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极同时出现极端高温#
在近期，南北极部分地区突发显著升温。在南极，东南极洲威尔克斯地一侧出现了异常增暖，康科迪亚站在3月18日录得-11.5°C的最高气温（整点最高为-12.2°C），刷新该科考站3月最高纪录，并高出了当地3月每日平均最高气温（-48.7°C）35°C以上。而在3月14-16日，北极点附近也录得了接近0°C的异常偏高温度。
简要结论：
1.这次事件直接原因，是持续数日的短期极端天气系统过程，且南北极的升温分别是两个独立天气系统所致，只是时间上巧合。它的异常程度很大，但影响时间短，影响区域也是南北极的部分地带，不是持续许久、覆盖全极地的异常，更不是一个永久改变极地气候、持续如此的开端。南北极的剧烈增暖，分别由极端的暖高压和强气旋活动所致。
2.但要说这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也是不合理的。这类短期极端天气过程的频率和强度，和气候变化密切关联。在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的未来，这样的事件会更频繁且强度更强。
————————我叫分割线————————
I. 引言：如何认识两极的极端高温
要分析这个问题，可以从“南北两极同时出现异常高温”这个话题入手。
“南北两极”这个地域范围是什么呢？从图1所示的3月中旬气温分析实录看，南极增温的区域主要在东南极洲东部威尔克斯地、维多利亚地等地、占据了南极洲约1/5的面积，而北极地区则是北极点附近的北冰洋洋盆区、格陵兰岛大部和巴伦支海-新地岛一侧。可以看到这两地的增温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整个极地区域。
“异常高温”是指【气温比当地多年平均同期显著偏高】，气候学上把偏离多年平均的基准的程度称为【距平】。比如这次南极极端高温过程里，康科迪亚站整点最高气温录得-12.2°C（总体最高是-11.5°C），远超出当地3月平均最高温度（-48.7°C），即气温正距平超过35°C，也刷新了当地3月高温极值纪录。而北极点附近北冰洋没有固定测站，但根据卫星反演等资料推断，3月16日北极点温度也一度接近0°C，高出了同期平均约30°C。
而“同时”却只能说是个巧合—因为它们时间实际上是差了3-5天，而且分别是互相独立的、不同的天气系统所致，并非有关联。
此外，这个标题还隐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这些异常高温并不是持续存在，更不是彻底大幅改变了气候状态，而只是短期过程。事实上在本月初南极总体甚至还偏冷（图4），而最近几日康科迪亚站（图5）和北极点都已经明显降温，甚至已接近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
异常幅度极大，持续时间只有数日，影响范围大约是数百万平方千米……符合这些条件的，正是【极端天气系统】。它既有异常幅度极大的【极端性】，又有【天气系统】的影响时空尺度。
下文我们将以这条线索，开始分析这一直接成因。
II. 天各一方：天涯两极共旋舞
造成南北极异常高温的极端天气系统，恰好是两个“相反”的系统—影响南极的是一个强烈暖性反气旋（阻塞高压），而影响北极的却是一个强烈的气旋（低压）。有趣的是，由于两个半球科氏力（地转偏向力）相反，这两个系统反而都是逆时针旋转，也颇为天涯共舞。
II-1 冰穹燠暖：南极暖高压的记录
从2022年3月18日的500hPa-对流层中层（约5200-5600m高度）的天气图（图6）可以看到，造成东南极洲众多地区极端偏暖的天气系统是一个强烈暖高压—它中心的气压明显偏高，且伴随有显著的暖气团中心，这类孤立深入高纬度地区的暖高压也被称作阻塞高压。在它的控制下，南极内陆冰穹出现了异常的晴朗温暖的天气；同时阻塞高压西侧的强烈偏北风将中低纬度的暖气团泼洒向冰原，也促进了这一急剧的升温（图7）。
那么，这种极端阻塞高压是如何形成的？阻塞高压本质上，是中高纬度西风带里的一种波动。在北半球，这样的天气系统并不少见—它可以通过海陆差异和地形激发形成。但南半球中纬度绝大部分区域被海洋占据，这样稳定热力、地形作用也很难存在。那么它就必须要有极强的短期瞬变扰动异常，作为热力与动力源来激发。
作为西风带的波动，我们可以通过波作用通量进行追溯。从图9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个阻塞高压，是由中纬度南印度洋的扰动向东南方传播发展而来；而这个扰动曾路过莫桑比克海峡南侧附近，当地显著的对流活动释放的水汽凝结热量（潜热）更是为扰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热源。
