇，⾃称愿去梦中仙⼭，为皇帝求长⽣不⽼之仙草。秦始皇⾃统⼀天下后，唯恐⼀⽇西去，千秋万代之基业⼊他⼈之⼿，于是⼴招天下探求长⽣不⽼之药。现在得知徐福所奏，惊喜万分，⽴即颁旨令徐福带三千童男童⼥横渡东海，求长⽣不⽼之药。⽆奈⼤海茫茫，徐福⼀⼲⼈最终还是徒劳⽆功，有去⽆回，滞留东瀛岛。传说中随去的三千童男童⼥就成了今天⽇本国的祖先。⽽徐福梦中所见的“紫楹仙姝”就是后世的滋阴极品--被历代帝皇争相企求的⽆上宝物，居"中华九⼤仙草"之⾸的“野⽣铁⽪⽯”其中的“紫楹”即“滋阴”之意也。千年仙草--铁⽪⽯的故事，穿越历史时空，被⼈们代代传诵⾄今。
四、铁⽪⽯斛——乾隆皇帝的长寿秘⽅
乾隆帝25岁登基，在位六⼗年，实际掌握中国最⾼权⼒长达六⼗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的皇帝。宫廷御医养⽣⽅案很多，养⽣品也很多，⽽乾隆独爱⽤铁⽪⽯滋阴养⽣，炖汤、喝酒、喝茶，⼤宴群⾂，他都是必⽤铁⽪⽯。他⽂韬武略，精⼒充沛、博览群书，对养⽣也有⾃⼰独到见解，“⼈，阴常不⾜，阳常有余；阴虚难治，阳虚易补”这句话对乾隆影响很⼤，⽽最终也受益匪浅。乾隆在80岁寿宴上，⽤⽯斛炖汤宴请2000多名百岁以上⽼⼈，希望他们更加长寿。乾隆89岁⾼龄与世长辞，在去世前还处理朝政，留下了⼀个“乾隆盛世”的⼤局⾯。
五、铁⽪⽯斛——⽂成公主的嫁妆
贞观⼗五年，⽂成公主远嫁吐鲁番松赞⼲布时，唐太宗为其备下丰厚嫁妆，为使公主免受塞外之苦，私下封赏铁⽪枫⽃5升，以滋养贵体，⾜见铁⽪⽯斛的尊贵。6、据史料记载，宋朝在与辽国签定渊之盟后，给辽国岁贡的名贵药材中就包含铁⽪枫⽃。7、光绪⼆⼗⼆年(1896)年，洋务⼤员李鸿章出使英国，时年74岁，临⾏前咳喘连连，慈禧赐他宫廷御药，以铁⽪⽯、灵芝、⽞参、麦冬、龙眼⾁、茯神等泡⽔煲汤。李鸿章⼀路服⽤，并⼤赞其妙。达到英国后，李鸿章将铁⽪⽯斛作为国礼赠送给伊丽莎⽩⼥王，⼥王⽤后，感觉⾮常好，特意致谢慈禧太后。从此铁⽪⽯斛享誉世界。
关于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我有这些看法
1、国际法没有用。不是说对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没用，是总体上没用，原因很简单，比如我们可以说国家是超越省的管理实体，但是人类社会没有形成单一的超越国家的管理实体。无论司法独立说得怎么美妙，你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没有国家实体的存在作为保证，法院和戏院其实没啥差别。我们知道，法院判决都是要有执行的，没有执行部分，只有判决部分，这判决和剧本也就没区别。一国的公民无法不承认一国的法律，但是一个国家确实可以不承认一些国际法。国际法的判决靠谁执行？而且，法院本身是否中立，也是个问题。由于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形成单一的超国家，那么现有的国际法院机构的中立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2、民族自决权的问题，由于国际法没有用，试图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民族自决权问题其实也没意义。民族自决权的倡导者有两大人物，一个是苏联创始人列宁，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他的思路是，沙皇俄国压迫各民族，所以主张自决权可以把这些民族组织起来闹革命。当然，如果列宁活得足够长，他也未必敢贯彻他这个原则。另一个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的思路是，强扭的瓜不甜，过不到一起去的民族放在一起迟早会引发战争，所以支持民族自决就能维护和平。
当然，无论是哪种流派，只要你敢无条件支持你自己的这种民族自决权理论，你的敌人就敢滥用，让你爽到极点。换句话说，这些理论都是些理想情况，现实世界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你的敌人为了搞你，就大力在你的境内宣传民族自决，有多个民族的就大力宣传都要自决、独立，没有多个民族的就想办法人造民族。到时候爽不爽？能爽到让你痛不欲生。我直接打，打不过你，还可能两败俱伤。怎么办呢？让你分裂、解体啊，让你们忙于自斗，然后就根本不是威胁了。
所以目前在国际法框架下明确支持的，就限定在了被外国殖民和被侵略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上。一方面属于合乎人情而公认可以接受的情况——被侵略了，当了亡国奴，当然有权主张自决权。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被殖民者当然也有权主张自决权，毕竟二战之后反殖民主义已经是得到公认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也都会担心，这个原则如果太宽泛，就会被武器化，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被反噬。
