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区政法维稳先进人物系列|魏敏：带着三颗“心”，打造九龙新“枫”景】
重庆之声3月24日讯
他们是百姓心中的“好法官”，
他们是攻坚克难的“急先锋”，
他们是扎根一线的“婆婆嘴”，
他们是调纷解忧的“和事佬”，
他们是巡楼护院的“大喇叭”，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政法维稳干警和平安建设工作者默默无闻、不计名利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亲民爱民的形象。
为大力弘扬政法英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展现政法队伍时代风采，九龙坡区委政法委员会启动“九龙坡区政法维稳先进人物系列展播”活动，全方位讲述政法维稳干警感人事迹，鼓励和引导广大政法维稳干警进一步做到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担当作为，奋力推动全区政法和平安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
42岁的魏敏是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在这位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业绩的女警带领下，九龙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团结一心，奋勇争先——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获得分局派出所序列绩效考核第一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2021年，九龙派出所成为重庆市公安局争创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四个基层代表单位之一。在九龙坡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魏敏荣选为区人大代表。她说，做好基层公安工作的秘笈，就是秉持着三颗“心”：用打击罪恶的“决心”，提升群众安全感；在社会治理上“有心”，提升群众满意度；对困难群体贴心，提升群众获得感。
创新社会治理最有心：打造“指尖上的调解室”
2021年7月底，重庆双福批发市场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批发市场的大量货车必须紧急疏导分流，作为疫情货运分流最大的接收单位，位于九龙派出所辖区的祥和蔬菜批发市场每天新增的货车数量达到了1800余辆之多！
瞬间来自治安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再加上疫情防控的艰巨使命，使得祥和蔬菜批发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当庞大的车流出现在市场门口的时候，立刻造成了交通的堵塞，车队排起了长龙，各种因为装卸货物、交通拥堵、延期交货等等因素产生的矛盾纠纷，呈井喷式爆发，矛盾纠纷化解的压力空前巨大。
当矛盾纠纷急剧增加的时候，民警很难及时到达每一个现场开展工作，再加上防疫工作的特殊要求，如何与来自疫情地区的货运司机们接触，也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可让人惊讶的是，一旦出现堵点或者矛盾冲突，民警都能迅速介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者电话协调，为疫情期间的货物分流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都归功于派出所在两个月之前就在辖区推广并普及了“易联调”小程序。
原来，在疫情来临后，为了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魏敏就开始积极思考新的勤务模式。“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手机点餐、打车，难道调解不可以吗？利用手机调解既能让群众少跑路，又可以减少聚集降低感染风险。”魏敏提出“线上调解室”构想，获得全所民警一致认可。大家集思广益，认真研究、设计、调试，2021年6月中旬，“易联调”小程序正式上线。
微信搜一搜即可进入小程序，矛盾双方点击“我要调”，24小时值守的民警会立即开放一间“线上调解室”，在民警和律师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后，小程序自动生成《调解协议书》，双方进行电子签名并存档——线上调解圆满完成，操作“易”。
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与民警、律师“联”动，民警发挥熟悉基层的特点，跟群众讲理，律师则发挥法律专长，向群众说法——这样的结合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
就是通过这个小程序，民警可以及时获取了蔬菜市场管理方和商贩们通过易联调“社情民意”板块上报的情报信息，掌握现场情况，线上、线下同步化解矛盾纠纷。
除了线上调解，“易联调”还能在线预约线下调解、咨询日常法律问题、搜索最新法条和司法解释、免费下载合同模板和法律文书模板……这个“小而美”的程序，散发出了智治的魅力，增强了辖区有大量城中村的九龙派出所民警，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关怀特殊群众很贴心：“宜老、宜小”和谐九龙
九龙派出所辖区外出务工人员多，存在很多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对这两个特殊群众而言，最容易被忽略，却也是他们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得到关怀。由于家庭构造的特殊性，他们很少能得到社会的关心，这恰恰成为魏敏最放不下心得事情。
如何把这“一老一小”安顿好，魏敏化身“魏大姐”，挨家挨户走访，详细记录，深入思考，最终建起一套关爱老人和未成年人的“宜老宜小”工作模式。