而由于这类瞬变扰动持续时间很短，很容易被随后发展的扰动更替，这个阻塞高压也在20日起逐渐减弱，飘散在沉睡了千万年的冰原，各地的气温也随即开始纷纷下降；但它或许在无瑕冰原即将沉入长夜之际，唤醒了曾经的夏日光华，也警醒着我们极端天气事件已愈发频繁。
2.2 黎明长啸—北极气旋的漫卷
和南极直接的暖高压控制不同，北极这次异常升温却是靠一次强气旋的呼啸（图10）。随着它深入极地，气旋东南侧和润辽阔的东南风也磅礴北上，为这片即将从极夜苏醒的海洋送来最早的春暖。
那么，为什么这次气旋能如此强盛且深入极地？追溯这个气旋的发展史（图11），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出自北美东海岸一个快速发展的锋区，冷暖交织间的斜压能，和海洋里湾流提供的巨大热量让这个气旋急剧发展，中心气压一度下降到930hPa—这在中高纬度锋面气旋里算是极强了。
而它的特殊路径也和周边的喧嚣相关—在它的西北侧，也就是加拿大北极群岛也有气旋活动（图12）。在气旋间的互旋效应的推动引导下，它一路向东北方向远征，成为北冥破晓之际的“春风”。
此外，这次气旋的急剧发展在欧亚大陆也有了回声—它激发的波列让西伯利亚冷空气也重新活跃。先前数日北京曾盛放片刻的春雪，也飞舞着天涯之外的长风回音。
III. 无声的变迁：气候变化在其中的作用
之前的分析是直接的短期极端天气过程解释，也说明了它不是长期持续的气候状态，更不是彻底的新气候状态建立。
但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气候变化，真的没有影响么？它也是站在背后的魅影。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全球表面平均气温出现了显著升高的趋势。而如果我们明察秋毫，会发现不同区域温度升高幅度明显不同，其中最剧烈的正是北极圈以内地区，以及南极沿海部分区域（如南极半岛），高出了全球平均3-5倍甚至更多（图13）。这一如同被放大镜聚焦现象称作“极地放大效应”，也让当地成为面临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前沿与最脆弱地区。
关于极地放大效应的成因解释众多，而目前最为广泛认可的，是显著的反照率反馈主导所致：在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极地海冰和陆地冰川积雪融化加剧，而裸露出的海表或陆地表面较冰雪偏暗，反射太阳光的能力（反照率）下降，从而吸收更多太阳辐射并促进气温进一步升高，造成恶性循环式的正反馈。此外，北极增温还会影响到云和气溶胶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北极的气温进一步变化（图14）。
而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平均状态的改变，还代表着更极端天气事件频率的显著升高。前文曾提及的西风急流，正是由极地和中低纬度间的冷暖差异所驱动。但由于气候变化和极地放大效应，这一差异有所缩小，西风急流的“天堑”和有所松动，导致极地和外界的南北向热量交换更容易发生，也会促进极地更极端、更频繁的暖事件（图15）。
这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缩影。当冰雪消释后的余泪愈发灼热，当温度计的读数在无言里攀升—或许在这天涯一隅，足以瞥见笼罩天下的气候变化魅影；而这些事件也会有不绝的回音—或许是短期极端过程通过遥相关造成另一片天涯的极端天气，也会是极地气候变化进一步造成全球的气候影响。
这一隅天地的未来会如何沉浮破碎？而更辽阔的天地，也会因此有怎样的回响呢？
图1 2022年3月18日南极地区温度偏离1979-2000年同期平均的距平（单位：℃）。注意，这不是实际温度。图片来源：climatereanalyzer.org
图2 同图1，但为3月15日北极地区的气温距平
图3 南极康科迪亚站3月16日到18日的气温纪录（第三列即为气温，单位℃）
图4 同图1，但为3月1日南极洲温度距平（显示出总体偏低0.6℃）
图5 康科迪亚站过去30天气温演变，可以看到21日气温已有明显下降
图6 3月18日南极地区对流层低层（850hPa）温度异常与对流层中层（500hPa）高度场异常分析，两张图的橙色圈均圈出了造成本次极端偏暖阻塞高压的身影。
图7 3月18日南极地区850hPa高度温度图，绿圈处即康科迪亚站。可以看到有显著的偏北风携带暖气团深入南极内陆。图片来源：https://t.cn/R5rxSpx
图8 同图7，但为对流层中层（500hPa）风场。橙色圈即阻塞高压。