3、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之外的民族自决，究竟该怎么处理呢？答案是，根本就没有原则性的答案。我们当然可以说，一国之内的民族，是没有自决权的，因为国际法不支持。但是你要具体到某个分离主义个案，这个原则性的回答有没有实质帮助呢？其实没有。就说克里米亚吧，如果你说解决克里米亚问题的最好答案是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推动国际法教育，让克里米亚的人明白，一国之内的民族，是没有自决权的，然后就消解了这种分离主义……估计人人都会觉得你怕是有什么重大精神病。
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对本国，当然是坚决反对自决权；对外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当事国反对，那么就不承认这种自决权，如果当事国承认，那么就可以承认这种自决权。
举个例子，苏丹和南苏丹。南苏丹从苏丹自决独立出来，苏丹承认了，中国也就承认了。克里米亚也是举行公投从乌克兰独立出来然后又加入俄罗斯，乌克兰不承认，中国也没承认。
当然，这个原则也不是法则，也有例外。比如虽然乌克兰不承认克里米亚的自决，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却得到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承认。
4、就算是按照这个“尊重当事国意愿”的原则，有些问题还是没有在本质上解决。还是以南苏丹问题为例，南苏丹能取得苏丹的同意而独立出去，那不是充话费送的，而是苏丹内战打了几十年再加上各方外力介入的结果。如果你只看结果，那么大概会得出个“确实是两伙人过不到一块去，这不是好说好散嘛”的结论。但是如果你要看看过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挺残酷的一件事。
那么回到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来，如果是按照威尔逊的理论，那么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有自决的道理：因为1、这些地区的人以俄罗斯族为绝大多数，2、而且克里米亚还是苏联时期让赫鲁晓夫划给苏联内部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他们更亲近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太容易过到一起去。但是按照现代的国际法的实践，这种一国之内部分民族的自决权是没有法律依据支持的。
所以如果最终结果是打得乌克兰承认了克里米亚甚至顿巴斯地区可以脱离，那么世界各国也会承认。至于为什么印度早早承认了克里米亚的入俄而中国还没有，应该是因为印度有求于俄罗斯，中国并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对国内的分离势力必须坚决打击，不能主动去培养各种民族意识，必须避免出现类似于“乌克兰国内的俄罗斯族倾心于俄罗斯的”的这种情况，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处理起来就非常麻烦——如果分离意识在一个地区占了多数，你是没法直接轰炸分离意识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就是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
1、国际法没有用。不是说对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没用，是总体上没用，原因很简单，比如我们可以说国家是超越省的管理实体，但是人类社会没有形成单一的超越国家的管理实体。无论司法独立说得怎么美妙，你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没有国家实体的存在作为保证，法院和戏院其实没啥差别。我们知道，法院判决都是要有执行的，没有执行部分，只有判决部分，这判决和剧本也就没区别。一国的公民无法不承认一国的法律，但是一个国家确实可以不承认一些国际法。国际法的判决靠谁执行？而且，法院本身是否中立，也是个问题。由于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形成单一的超国家，那么现有的国际法院机构的中立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2、民族自决权的问题，由于国际法没有用，试图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民族自决权问题其实也没意义。民族自决权的倡导者有两大人物，一个是苏联创始人列宁，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他的思路是，沙皇俄国压迫各民族，所以主张自决权可以把这些民族组织起来闹革命。当然，如果列宁活得足够长，他也未必敢贯彻他这个原则。另一个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的思路是，强扭的瓜不甜，过不到一起去的民族放在一起迟早会引发战争，所以支持民族自决就能维护和平。
