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华哥一起很快就收拾完战场
突然想起开客栈那几年
跟客人离场后留下的烂摊子比
这简直太小儿科了
那些日子里每次华哥来客栈
都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帮我一起收拾
总是可以给到我踏实过日子的安全感
这也成了我后来嫁给他的理由之一吧
直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回到家不需要开口随手就能捡来家务活干
在我心里这个男人我还是很满意的
马上迎来所谓的七年之痒
但愿那只是无稽之谈
一切平淡无奇也挺好
突然想起开客栈那几年
跟客人离场后留下的烂摊子比
这简直太小儿科了
那些日子里每次华哥来客栈
都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帮我一起收拾
总是可以给到我踏实过日子的安全感
这也成了我后来嫁给他的理由之一吧
直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回到家不需要开口随手就能捡来家务活干
在我心里这个男人我还是很满意的
马上迎来所谓的七年之痒
但愿那只是无稽之谈
一切平淡无奇也挺好
#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甘文鋒：香港地區行政的改革建議（續）
四、地區行政的綜合改革建議
以上提到幾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分別是：一）將政務官培育成專才；二）將現時一級政府權力下放到地區；三）增加公務員的量化績效指標；四）區議會小選區合併成更大選區；五）政府適度將某部分權力下放予區議會。本文提出地區行政改革建議，嘗試解決以上五個問題。
在提出該如何做之前，想先談談甚麼不該做，就是不應該只思考如何改革區議會。現時在民間的確有很多改革區議會的建議，包括是否保留區議會。如保留該如何重新劃區，或是否保留部分議席由政府委任；如不保留，那麼現時的資源及功能是否該由地區的其他諮詢架構如分區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及滅罪委員會等分擔。
這些問題需要討論，但如果目標是地區行政的良政善治，那麼僅僅改革區議會根本未能解決更基本的問題，例如政府部門輕視區議會。如果香港的良政善治是最主要的目的，便只有整體改革才能做得到，而這裡提出就是在地區行政這一環節去做第一步改革。
正如上文分析，現時一級政府對香港政府制定政策有非常大的限制，一個近800萬人的大都會只有一級政府亦並不合理。因此第一個改革建議是將現有的一級政府權力下放，將現時的18區，根據人口及地理重新劃分為六區，並在每區設區長。因應香港的行政主導，區長應向特首負責，且由特首作政治任命方能更好配合。
用內地「條塊」的說法，有多少個局往下就有多少「條」，而有多少個區就是有多少「塊」。 「條塊」要配合得好，在頂層建築亦要作相對應的安排，例如「條塊」的首長可能應該在同級，那可考慮設立「區務司」，與其餘三司同級，而以下的六位區長則與局長同級，一同加入成為行政會議成員。
此項改革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每個署在區當中都有專員加入地區行政單位，並向區長負責，區長不單是如現時的民政專員般僅負責聯絡工作，而是有協調各部門的權力，可以調動區內的不同部門互相配合。而各署於區內的專員，則可以是副區長，負責日常執行有關實際事務，並定期向區長匯報。
此外，為了要政務主任更熟悉他們的範疇，地區的政務主任應該留在同一署當中任職。如果要調動，應該是到其他區的同一部門，令到他們可以將不同地區的良好經驗和其他區分享。例如負責康文署的政務主任，可以在港九新界等地調任，但應長期留在康文署，即使將來能力出眾能夠升遷至局一級，亦應該留在康文署所屬的局當中，繼續專責康文工作，確保政策的專業性及一致性。
另一方面，為確保地區內公務員的積極性，同時令他們重視區議會的聲音，未來區議會應該與地區共同製定該區公務員的績效指標，並且區議會可就一部門的整體績效作出評估。而該評估是會公開並讓民眾知悉，一來可以讓民眾知悉區議會是在認真監察地區的工作，二來是讓有關部門在工作時更積極回應區議會的意見，以免在之後的公開評分中被差評。
由於區長屬於政治任命，如果區內有太多部門評分太低，特首亦應要求他負起政治責任自行離職。同樣，當區長負有政治責任，他亦會更加希望下屬可以多聽區議會意見。區長亦可根據區議會的評核，向公務員事務局給予內部升遷的建議。概括而言，就是在地區層面，分別由上而下由區長給予內部評核，以及由下而上由區議會實施外部監察，作為推動地區公務員的積極工作的動力。
而在區議會的改革方面，小區合併是其中一個建議，可以考慮將現時三個區合併為一區，然後每區採用雙議席單票制。現時每區平均的人口數約17,000，三區合併後約50,000人，合併後由原來17,000人一位區議員，變成25,000人一位區議員。除此之外，為了加強區議員的專業性，減低民粹政治的機會，亦可以考慮安排部分議席作委任，那麼整體區議員數目其實不會減少，每區依然有原來數目的區議員服務。
這項安排有三大好處，首先有委任議員可從專業角度為政府提供意見，第二是雙議席單票制亦可確保議會聲音多元，其三是議員負責的選區更大視野亦會更大，可以有更好的平台去提升自己的議政質素。當然最後委任及直選議員的比例可以再詳細討論，但委任直選混合和雙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應該是更能推動地區行政的良政善治，減少民粹政治再在地區出現的可能性。
結語
本文在前兩部分首先針對行政部門和區議會兩大方面探討了現時香港政治制度上最需要解決的五個問題，希望在中央完善了選舉制度後，討論下一步改革的重點；第三部分則提出了解決五個問題的方法；最後則是在地區行政層面，綜合幾個方法嘗試提出一個整體的改革方案。