图9 3月15日全球向外辐射长波异常（填色，反应对流活动异常）和200hPa波作用通量（彩色箭头）分析图。可以看到从莫桑比克海峡对流活跃区（红色）激发的波列（黑色箭头）向东南传播到了东南极洲，形成本次的阻塞高压（橙色）。图片来源：JMA
图10 同图7，但为3月16日北极地区表面气温和风场，红色圈为深入北极的气旋，橙色箭头为直接造成大幅增暖、汇入气旋的暖平流可以看到北极点附近已升高至接近0℃。
图11 北京时间3月14日早晨的北大西洋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图片上侧、位于格陵兰岛西南方的本次主角，此时它的中心最低气压下降至930hPa。图片来源：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
图12 北美地区3月15日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上方的三个气旋一字排开，最右侧即本次造成北极短期强烈升温的强气旋。
图13 1880-2020年间，地球表面气温在不同纬度（纵坐标）和年代（横坐标）的距平（基准值为1951-1980年平均）。图片来源：美国航天局（NASA）
图14 关于北极放大效应的物理机制解释。图片来源：EOS
图15 在平均态（左侧）和北极增暖（类似北极涛动负位相）、极地涡旋减弱的状态（右侧）的西风急流不同表现，可以看到北极进一步增暖后会导致西风减弱和南北侧冷暖气团更显著的交换，造成极端冷暖事件增多。图片来源：NOAA
在近期，南北极部分地区突发显著升温。在南极，东南极洲威尔克斯地一侧出现了异常增暖，康科迪亚站在3月18日录得-11.5°C的最高气温（整点最高为-12.2°C），刷新该科考站3月最高纪录，并高出了当地3月每日平均最高气温（-48.7°C）35°C以上。而在3月14-16日，北极点附近也录得了接近0°C的异常偏高温度。
简要结论：
1.这次事件直接原因，是持续数日的短期极端天气系统过程，且南北极的升温分别是两个独立天气系统所致，只是时间上巧合。它的异常程度很大，但影响时间短，影响区域也是南北极的部分地带，不是持续许久、覆盖全极地的异常，更不是一个永久改变极地气候、持续如此的开端。南北极的剧烈增暖，分别由极端的暖高压和强气旋活动所致。
2.但要说这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也是不合理的。这类短期极端天气过程的频率和强度，和气候变化密切关联。在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的未来，这样的事件会更频繁且强度更强。
————————我叫分割线————————
I. 引言：如何认识两极的极端高温
要分析这个问题，可以从“南北两极同时出现异常高温”这个话题入手。
“南北两极”这个地域范围是什么呢？从图1所示的3月中旬气温分析实录看，南极增温的区域主要在东南极洲东部威尔克斯地、维多利亚地等地、占据了南极洲约1/5的面积，而北极地区则是北极点附近的北冰洋洋盆区、格陵兰岛大部和巴伦支海-新地岛一侧。可以看到这两地的增温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整个极地区域。
“异常高温”是指【气温比当地多年平均同期显著偏高】，气候学上把偏离多年平均的基准的程度称为【距平】。比如这次南极极端高温过程里，康科迪亚站整点最高气温录得-12.2°C（总体最高是-11.5°C），远超出当地3月平均最高温度（-48.7°C），即气温正距平超过35°C，也刷新了当地3月高温极值纪录。而北极点附近北冰洋没有固定测站，但根据卫星反演等资料推断，3月16日北极点温度也一度接近0°C，高出了同期平均约30°C。
而“同时”却只能说是个巧合—因为它们时间实际上是差了3-5天，而且分别是互相独立的、不同的天气系统所致，并非有关联。
此外，这个标题还隐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这些异常高温并不是持续存在，更不是彻底大幅改变了气候状态，而只是短期过程。事实上在本月初南极总体甚至还偏冷（图4），而最近几日康科迪亚站（图5）和北极点都已经明显降温，甚至已接近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
异常幅度极大，持续时间只有数日，影响范围大约是数百万平方千米……符合这些条件的，正是【极端天气系统】。它既有异常幅度极大的【极端性】，又有【天气系统】的影响时空尺度。
下文我们将以这条线索，开始分析这一直接成因。
II. 天各一方：天涯两极共旋舞
造成南北极异常高温的极端天气系统，恰好是两个“相反”的系统—影响南极的是一个强烈暖性反气旋（阻塞高压），而影响北极的却是一个强烈的气旋（低压）。有趣的是，由于两个半球科氏力（地转偏向力）相反，这两个系统反而都是逆时针旋转，也颇为天涯共舞。
