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做一条健康的咸鱼吗# 疫情时和朋友聊天，聊起她室友。说是在家办公那几天，室友的老板每晚都会给她打电话，检查她白天是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时间还是晚上11点。
出于压力，她室友打算第二天冒着风险去公司上班，我朋友怎么都劝不住。最后还是48小时的小区封闭管理政策，及时制止了她室友出门上班的计划。
朋友为她打抱不平，“我室友现在从起床到晚上睡觉，每时每刻都在干活。连吃饭都争分夺秒的，家里就那么大点地方，还要一路小跑。有一天干到凌晨3点…...”我在场外心疼她室友，“这也太拼了，会搞坏身体的。”
“和她同批进公司的就剩1-2个了，我室友挺到现在。说是干完三四年，考到资质证，公司就可以安排户口的事。所以她才撑到现在。她也觉得老板器重她，给她的客户比别人都多。但是她双休日都在家干活了，老板还阴阳怪气地说她没交日报…...”
据说有一阵她们家到处都是室友的头发，朋友就跟在后头一路收拾，听得我一阵唏嘘。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室友适合去深圳，又卷又拼。朋友想了一会儿，“可能有理想有斗志的人就是和我们这种咸鱼不一样吧。”
“做一条健康的咸鱼也没什么不好。我希望你室友健健康康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来日方长。”
这几年，「平安健康」和「来日方长」这两组词频繁出现在我和朋友的聊天对话中。我们不再羞于谈论养生和健康，而是大大方方地把问题摆到台面上聊。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似乎就在几个昼夜之间，身体就从怎么熬夜折腾都没事的金刚之躯，成了一不留神就开始叮呤哐啷全身响的老式自行车。
也不怪谁，的确到了该注重身体健康的年纪了。我清楚地记得24岁时，我的同龄人里有人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有人在和我吃完饭后变戏法似地接连掏出了5种药，在我面前一颗一颗吃下去；有人把医院当成了公司和家之外的第三个落脚点，一边熬着中药一边回着邮件；有人带着脱发危机，聚会相邀都避而不见。
我呢，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头两年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都贡献给了医院，体检都战战兢兢。我受够了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于是毕恭毕敬地将“保命、养生、健康”等从前漫不经心敷衍的词汇给挪到了心愿墙的贵宾区。
发生在今年的一条猝死新闻，让我和同事在讨论之余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严肃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上班？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是没有生活，或者更惨一点把命都搭上，直接剥夺了和家人朋友享受生活的时间和机会，那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工作？
上紧发条的工作强度早已成为当今职场的一种常态，在某些行业甚至是默认的规则。无意义的日报周报，竞赛式的加班机制，莫名其妙的内卷，形同虚设的正常工作时间…...让本该见于中老年人身上的疾病也早早找上了青年职场人。
不意外到了某个年龄段，耳朵里收到的全都是些尖锐钝重的坏消息。今天谁谁谁查出了什么重病，明天又是谁谁谁突然猝死，再然后又是谁谁谁遭遇事故去世了...…那些原本在生命里活蹦乱跳的人，那些昨天还出现在聊天对话中的名字，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再也不是二十几岁飞扬在空中的轻柔花瓣和五彩气泡了。
前不久朋友才告诉我，他老板因为连着几个月都在外出差，又加上加班熬夜，接连几天出现心跳加速，无法入睡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捂着胸口差点以为下一秒就无法呼吸了。
即便被开出优厚的条件一再挽留，但只要想到还有家人和孩子在等着他平安回家，就更坚定了他老板辞职的决心。生命可不像股票基金，它的抄底时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醒悟的机会，经不起任何冒险和博弈。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误以为人生的终点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到30岁都需费上大把岁月。到后来听了太多坏消息，见了太多突然凋零的生命，也就有了觉悟。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到那么远的未来。生命随时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画上刺眼的句号，能被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李碧华对人生做了这番拆解，她说，“人生也不过七十，除了十年的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那五十中，又分了日夜，只剩下二十五。…遇上刮风下雨，生病，危难，东奔西跑，还剩下多少好日子？”
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5岁左右的水平，百岁老人也不在少数。但考虑到如今内卷的程度以及种种不可抗的意外，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地活到七十，也足够了不起了。
汪曾祺先生在他某篇文章中写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不死。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原来并不相信天国，也不相信来生，他们只愿意在现实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最好永远地活下去。”
长生不老毕竟是神话里的梦一场。现实中我的理想很简单：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
《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文 | 读者：May与五月
出于压力，她室友打算第二天冒着风险去公司上班，我朋友怎么都劝不住。最后还是48小时的小区封闭管理政策，及时制止了她室友出门上班的计划。
朋友为她打抱不平，“我室友现在从起床到晚上睡觉，每时每刻都在干活。连吃饭都争分夺秒的，家里就那么大点地方，还要一路小跑。有一天干到凌晨3点…...”我在场外心疼她室友，“这也太拼了，会搞坏身体的。”
“和她同批进公司的就剩1-2个了，我室友挺到现在。说是干完三四年，考到资质证，公司就可以安排户口的事。所以她才撑到现在。她也觉得老板器重她，给她的客户比别人都多。但是她双休日都在家干活了，老板还阴阳怪气地说她没交日报…...”