方案包括將政府向地區下放權力，並在各區設立政治任命的區長；此外亦希望政務官能夠長期負責同一範疇以培訓他們制定政策的專業性及一致性；第三是希望區長及區議會透過績效評估，共同推動公務員積極工作；第四是區議會合併選區並改為雙議席單票制；最後是將部分議席改為政府委任，避免區議會民粹化。
這個方案的幾個目標，分別針對區長的政治責任、政策的專業性、公務員的積極性、政治人才的目光及視野，以及最後是減低區議會的民粹化的機會。希望透過這幾個方面的改革，能夠推動地區的良政善治，為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打好基礎。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紫荊論壇》
四、地區行政的綜合改革建議
以上提到幾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分別是：一）將政務官培育成專才；二）將現時一級政府權力下放到地區；三）增加公務員的量化績效指標；四）區議會小選區合併成更大選區；五）政府適度將某部分權力下放予區議會。本文提出地區行政改革建議，嘗試解決以上五個問題。
在提出該如何做之前，想先談談甚麼不該做，就是不應該只思考如何改革區議會。現時在民間的確有很多改革區議會的建議，包括是否保留區議會。如保留該如何重新劃區，或是否保留部分議席由政府委任；如不保留，那麼現時的資源及功能是否該由地區的其他諮詢架構如分區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及滅罪委員會等分擔。
這些問題需要討論，但如果目標是地區行政的良政善治，那麼僅僅改革區議會根本未能解決更基本的問題，例如政府部門輕視區議會。如果香港的良政善治是最主要的目的，便只有整體改革才能做得到，而這裡提出就是在地區行政這一環節去做第一步改革。
正如上文分析，現時一級政府對香港政府制定政策有非常大的限制，一個近800萬人的大都會只有一級政府亦並不合理。因此第一個改革建議是將現有的一級政府權力下放，將現時的18區，根據人口及地理重新劃分為六區，並在每區設區長。因應香港的行政主導，區長應向特首負責，且由特首作政治任命方能更好配合。
用內地「條塊」的說法，有多少個局往下就有多少「條」，而有多少個區就是有多少「塊」。 「條塊」要配合得好，在頂層建築亦要作相對應的安排，例如「條塊」的首長可能應該在同級，那可考慮設立「區務司」，與其餘三司同級，而以下的六位區長則與局長同級，一同加入成為行政會議成員。
此項改革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每個署在區當中都有專員加入地區行政單位，並向區長負責，區長不單是如現時的民政專員般僅負責聯絡工作，而是有協調各部門的權力，可以調動區內的不同部門互相配合。而各署於區內的專員，則可以是副區長，負責日常執行有關實際事務，並定期向區長匯報。
此外，為了要政務主任更熟悉他們的範疇，地區的政務主任應該留在同一署當中任職。如果要調動，應該是到其他區的同一部門，令到他們可以將不同地區的良好經驗和其他區分享。例如負責康文署的政務主任，可以在港九新界等地調任，但應長期留在康文署，即使將來能力出眾能夠升遷至局一級，亦應該留在康文署所屬的局當中，繼續專責康文工作，確保政策的專業性及一致性。
另一方面，為確保地區內公務員的積極性，同時令他們重視區議會的聲音，未來區議會應該與地區共同製定該區公務員的績效指標，並且區議會可就一部門的整體績效作出評估。而該評估是會公開並讓民眾知悉，一來可以讓民眾知悉區議會是在認真監察地區的工作，二來是讓有關部門在工作時更積極回應區議會的意見，以免在之後的公開評分中被差評。
由於區長屬於政治任命，如果區內有太多部門評分太低，特首亦應要求他負起政治責任自行離職。同樣，當區長負有政治責任，他亦會更加希望下屬可以多聽區議會意見。區長亦可根據區議會的評核，向公務員事務局給予內部升遷的建議。概括而言，就是在地區層面，分別由上而下由區長給予內部評核，以及由下而上由區議會實施外部監察，作為推動地區公務員的積極工作的動力。
而在區議會的改革方面，小區合併是其中一個建議，可以考慮將現時三個區合併為一區，然後每區採用雙議席單票制。現時每區平均的人口數約17,000，三區合併後約50,000人，合併後由原來17,000人一位區議員，變成25,000人一位區議員。除此之外，為了加強區議員的專業性，減低民粹政治的機會，亦可以考慮安排部分議席作委任，那麼整體區議員數目其實不會減少，每區依然有原來數目的區議員服務。
這項安排有三大好處，首先有委任議員可從專業角度為政府提供意見，第二是雙議席單票制亦可確保議會聲音多元，其三是議員負責的選區更大視野亦會更大，可以有更好的平台去提升自己的議政質素。當然最後委任及直選議員的比例可以再詳細討論，但委任直選混合和雙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應該是更能推動地區行政的良政善治，減少民粹政治再在地區出現的可能性。
結語
本文在前兩部分首先針對行政部門和區議會兩大方面探討了現時香港政治制度上最需要解決的五個問題，希望在中央完善了選舉制度後，討論下一步改革的重點；第三部分則提出了解決五個問題的方法；最後則是在地區行政層面，綜合幾個方法嘗試提出一個整體的改革方案。
方案包括將政府向地區下放權力，並在各區設立政治任命的區長；此外亦希望政務官能夠長期負責同一範疇以培訓他們制定政策的專業性及一致性；第三是希望區長及區議會透過績效評估，共同推動公務員積極工作；第四是區議會合併選區並改為雙議席單票制；最後是將部分議席改為政府委任，避免區議會民粹化。
這個方案的幾個目標，分別針對區長的政治責任、政策的專業性、公務員的積極性、政治人才的目光及視野，以及最後是減低區議會的民粹化的機會。希望透過這幾個方面的改革，能夠推動地區的良政善治，為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打好基礎。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紫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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