当然，无论是哪种流派，只要你敢无条件支持你自己的这种民族自决权理论，你的敌人就敢滥用，让你爽到极点。换句话说，这些理论都是些理想情况，现实世界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你的敌人为了搞你，就大力在你的境内宣传民族自决，有多个民族的就大力宣传都要自决、独立，没有多个民族的就想办法人造民族。到时候爽不爽？能爽到让你痛不欲生。我直接打，打不过你，还可能两败俱伤。怎么办呢？让你分裂、解体啊，让你们忙于自斗，然后就根本不是威胁了。
所以目前在国际法框架下明确支持的，就限定在了被外国殖民和被侵略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上。一方面属于合乎人情而公认可以接受的情况——被侵略了，当了亡国奴，当然有权主张自决权。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被殖民者当然也有权主张自决权，毕竟二战之后反殖民主义已经是得到公认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也都会担心，这个原则如果太宽泛，就会被武器化，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被反噬。
3、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之外的民族自决，究竟该怎么处理呢？答案是，根本就没有原则性的答案。我们当然可以说，一国之内的民族，是没有自决权的，因为国际法不支持。但是你要具体到某个分离主义个案，这个原则性的回答有没有实质帮助呢？其实没有。就说克里米亚吧，如果你说解决克里米亚问题的最好答案是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推动国际法教育，让克里米亚的人明白，一国之内的民族，是没有自决权的，然后就消解了这种分离主义……估计人人都会觉得你怕是有什么重大精神病。
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对本国，当然是坚决反对自决权；对外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当事国反对，那么就不承认这种自决权，如果当事国承认，那么就可以承认这种自决权。
举个例子，苏丹和南苏丹。南苏丹从苏丹自决独立出来，苏丹承认了，中国也就承认了。克里米亚也是举行公投从乌克兰独立出来然后又加入俄罗斯，乌克兰不承认，中国也没承认。
当然，这个原则也不是法则，也有例外。比如虽然乌克兰不承认克里米亚的自决，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却得到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承认。
4、就算是按照这个“尊重当事国意愿”的原则，有些问题还是没有在本质上解决。还是以南苏丹问题为例，南苏丹能取得苏丹的同意而独立出去，那不是充话费送的，而是苏丹内战打了几十年再加上各方外力介入的结果。如果你只看结果，那么大概会得出个“确实是两伙人过不到一块去，这不是好说好散嘛”的结论。但是如果你要看看过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挺残酷的一件事。
那么回到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来，如果是按照威尔逊的理论，那么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有自决的道理：因为1、这些地区的人以俄罗斯族为绝大多数，2、而且克里米亚还是苏联时期让赫鲁晓夫划给苏联内部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他们更亲近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太容易过到一起去。但是按照现代的国际法的实践，这种一国之内部分民族的自决权是没有法律依据支持的。
所以如果最终结果是打得乌克兰承认了克里米亚甚至顿巴斯地区可以脱离，那么世界各国也会承认。至于为什么印度早早承认了克里米亚的入俄而中国还没有，应该是因为印度有求于俄罗斯，中国并不是这样。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对国内的分离势力必须坚决打击，不能主动去培养各种民族意识，必须避免出现类似于“乌克兰国内的俄罗斯族倾心于俄罗斯的”的这种情况，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处理起来就非常麻烦——如果分离意识在一个地区占了多数，你是没法直接轰炸分离意识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就是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