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伟大的哲学家曾说：“当我们学会谦逊时，就是最接近伟人的时候。”
才高不自诩，位高不自负，这样的人，才能成就自己。
姿态放低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对世界对他人有着一颗敬畏之心，是做人的大格局。
嘉靖年间，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名叫董云，求知若渴，也颇有些声名。
他68岁时，曾到往浙江会稽山游学，恰逢王阳明在此讲学传道，旁听几次后，深刻认知到自己才疏学浅，王阳明博物通达。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去找王阳明拜师。
当时的王阳明才53岁，他执意不肯收长者为徒，再三推脱。
董云身边的友人们也纷纷劝道：“你年纪已大，声名遐迩，何必如此用功求学呢？”
他却说：“年纪虽大，但所学太少，有幸遇到良师，一定要从头学起。”
两年后，70岁的董云在除夕之夜冒雪赶往会稽山，正式向王阳明行了拜师之礼。
这个故事，也被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董云古稀之年，尚能不满足过去的成就，低头求知，令人动容。
所谓人生的修行，就是一个拾阶而上的过程。
最怕就是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躺平，在懒惰懈怠中白白耗费光阴。
正如《了凡四训》中说：“惟谦受福。”
一个人越是懂得放低姿态，往往就越有福报。
所以无论到了哪一个台阶，都应该放低自己，行为谦逊，持续精进，不断成长。
真理无穷，进一步有进一步的喜悦；学海无涯，行一程有行一程的收获。
当一个人格局变大，自会生出更多敬畏谦卑之心，姿态也必然越放越低。#洞见#
才高不自诩，位高不自负，这样的人，才能成就自己。
姿态放低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对世界对他人有着一颗敬畏之心，是做人的大格局。
嘉靖年间，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名叫董云，求知若渴，也颇有些声名。
他68岁时，曾到往浙江会稽山游学，恰逢王阳明在此讲学传道，旁听几次后，深刻认知到自己才疏学浅，王阳明博物通达。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去找王阳明拜师。
当时的王阳明才53岁，他执意不肯收长者为徒，再三推脱。
董云身边的友人们也纷纷劝道：“你年纪已大，声名遐迩，何必如此用功求学呢？”
他却说：“年纪虽大，但所学太少，有幸遇到良师，一定要从头学起。”
两年后，70岁的董云在除夕之夜冒雪赶往会稽山，正式向王阳明行了拜师之礼。
这个故事，也被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董云古稀之年，尚能不满足过去的成就，低头求知，令人动容。
所谓人生的修行，就是一个拾阶而上的过程。
最怕就是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躺平，在懒惰懈怠中白白耗费光阴。
正如《了凡四训》中说：“惟谦受福。”
一个人越是懂得放低姿态，往往就越有福报。
所以无论到了哪一个台阶，都应该放低自己，行为谦逊，持续精进，不断成长。
真理无穷，进一步有进一步的喜悦；学海无涯，行一程有行一程的收获。
当一个人格局变大，自会生出更多敬畏谦卑之心，姿态也必然越放越低。#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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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长津湖的一些小感慨[小红花]
说的最多的四个字：太震撼了！之前只是知道有抗美援朝，并没有认真了解过这段历史，直到看完长津湖才正视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
[good]作为小粉丝，这部占据千玺20岁一半时光的电影作品，“伍万里”一个江边长大的野孩子，加入志愿军从最初的想要被肯定，到“还差八个就二十”的急于证明，再到后来能和哥哥战友平肩作战的小英雄。伍万里身上有懦弱也有要强、有冒失冲动也有勇敢聪明、有家国情怀也有少年悸动…这是是伍万里的成长，也是千玺的成长，仿佛也看到了一点点我的成长。很高兴认识你，七连第六百七十七名，伍万里！再次认识，演员，@TFBOYS-易烊千玺 ！
[悲伤]泪目是在开篇，伍千里回家时，印象中影片里爹娘的台词只是几句，战后回家和急召归队这两个片段根本都没有台词，但还是被眼睛里的感情戳到了，还有七连雷爹的好多次言语和行动上的“护犊子”，父母的爱和牵挂永远是最柔软，最让人“矫情”的情感。
抗美援朝精神，在雪地那一段刚开始，就忍不住跟同伴悄悄讨论：现实肯定有被冻死的，后面也真的出现了“冰雕连”。就是我这么容易热血冲动又神经大条的人都知道会冻死，他们怎么会想不到，但他们还是站上了战场。记得开场指导员梅生有一句话：再次上战场的恐惧只会比第一次更大。是呀，得有多坚定的信念，抱着怎样的心态才造就的抗美援朝精神。
山河无恙，阳光万里！
常怀敬畏之心，永记可爱之人。
看完长津湖的一些小感慨[小红花]
说的最多的四个字：太震撼了！之前只是知道有抗美援朝，并没有认真了解过这段历史，直到看完长津湖才正视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
[good]作为小粉丝，这部占据千玺20岁一半时光的电影作品，“伍万里”一个江边长大的野孩子，加入志愿军从最初的想要被肯定，到“还差八个就二十”的急于证明，再到后来能和哥哥战友平肩作战的小英雄。伍万里身上有懦弱也有要强、有冒失冲动也有勇敢聪明、有家国情怀也有少年悸动…这是是伍万里的成长，也是千玺的成长，仿佛也看到了一点点我的成长。很高兴认识你，七连第六百七十七名，伍万里！再次认识，演员，@TFBOYS-易烊千玺 ！
[悲伤]泪目是在开篇，伍千里回家时，印象中影片里爹娘的台词只是几句，战后回家和急召归队这两个片段根本都没有台词，但还是被眼睛里的感情戳到了，还有七连雷爹的好多次言语和行动上的“护犊子”，父母的爱和牵挂永远是最柔软，最让人“矫情”的情感。
抗美援朝精神，在雪地那一段刚开始，就忍不住跟同伴悄悄讨论：现实肯定有被冻死的，后面也真的出现了“冰雕连”。就是我这么容易热血冲动又神经大条的人都知道会冻死，他们怎么会想不到，但他们还是站上了战场。记得开场指导员梅生有一句话：再次上战场的恐惧只会比第一次更大。是呀，得有多坚定的信念，抱着怎样的心态才造就的抗美援朝精神。
山河无恙，阳光万里！
常怀敬畏之心，永记可爱之人。
【中国民间互帮互助的行为源远流长，在云贵灾荒救助中有所体现】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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