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十几个兵团知青，一起重返故地黑龙江绥滨农场，追寻青春记忆。几个混得不错的农场老职工后代做东，邀请他们在宾馆吃饭。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历史故事#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历史故事#
2008年，十几个兵团知青，一起重返故地黑龙江绥滨农场，追寻青春记忆。几个混得不错的农场老职工后代做东，邀请他们在宾馆吃饭。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席间得知一个当年没回城留在当地的老北京知青，混得非常不好，已经50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
不久，这个未回城的老北京知青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那是他当年好友的电话，只不过好友当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提了干，当了军官，时间长了便失去了联系。
好友和当年一样的口吻：“这段时间你别往外跑，过了奥运，我就去看你。”
奥运过后，好友和一帮老知青到了绥滨农场。吃完饭后，大家在宾馆聊得热火朝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直聊到了深夜。
临别时，好友赠送了一支金笔和金表给北京知青。当年钢笔和手表，是知青金贵得不能再金贵得宝贝，而如今有条件了，好友大方地送了个金的给他 ，可见两人年轻时关系有多铁。
但奇怪的是，这个老北京知青并没有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坐坐，因为此刻他内心深深地自卑。但好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窘境，主动提出明天去他家坐一坐。
第二天一早好友夫妇两人一起到了他的家里，这家哪儿像家？老伴不在了，只有个女儿不在家，不要说招待两个人吃饭，连杯茶都泡不出来。屋里又脏又乱，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盖的是棉絮发黑，甚至连被套都没有。
好友顿时两眼擎泪，心如刀绞，听说了他过得不好，但没想到竟然过得这么惨，于是怒吼道：“你就这样活着？”
而北京知青羞愧难当，竟然说了声“对不起”。好友顿时一把抱住他：“当年你也是有志青年啊，你过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回到宾馆吃完早饭，几个女知青主动跑到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家里，帮忙收拾打扫，床单被褥，内衣内裤甚至都给他买了新的。
这伙人里，大多数人和这个北京知青并不熟。打扫完，还给这个老知青讲道理，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处理人情世故？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三天后，随着这帮老知青的依依惜别，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知青的好友夫妇反复商量后，做了一个决定，他是北京知青，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城，但是按道理他是可以也应该回北京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办回北京。这样不管有什么事，可以搭把手。
回北京？这个老北京知青想都不敢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户口丢了才没回得了城的。
1979年，自己父亲和弟弟户口迁往江西时，父亲单位就没能找到他的原始户籍证明，而打了一个户口遗失证明。而如今已经时隔30年，自己上哪找原始户籍证明去？就算找到，北京户口那也不敢想。
但是当一帮在北京的老知青们开始行动起来，到他曾经在北京居住的辖区派出所去翻档案底子去。你还别说，真就给找到了他的北京户口底子。
可是证明这人有北京户口没用，现在要证明这人是不是就是这户口底子上的这个人？所以好友打电话让他去农场劳资科开个北京知青的证明。
劳资科一翻档案，又麻烦了，因为现有档案材料可以证明他是知青，但无法证明他是北京知青。
而且就算证明了，回到北京没有房子和工作，也无法迁回。要知道那毕竟“北京户口”，而且好友一开始就打算好，迁不能只迁他一个人回来，还要把他一家子包括没结婚的女儿都迁回北京来，而且工作、退休、医疗、养老这些都得办回北京来，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友一开始也想不到这么多，只是不能让年轻时的挚友在那继续过苦日子了。但好友老婆以前在农场开小卖店的，所以心特别细，她从头就把所有问题都统筹好了，把哪些是在北京可以办的，哪些需要当事人处理的，一共列出了需要14项待办事项及材料让他去办。
结果这个在东北呆40年的北京知青，一看就傻眼了，心里就打退堂鼓了，这么麻烦？不办了，你们好意我心领了。
结果被好友痛骂，你知道你嫂子为你这事，每天到处找人，夜里还要整理材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
人家这么辛苦帮自己，图个啥呀？自己反而嫌麻烦？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办理各种手续。14项靠自己办成了9项，剩下的还是人家帮忙办成的。
2009年6月，好友又打来电话：“呆在家别乱跑，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已办好，而且女儿一起迁北京，退休也在北京办，过几天就来接你回北京。”
怕他把“准迁证”弄丢，怕他处理不好人情世故，再节外生枝。好友在一帮北京的知青们的嘱托下，亲自开了2000多公里的车，到了绥滨农场，送来准迁证，并且帮他到当地处理各种手续。
至此，他已经离开北京整整41年了，他这辈子也没奢望过还能回北京，但最终却实现了，而成全这些的，都是当年自己的知青战友们的一片真情。
这个在北大荒呆了41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名叫邹雪生（图3左2）。帮他办回北京的好友，名叫叶明（图3左1）。
邹雪生和女儿户口迁回北京后，就挂在叶明家，邹雪生女儿问不是只有亲属才能投靠么？叶明回答：“战友就是亲属。”
#三联读书# #我们仨#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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