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员 王玉柱 高璐

 

伴随中国实力的增强与世界大国竞争的加剧，产业链主导权和外部经济安全问题日渐复杂，需要正确认识和积极把握，从而打破西方“规锁”，塑造产业链主导权。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外循环模式下，中国国内产业发展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体系为中心，通过跨国公司纽带，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依附发展的分工格局。这种分工格局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开放红利，但也使中国长期承受着国际利润分配不平等的代价，在下游制造环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也越发紧张。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外循环模式下，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在两个相对割裂的市场中循环流转，决定了这一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运行机制缺陷。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体系扩张，需要突出国内市场产业链的主导性，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全环节循环流转的畅通有序。

同时，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供应链或产业链环节越多、分工流程越长，生产分工效率越高。然而，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分工效率与产业链稳定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悖论。分工精细化和产业链长度的延展一方面能够提升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分工的不确定和经济安全困局。

未来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关切。打破依附发展模式形成的产业链和经济安全困局，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型制度设计的重要政策逻辑。塑造产业链主导权的长远意义，在于改变国内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既有的依附发展关系，防范国际政治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

塑造产业链主导权也是当前西方“规锁”的倒逼之举。随着东西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采取更具国际政治色彩的产业链管控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过度产业保护的基础上维护产业分工格局，形成分工“规锁”的局面，维持既有的产业链分工层级关系，通过下游生产制造环节的合同分包和底层恶性竞争，不断挤压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加大对生产主导环节和包括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领域的核心控制力，企图垄断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领域的主导权，构建产业链分工的新型等级体系，以便从中长期角度维护其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垄断利益。

为了实现分工“规锁”，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技术垄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市场垄断向技术性垄断发展演变，经营领域也从传统的钢铁、石油、机电等行业，向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和信息类高新技术产业方向转型。从21世纪初开始，跨国公司不断优化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研发和生产布局，知识产权类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西方跨国公司对核心产业环节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加剧了分工“规锁”的态势，阻断了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技术流动性，也阻断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正常通道，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产业链和供应链底端。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固化，将可能诱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分工“规锁”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尤为严重。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已成为西方国家的重点“规锁”目标。它们试图重塑国际规制来约束中国，最终达到将中国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的目的。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大国间政治博弈愈发聚焦高端产业和技术领域。拜登政府上任伊始，积极联合西方盟友组成反华技术联盟，与中国展开全方位技术和产业竞争。其一系列政策举措，充分反映了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分工“规锁”维持其产业链主导权和国际产业霸权的政策企图。

那么，如何重塑产业链主导权?这需要改变传统的“中心—外围”分工依附关系，改造包括市场机制、市场主体及政府行为体在内的生产关系结构。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构建一个需求驱动的全新内需体系，通过有效的需求侧管理推动高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要从发展型国家功能角度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推动政府主体功能从生产促进型向社会积累再配置型转化。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职能重大转变。比如，在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建立面向未来的国家需求标准体系。同时，以重点行业和产业领域竞争力提升为导向，面向未来转型需求，通过制定消费端“双碳”标准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此同时，以国内“链主”企业为主导推动产业链整合。产业链整合具有企业资源内部化配置特征，基于组织权力和指令完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其独特优越性。产业链整合通常由产业链条中某个扮演“链主”角色的龙头企业主导。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数量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各行业涌现出诸多龙头企业。未来可通过产业层面的资源整合，有效发挥这类企业参与和推动产业链整合的功能。

此外，还需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产业链区域组织化重构。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要立足区域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构建适合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为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稳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协同有助于提升国际博弈的集体议价权，有效平衡西方国家在产业链方面的政治压力，降低不同生产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者王玉柱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金融贸易研究室主任、“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高璐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

 

校对：黄琛茜（实习生）刘天宇（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