II-1 冰穹燠暖：南极暖高压的记录
从2022年3月18日的500hPa-对流层中层（约5200-5600m高度）的天气图（图6）可以看到，造成东南极洲众多地区极端偏暖的天气系统是一个强烈暖高压—它中心的气压明显偏高，且伴随有显著的暖气团中心，这类孤立深入高纬度地区的暖高压也被称作阻塞高压。在它的控制下，南极内陆冰穹出现了异常的晴朗温暖的天气；同时阻塞高压西侧的强烈偏北风将中低纬度的暖气团泼洒向冰原，也促进了这一急剧的升温（图7）。
那么，这种极端阻塞高压是如何形成的？阻塞高压本质上，是中高纬度西风带里的一种波动。在北半球，这样的天气系统并不少见—它可以通过海陆差异和地形激发形成。但南半球中纬度绝大部分区域被海洋占据，这样稳定热力、地形作用也很难存在。那么它就必须要有极强的短期瞬变扰动异常，作为热力与动力源来激发。
作为西风带的波动，我们可以通过波作用通量进行追溯。从图9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个阻塞高压，是由中纬度南印度洋的扰动向东南方传播发展而来；而这个扰动曾路过莫桑比克海峡南侧附近，当地显著的对流活动释放的水汽凝结热量（潜热）更是为扰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热源。
而由于这类瞬变扰动持续时间很短，很容易被随后发展的扰动更替，这个阻塞高压也在20日起逐渐减弱，飘散在沉睡了千万年的冰原，各地的气温也随即开始纷纷下降；但它或许在无瑕冰原即将沉入长夜之际，唤醒了曾经的夏日光华，也警醒着我们极端天气事件已愈发频繁。
2.2 黎明长啸—北极气旋的漫卷
和南极直接的暖高压控制不同，北极这次异常升温却是靠一次强气旋的呼啸（图10）。随着它深入极地，气旋东南侧和润辽阔的东南风也磅礴北上，为这片即将从极夜苏醒的海洋送来最早的春暖。
那么，为什么这次气旋能如此强盛且深入极地？追溯这个气旋的发展史（图11），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出自北美东海岸一个快速发展的锋区，冷暖交织间的斜压能，和海洋里湾流提供的巨大热量让这个气旋急剧发展，中心气压一度下降到930hPa—这在中高纬度锋面气旋里算是极强了。
而它的特殊路径也和周边的喧嚣相关—在它的西北侧，也就是加拿大北极群岛也有气旋活动（图12）。在气旋间的互旋效应的推动引导下，它一路向东北方向远征，成为北冥破晓之际的“春风”。
此外，这次气旋的急剧发展在欧亚大陆也有了回声—它激发的波列让西伯利亚冷空气也重新活跃。先前数日北京曾盛放片刻的春雪，也飞舞着天涯之外的长风回音。
III. 无声的变迁：气候变化在其中的作用
之前的分析是直接的短期极端天气过程解释，也说明了它不是长期持续的气候状态，更不是彻底的新气候状态建立。
但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气候变化，真的没有影响么？它也是站在背后的魅影。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全球表面平均气温出现了显著升高的趋势。而如果我们明察秋毫，会发现不同区域温度升高幅度明显不同，其中最剧烈的正是北极圈以内地区，以及南极沿海部分区域（如南极半岛），高出了全球平均3-5倍甚至更多（图13）。这一如同被放大镜聚焦现象称作“极地放大效应”，也让当地成为面临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前沿与最脆弱地区。
关于极地放大效应的成因解释众多，而目前最为广泛认可的，是显著的反照率反馈主导所致：在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极地海冰和陆地冰川积雪融化加剧，而裸露出的海表或陆地表面较冰雪偏暗，反射太阳光的能力（反照率）下降，从而吸收更多太阳辐射并促进气温进一步升高，造成恶性循环式的正反馈。此外，北极增温还会影响到云和气溶胶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北极的气温进一步变化（图14）。
而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平均状态的改变，还代表着更极端天气事件频率的显著升高。前文曾提及的西风急流，正是由极地和中低纬度间的冷暖差异所驱动。但由于气候变化和极地放大效应，这一差异有所缩小，西风急流的“天堑”和有所松动，导致极地和外界的南北向热量交换更容易发生，也会促进极地更极端、更频繁的暖事件（图15）。
