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生其实都活在一种概率里。
这一年疫情、战争、飞机坠毁……
每个事件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
都是一个个望眼欲穿的家庭。
好好珍惜还能工作和呼吸的自由
好好陪伴身边的家人和喝茶的茶友，好好享受还能说是非聊八卦的美好时光。
你眼里不经意的今天或许是别人奢望的明天。
你厌恶的现在 是未来的你回不去曾经。
这一年疫情、战争、飞机坠毁……
每个事件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
都是一个个望眼欲穿的家庭。
好好珍惜还能工作和呼吸的自由
好好陪伴身边的家人和喝茶的茶友，好好享受还能说是非聊八卦的美好时光。
你眼里不经意的今天或许是别人奢望的明天。
你厌恶的现在 是未来的你回不去曾经。
【#妇女# 和#女孩# 应该在“安全、尊严和自由”的环境中享受没有暴力的生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表示，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可能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致命的疫情”。他在有关妇女地位问题的年度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做出了上述表示。此次活动的重点强调男孩和成年男子应发挥作用，以帮助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
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发表致辞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妇女直接经历过暴力”。
他指出，每11分钟就有一名女性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通常是在她自己的家中，“而在那里她应该是最安全的。”
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发表致辞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妇女直接经历过暴力”。
他指出，每11分钟就有一名女性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通常是在她自己的家中，“而在那里她应该是最安全的。”
#弦外之音#
脑袋里一直思索着某媒体发布的此次灾难的报道及其争议，突然想起今天刚看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随意聊聊。有师哥已经从新闻伦理的角度做过专业的分析，所以在此更多是一些基于传播学和哲学的联想，非常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某媒体的报道之所以实现了“煽情”的效果，引发许多人转发，或许是因为它让132这个数字以及132个名字这些符号有其所指与意义，变成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而其手法，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不在场”的人物历史去规定了“在场”的人物。
在德里达看来，“现实的瞬间不再是一个给定的概念，而成为它与过去和未来关系的产物了。作为在场的时间和现时的瞬间本身已包含了不在场，即包含了过去与未来。这样，在场便具有了它的对立面——不在场的性质……在德里达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对象的在场，仅仅是因为在在场之中有着它不在场的“痕迹”，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了关于不在场的概念。这里的关键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在场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符号系统才能达到它，所有理解和认知都是严格地由符号来传递的。对象的在场总是被‘推迟’。”
也就是说，我们在认识、标定一个人的时候，依据的是“不在场”的事物，其中就包括ta的历史，而我们要去认识这一历史，则必须通过符号，而“符号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不在场的情况下才成其为符号。符号的使用将使其所指的出场遭到拖延。”
人们不可能认识任何在场的东西，除非我们有了一些关于类似那些不在场东西的概念。经常看我“阅读小记”的人可能会发现之前我对于在场的痴迷，对于分离、距离、中介的贬斥，认为媒介“拆解了‘完整的人’”，呼吁真实的联系。但是我始终记得和一位师姐聊天时它说的：“网络上的我可能更加真实。”
回到德里达，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我们的行为逐渐“赛博化”，在网络上留下了很多痕迹，网络上“在场”的我们，往往与大量在真实世界当中“不在场”的历史“同在”。所以尽管在网络上“在场”的我们依然被媒介符号化，但是未必就比真实世界“仅仅在场”的我们“更不真实”。当你穿行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一群人围绕挤压的时候，但这些人其实“并不在场”——因为你完全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些“不在场的概念”。
由此，我们就发现了一种“不在场的权力”，而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话语权”，也就是要问，哪些人可以展示哪些“不在场的痕迹”。回顾整个媒介史，史书上王侯将相的列传，书本上的作者简介，名人的纪录片…而大众，只能“假装在场”。
近代以来，普通人也成为了被描述被记录的对象，但那只是一种新的控制手法与规训机制。正如福柯所说“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
