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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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三语：心画、心迹、心法——笔墨随心自然天成

昨天泽川贤侄到工作室学书画，书法临写的是钟繇的小楷。我在给其临帖示范时感觉楷书能人心静，特别是小楷更让人瞬间进入心无杂念，专注笔画游走之间，忘掉他事，进入安静的状态，自然调整好自己的心神。因此，我在给泽川讲书法不是单一写字，而是在于体现书者的情操、人格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古人称之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书写心迹、呈现心法，也就是说书法凸显了一个心字，包含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学识、学养、思想、以及才情和理想等等。如汉朝扬雄的《法言·问神》云：“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再如清代刘熙载所说：“书，如也。如其才，如其学，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意思是说，书法能够通过点画、结构、墨色和章法的变化来表达自己的心动情感意向和审美情趣。所以，聊到心动情感，不得不提到经典书法，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和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可以说都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巅峰经典之作。然，书法一旦进入高级境界，将是大巧若拙的童稚味显得尤为稀缺，或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或化繁为简、寓巧于拙，或质朴率真、举重若轻，或似拙非拙、似朴非朴，让人越看越喜欢，越品越有味。由此及彼，人的精神气度、品格魅力与翰墨气象、万事万物都相联相映，其中的无序和有序、渐变和突变、平衡和避让，都能在书法的书为心画，字如其人，笔墨随心的黑与白、方与圆、虚与实中得到体现，达到“以无意为有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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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