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故事】宋濂游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声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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