这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缩影。当冰雪消释后的余泪愈发灼热，当温度计的读数在无言里攀升—或许在这天涯一隅，足以瞥见笼罩天下的气候变化魅影；而这些事件也会有不绝的回音—或许是短期极端过程通过遥相关造成另一片天涯的极端天气，也会是极地气候变化进一步造成全球的气候影响。
这一隅天地的未来会如何沉浮破碎？而更辽阔的天地，也会因此有怎样的回响呢？
图1 2022年3月18日南极地区温度偏离1979-2000年同期平均的距平（单位：℃）。注意，这不是实际温度。图片来源：climatereanalyzer.org
图2 同图1，但为3月15日北极地区的气温距平
图3 南极康科迪亚站3月16日到18日的气温纪录（第三列即为气温，单位℃）
图4 同图1，但为3月1日南极洲温度距平（显示出总体偏低0.6℃）
图5 康科迪亚站过去30天气温演变，可以看到21日气温已有明显下降
图6 3月18日南极地区对流层低层（850hPa）温度异常与对流层中层（500hPa）高度场异常分析，两张图的橙色圈均圈出了造成本次极端偏暖阻塞高压的身影。
图7 3月18日南极地区850hPa高度温度图，绿圈处即康科迪亚站。可以看到有显著的偏北风携带暖气团深入南极内陆。图片来源：https://t.cn/R5rxSpx
图8 同图7，但为对流层中层（500hPa）风场。橙色圈即阻塞高压。
图9 3月15日全球向外辐射长波异常（填色，反应对流活动异常）和200hPa波作用通量（彩色箭头）分析图。可以看到从莫桑比克海峡对流活跃区（红色）激发的波列（黑色箭头）向东南传播到了东南极洲，形成本次的阻塞高压（橙色）。图片来源：JMA
图10 同图7，但为3月16日北极地区表面气温和风场，红色圈为深入北极的气旋，橙色箭头为直接造成大幅增暖、汇入气旋的暖平流可以看到北极点附近已升高至接近0℃。
图11 北京时间3月14日早晨的北大西洋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图片上侧、位于格陵兰岛西南方的本次主角，此时它的中心最低气压下降至930hPa。图片来源：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
图12 北美地区3月15日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上方的三个气旋一字排开，最右侧即本次造成北极短期强烈升温的强气旋。
图13 1880-2020年间，地球表面气温在不同纬度（纵坐标）和年代（横坐标）的距平（基准值为1951-1980年平均）。图片来源：美国航天局（NASA）
图14 关于北极放大效应的物理机制解释。图片来源：EOS
图15 在平均态（左侧）和北极增暖（类似北极涛动负位相）、极地涡旋减弱的状态（右侧）的西风急流不同表现，可以看到北极进一步增暖后会导致西风减弱和南北侧冷暖气团更显著的交换，造成极端冷暖事件增多。图片来源：NOAA
#外媒曝阿兰·德龙希望将来安乐死#
瑞士法律容许安乐死，所以很多欧洲人跑到瑞士来，执行安乐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律。因为这和中国的孝道文化相冲突，家人很难接受。但是社会发展了,首先是寿命延长了。过去人活70古来稀，现在70过逝好稀奇！果然没有经历过的，现代人都经历了。是不是也可以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方法呢？
特别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否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呢？#V光计划##炜炜说#
瑞士法律容许安乐死，所以很多欧洲人跑到瑞士来，执行安乐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律。因为这和中国的孝道文化相冲突，家人很难接受。但是社会发展了,首先是寿命延长了。过去人活70古来稀，现在70过逝好稀奇！果然没有经历过的，现代人都经历了。是不是也可以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方法呢？
特别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否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呢？#V光计划##炜炜说#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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