她组织所里的社区分管领导和民警挨家挨户走访调查，了解辖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完善工作台账，让辖区每一个特殊儿童，每一个空巢老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档案。
对待老人，她积极衔接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上门定期做义诊，还同社区、街、镇工作人员制定了针对老人的关爱计划，定期上门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为老人送去慰问和关怀。
对待特殊儿童，她认真分析每一个儿童家庭背景，定期看望，关心询问，做好记录，将孩子们每一个愿望都写在本上，记在心里。帮助他们实现一个个小期待，让孩子们的天真浪漫重现在脸上。魏敏积极衔接司法部门、学校等单位，努力争取，将辖区的辰光学校作为“儿童保护中心试点单位”，定期给学生上安全、教育、法制等课程。她鼓励民警建立一对一帮扶对象，目前已经有8名家庭困难儿童接受了九龙派出所民警的帮扶，孩子们的心态变得更加阳光，对社会充满感恩。
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优势，魏敏将派出所警力作为法治副校长覆盖到辖区所有公办中小学校，开展专题培训与考核评价、上好法治教育主题课、参与学校普法教育、规范学校内部管理……而“易联调”也被带入学校，化解涉校、涉生、涉师矛盾纠纷，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这种关爱还将持续下去，魏敏将辖区空巢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去关心，将辖区特殊儿童当成自己儿女去爱护，她是弱势群体的“魏大姐”，是孩子们的“魏妈妈”。
打击违法犯罪有决心：惩恶治乱绝不手软
2021年初，辖区居民李女士来到九龙派出所报警，称其在一个月内共计被诈骗现金34万余元。案情引起了魏敏的重视，她立即组织警力对案情进行研判，对作案的可疑银行账号进行分析，很快关联出了嫌疑人的作案账户，敏锐地梳理出了冯某、龚某、张某等三名主要犯罪成员。对侦查破案有着敏锐嗅觉的魏敏决定进一步深挖线索，很快，一个以这三名嫌疑人为核心、十余人参与的诈骗洗钱团伙浮出水面！
经历了周密的研判后，魏敏立即带领二十余名警力前往犯罪分子的落脚点进行抓捕，当晚便抓获主要嫌疑人六名。经过突审，这六名嫌疑人交代出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中大型洗钱团伙，该团伙从事犯罪活动的资金流水极大。面对公安机关的强大攻势，其余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2021年3月，九龙派出所在工作中了解到，辖区农贸市场内长期有一伙人进行聚众赌博，严重扰乱社会治安，面对市场管理方的劝告，他们恶语相向，逞威风耍霸道，多名劳工在他们的要挟和引诱下，也参与其中，更有甚者连孩子的学费都输得一干二净。好好的蔬菜批发市场，被这伙人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却又敢怒不敢言。
魏敏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组织社区民警上门调查，经过调查研判，查明了以周某、洪某为首的赌博团伙。魏敏当机立断，立即带领民警组织抓捕，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6人。
这个赌博团伙长期盘桓在蔬菜批发市场，裹挟引诱该市场内的“棒棒”参与赌博并为赌博提供条件，从中非法获利。经查，周某、洪某本是该市场的蔬菜批发经营户，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故二人将蔬菜批发市场作为根据地，为赌博提供条件，频繁邀约聚集闲散人员参与赌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以及蔬菜批发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随着该团伙落网，周围的蔬菜经营户和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魏敏带领民警铲除了这个社会毒瘤，肃清了辖区的治安环境，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得以保证，三月初春的阳光照在了市场的屋顶，市场内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繁荣。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3月24日讯
他们是百姓心中的“好法官”，
他们是攻坚克难的“急先锋”，
他们是扎根一线的“婆婆嘴”，
他们是调纷解忧的“和事佬”，
他们是巡楼护院的“大喇叭”，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政法维稳干警和平安建设工作者默默无闻、不计名利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亲民爱民的形象。
为大力弘扬政法英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展现政法队伍时代风采，九龙坡区委政法委员会启动“九龙坡区政法维稳先进人物系列展播”活动，全方位讲述政法维稳干警感人事迹，鼓励和引导广大政法维稳干警进一步做到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担当作为，奋力推动全区政法和平安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