直到互联网时代，大众才第一次、“至少”是拥有“展示他们的不在场的痕迹”的权利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是主动地展示，对于别人来说，他们却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算法下“被展示”的。更不用说，在福柯的视野下，无所不在的“全景敞视监狱”。
而这边也就衍生出了所谓的“数据遗忘权”的问题。在我看来，数据遗忘权最重要的还是数据所有权归谁的问题。由于符号的中介性、人的非理性和易变性，用不在场的历史去标定在场的人往往存在偏差，更有可能违背对象的意愿。比如大家现在去看我初中的qq空间，对认识现在的我可能完全没有帮助，并且这绝对不是我所愿。
而广义的采访，就是挖掘“不在场”的所在——从媒介史的角度，对人的采访可能是最“原始”的一种了，我们越来越能在一个人在不同媒介上留下的痕迹去描述一个人了。而人能选择拒绝，媒介上的“数据”呢？
回到这篇报道，那对将感情经历放在公众号的情侣，（虽然我不知道记者是否征求了同意），他们真的会愿意将这些故事公开给14亿中国人看吗？
如果说公众人物在享受我上面所说的“不在场的权力”的同时还得付出对于“不在场的公开”的代价。那么对于这些遇难者及其家属呢？他们还需要多承担什么公共责任呢？
以上。 https://t.cn/R0Ho6zh
脑袋里一直思索着某媒体发布的此次灾难的报道及其争议，突然想起今天刚看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随意聊聊。有师哥已经从新闻伦理的角度做过专业的分析，所以在此更多是一些基于传播学和哲学的联想，非常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某媒体的报道之所以实现了“煽情”的效果，引发许多人转发，或许是因为它让132这个数字以及132个名字这些符号有其所指与意义，变成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而其手法，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不在场”的人物历史去规定了“在场”的人物。
在德里达看来，“现实的瞬间不再是一个给定的概念，而成为它与过去和未来关系的产物了。作为在场的时间和现时的瞬间本身已包含了不在场，即包含了过去与未来。这样，在场便具有了它的对立面——不在场的性质……在德里达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对象的在场，仅仅是因为在在场之中有着它不在场的“痕迹”，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了关于不在场的概念。这里的关键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在场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符号系统才能达到它，所有理解和认知都是严格地由符号来传递的。对象的在场总是被‘推迟’。”
也就是说，我们在认识、标定一个人的时候，依据的是“不在场”的事物，其中就包括ta的历史，而我们要去认识这一历史，则必须通过符号，而“符号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不在场的情况下才成其为符号。符号的使用将使其所指的出场遭到拖延。”
人们不可能认识任何在场的东西，除非我们有了一些关于类似那些不在场东西的概念。经常看我“阅读小记”的人可能会发现之前我对于在场的痴迷，对于分离、距离、中介的贬斥，认为媒介“拆解了‘完整的人’”，呼吁真实的联系。但是我始终记得和一位师姐聊天时它说的：“网络上的我可能更加真实。”
回到德里达，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我们的行为逐渐“赛博化”，在网络上留下了很多痕迹，网络上“在场”的我们，往往与大量在真实世界当中“不在场”的历史“同在”。所以尽管在网络上“在场”的我们依然被媒介符号化，但是未必就比真实世界“仅仅在场”的我们“更不真实”。当你穿行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一群人围绕挤压的时候，但这些人其实“并不在场”——因为你完全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些“不在场的概念”。
由此，我们就发现了一种“不在场的权力”，而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话语权”，也就是要问，哪些人可以展示哪些“不在场的痕迹”。回顾整个媒介史，史书上王侯将相的列传，书本上的作者简介，名人的纪录片…而大众，只能“假装在场”。
近代以来，普通人也成为了被描述被记录的对象，但那只是一种新的控制手法与规训机制。正如福柯所说“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
直到互联网时代，大众才第一次、“至少”是拥有“展示他们的不在场的痕迹”的权利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是主动地展示，对于别人来说，他们却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算法下“被展示”的。更不用说，在福柯的视野下，无所不在的“全景敞视监狱”。
而这边也就衍生出了所谓的“数据遗忘权”的问题。在我看来，数据遗忘权最重要的还是数据所有权归谁的问题。由于符号的中介性、人的非理性和易变性，用不在场的历史去标定在场的人往往存在偏差，更有可能违背对象的意愿。比如大家现在去看我初中的qq空间，对认识现在的我可能完全没有帮助，并且这绝对不是我所愿。
而广义的采访，就是挖掘“不在场”的所在——从媒介史的角度，对人的采访可能是最“原始”的一种了，我们越来越能在一个人在不同媒介上留下的痕迹去描述一个人了。而人能选择拒绝，媒介上的“数据”呢？
回到这篇报道，那对将感情经历放在公众号的情侣，（虽然我不知道记者是否征求了同意），他们真的会愿意将这些故事公开给14亿中国人看吗？
如果说公众人物在享受我上面所说的“不在场的权力”的同时还得付出对于“不在场的公开”的代价。那么对于这些遇难者及其家属呢？他们还需要多承担什么公共责任呢？
以上。 https://t.cn/R0Ho6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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