42岁的魏敏是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在这位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业绩的女警带领下，九龙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团结一心，奋勇争先——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获得分局派出所序列绩效考核第一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2021年，九龙派出所成为重庆市公安局争创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四个基层代表单位之一。在九龙坡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魏敏荣选为区人大代表。她说，做好基层公安工作的秘笈，就是秉持着三颗“心”：用打击罪恶的“决心”，提升群众安全感；在社会治理上“有心”，提升群众满意度；对困难群体贴心，提升群众获得感。
创新社会治理最有心：打造“指尖上的调解室”
2021年7月底，重庆双福批发市场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批发市场的大量货车必须紧急疏导分流，作为疫情货运分流最大的接收单位，位于九龙派出所辖区的祥和蔬菜批发市场每天新增的货车数量达到了1800余辆之多！
瞬间来自治安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再加上疫情防控的艰巨使命，使得祥和蔬菜批发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当庞大的车流出现在市场门口的时候，立刻造成了交通的堵塞，车队排起了长龙，各种因为装卸货物、交通拥堵、延期交货等等因素产生的矛盾纠纷，呈井喷式爆发，矛盾纠纷化解的压力空前巨大。
当矛盾纠纷急剧增加的时候，民警很难及时到达每一个现场开展工作，再加上防疫工作的特殊要求，如何与来自疫情地区的货运司机们接触，也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可让人惊讶的是，一旦出现堵点或者矛盾冲突，民警都能迅速介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者电话协调，为疫情期间的货物分流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都归功于派出所在两个月之前就在辖区推广并普及了“易联调”小程序。
原来，在疫情来临后，为了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魏敏就开始积极思考新的勤务模式。“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手机点餐、打车，难道调解不可以吗？利用手机调解既能让群众少跑路，又可以减少聚集降低感染风险。”魏敏提出“线上调解室”构想，获得全所民警一致认可。大家集思广益，认真研究、设计、调试，2021年6月中旬，“易联调”小程序正式上线。
微信搜一搜即可进入小程序，矛盾双方点击“我要调”，24小时值守的民警会立即开放一间“线上调解室”，在民警和律师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后，小程序自动生成《调解协议书》，双方进行电子签名并存档——线上调解圆满完成，操作“易”。
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与民警、律师“联”动，民警发挥熟悉基层的特点，跟群众讲理，律师则发挥法律专长，向群众说法——这样的结合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
就是通过这个小程序，民警可以及时获取了蔬菜市场管理方和商贩们通过易联调“社情民意”板块上报的情报信息，掌握现场情况，线上、线下同步化解矛盾纠纷。
除了线上调解，“易联调”还能在线预约线下调解、咨询日常法律问题、搜索最新法条和司法解释、免费下载合同模板和法律文书模板……这个“小而美”的程序，散发出了智治的魅力，增强了辖区有大量城中村的九龙派出所民警，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关怀特殊群众很贴心：“宜老、宜小”和谐九龙
九龙派出所辖区外出务工人员多，存在很多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对这两个特殊群众而言，最容易被忽略，却也是他们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得到关怀。由于家庭构造的特殊性，他们很少能得到社会的关心，这恰恰成为魏敏最放不下心得事情。
如何把这“一老一小”安顿好，魏敏化身“魏大姐”，挨家挨户走访，详细记录，深入思考，最终建起一套关爱老人和未成年人的“宜老宜小”工作模式。
她组织所里的社区分管领导和民警挨家挨户走访调查，了解辖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完善工作台账，让辖区每一个特殊儿童，每一个空巢老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档案。
对待老人，她积极衔接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上门定期做义诊，还同社区、街、镇工作人员制定了针对老人的关爱计划，定期上门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为老人送去慰问和关怀。
对待特殊儿童，她认真分析每一个儿童家庭背景，定期看望，关心询问，做好记录，将孩子们每一个愿望都写在本上，记在心里。帮助他们实现一个个小期待，让孩子们的天真浪漫重现在脸上。魏敏积极衔接司法部门、学校等单位，努力争取，将辖区的辰光学校作为“儿童保护中心试点单位”，定期给学生上安全、教育、法制等课程。她鼓励民警建立一对一帮扶对象，目前已经有8名家庭困难儿童接受了九龙派出所民警的帮扶，孩子们的心态变得更加阳光，对社会充满感恩。
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优势，魏敏将派出所警力作为法治副校长覆盖到辖区所有公办中小学校，开展专题培训与考核评价、上好法治教育主题课、参与学校普法教育、规范学校内部管理……而“易联调”也被带入学校，化解涉校、涉生、涉师矛盾纠纷，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这种关爱还将持续下去，魏敏将辖区空巢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去关心，将辖区特殊儿童当成自己儿女去爱护，她是弱势群体的“魏大姐”，是孩子们的“魏妈妈”。
打击违法犯罪有决心：惩恶治乱绝不手软
2021年初，辖区居民李女士来到九龙派出所报警，称其在一个月内共计被诈骗现金34万余元。案情引起了魏敏的重视，她立即组织警力对案情进行研判，对作案的可疑银行账号进行分析，很快关联出了嫌疑人的作案账户，敏锐地梳理出了冯某、龚某、张某等三名主要犯罪成员。对侦查破案有着敏锐嗅觉的魏敏决定进一步深挖线索，很快，一个以这三名嫌疑人为核心、十余人参与的诈骗洗钱团伙浮出水面！
经历了周密的研判后，魏敏立即带领二十余名警力前往犯罪分子的落脚点进行抓捕，当晚便抓获主要嫌疑人六名。经过突审，这六名嫌疑人交代出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中大型洗钱团伙，该团伙从事犯罪活动的资金流水极大。面对公安机关的强大攻势，其余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2021年3月，九龙派出所在工作中了解到，辖区农贸市场内长期有一伙人进行聚众赌博，严重扰乱社会治安，面对市场管理方的劝告，他们恶语相向，逞威风耍霸道，多名劳工在他们的要挟和引诱下，也参与其中，更有甚者连孩子的学费都输得一干二净。好好的蔬菜批发市场，被这伙人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却又敢怒不敢言。
魏敏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组织社区民警上门调查，经过调查研判，查明了以周某、洪某为首的赌博团伙。魏敏当机立断，立即带领民警组织抓捕，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6人。
这个赌博团伙长期盘桓在蔬菜批发市场，裹挟引诱该市场内的“棒棒”参与赌博并为赌博提供条件，从中非法获利。经查，周某、洪某本是该市场的蔬菜批发经营户，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故二人将蔬菜批发市场作为根据地，为赌博提供条件，频繁邀约聚集闲散人员参与赌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以及蔬菜批发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随着该团伙落网，周围的蔬菜经营户和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魏敏带领民警铲除了这个社会毒瘤，肃清了辖区的治安环境，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得以保证，三月初春的阳光照在了市场的屋顶，市场内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繁荣。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今天世卫组织疫情发布会上的几句话
“全球新冠病例继续增加，主要是因为亚洲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和欧洲的新一波疫情，一些国家现在的死亡率达到了大流行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个现象反映了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极快，以及未接种疫苗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在增加。”
“专注于疫苗接种、为最弱势群体接种疫苗和保护最弱势群体的国家，不一定会导致医疗系统压力大幅增加，也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
微博上不断看到有朋友说“我父母身体不好，因此不能打疫苗”，或“有过肿瘤三年之后才能打疫苗”之类，各地疫情最近此起彼伏，而这些最需要打疫苗的人还没有接种，不禁让人着急。
要加强老年人/有基础疾病人的接种，需要从上到下努力，需要大媒体比如中国日报、环球网之类多登这方面的科普文章，需要改变地方上的接种政策，鼓励（而不是阻止）尽可能多的老年人和高危人群接种疫苗。
有的朋友认为自己家的老人不怎么出门，因此没必要打疫苗。但是老人会生活在真空里吗？家里人如果是无症状感染、自己都不知道就可能把病毒带回来传给家里的老人/病人。
如果现在不赶紧接种疫苗，以后可能会后悔莫及。
（附一位高龄老人得了新冠的经历：https://t.cn/A66SYA1Y）
#阿医生说疫苗#
“全球新冠病例继续增加，主要是因为亚洲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和欧洲的新一波疫情，一些国家现在的死亡率达到了大流行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个现象反映了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极快，以及未接种疫苗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在增加。”
“专注于疫苗接种、为最弱势群体接种疫苗和保护最弱势群体的国家，不一定会导致医疗系统压力大幅增加，也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
微博上不断看到有朋友说“我父母身体不好，因此不能打疫苗”，或“有过肿瘤三年之后才能打疫苗”之类，各地疫情最近此起彼伏，而这些最需要打疫苗的人还没有接种，不禁让人着急。
要加强老年人/有基础疾病人的接种，需要从上到下努力，需要大媒体比如中国日报、环球网之类多登这方面的科普文章，需要改变地方上的接种政策，鼓励（而不是阻止）尽可能多的老年人和高危人群接种疫苗。
有的朋友认为自己家的老人不怎么出门，因此没必要打疫苗。但是老人会生活在真空里吗？家里人如果是无症状感染、自己都不知道就可能把病毒带回来传给家里的老人/病人。
如果现在不赶紧接种疫苗，以后可能会后悔莫及。
（附一位高龄老人得了新冠的经历：https://t.cn/A66SYA1Y）
#阿医生说疫苗#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