据说有一阵她们家到处都是室友的头发，朋友就跟在后头一路收拾，听得我一阵唏嘘。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室友适合去深圳，又卷又拼。朋友想了一会儿，“可能有理想有斗志的人就是和我们这种咸鱼不一样吧。”
“做一条健康的咸鱼也没什么不好。我希望你室友健健康康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来日方长。”
这几年，「平安健康」和「来日方长」这两组词频繁出现在我和朋友的聊天对话中。我们不再羞于谈论养生和健康，而是大大方方地把问题摆到台面上聊。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似乎就在几个昼夜之间，身体就从怎么熬夜折腾都没事的金刚之躯，成了一不留神就开始叮呤哐啷全身响的老式自行车。
也不怪谁，的确到了该注重身体健康的年纪了。我清楚地记得24岁时，我的同龄人里有人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有人在和我吃完饭后变戏法似地接连掏出了5种药，在我面前一颗一颗吃下去；有人把医院当成了公司和家之外的第三个落脚点，一边熬着中药一边回着邮件；有人带着脱发危机，聚会相邀都避而不见。
我呢，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头两年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都贡献给了医院，体检都战战兢兢。我受够了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于是毕恭毕敬地将“保命、养生、健康”等从前漫不经心敷衍的词汇给挪到了心愿墙的贵宾区。
发生在今年的一条猝死新闻，让我和同事在讨论之余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严肃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上班？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是没有生活，或者更惨一点把命都搭上，直接剥夺了和家人朋友享受生活的时间和机会，那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工作？
上紧发条的工作强度早已成为当今职场的一种常态，在某些行业甚至是默认的规则。无意义的日报周报，竞赛式的加班机制，莫名其妙的内卷，形同虚设的正常工作时间…...让本该见于中老年人身上的疾病也早早找上了青年职场人。
不意外到了某个年龄段，耳朵里收到的全都是些尖锐钝重的坏消息。今天谁谁谁查出了什么重病，明天又是谁谁谁突然猝死，再然后又是谁谁谁遭遇事故去世了...…那些原本在生命里活蹦乱跳的人，那些昨天还出现在聊天对话中的名字，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再也不是二十几岁飞扬在空中的轻柔花瓣和五彩气泡了。
前不久朋友才告诉我，他老板因为连着几个月都在外出差，又加上加班熬夜，接连几天出现心跳加速，无法入睡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捂着胸口差点以为下一秒就无法呼吸了。
即便被开出优厚的条件一再挽留，但只要想到还有家人和孩子在等着他平安回家，就更坚定了他老板辞职的决心。生命可不像股票基金，它的抄底时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醒悟的机会，经不起任何冒险和博弈。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误以为人生的终点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到30岁都需费上大把岁月。到后来听了太多坏消息，见了太多突然凋零的生命，也就有了觉悟。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到那么远的未来。生命随时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画上刺眼的句号，能被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李碧华对人生做了这番拆解，她说，“人生也不过七十，除了十年的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那五十中，又分了日夜，只剩下二十五。…遇上刮风下雨，生病，危难，东奔西跑，还剩下多少好日子？”
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5岁左右的水平，百岁老人也不在少数。但考虑到如今内卷的程度以及种种不可抗的意外，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地活到七十，也足够了不起了。
汪曾祺先生在他某篇文章中写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不死。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原来并不相信天国，也不相信来生，他们只愿意在现实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最好永远地活下去。”
长生不老毕竟是神话里的梦一场。现实中我的理想很简单：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
《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文 | 读者：May与五月
#历史[超话]#历史上先后有六位仁宗皇帝 最当得起“仁”的皇帝为何是宋仁宗
“仁”是比较美好的一个词汇，用在皇帝的庙号中也都是褒义词，庙号中仁的含义有：蓄义丰功曰仁;慈民爱物曰仁;克己复礼曰仁;贵贤亲亲曰仁;杀身成仁曰仁;能以国让曰仁;利泽万世曰仁;率性安行曰仁;功施于民曰仁;屈己逮下曰仁;度功而行曰仁;宽信敏惠曰仁;爱仁立物曰仁;体元立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教化溥浃曰仁;慈心为质曰仁;惠爱溥洽曰仁。中国历史上先后有6位皇帝死后庙号为仁宗，分别是：宋仁宗赵祯;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和清仁宗颙琰。撇开地方性政权中西辽和西夏仁宗，我们大一统王朝中宋元明清四位仁宗是如何以仁治国，又为何只有宋仁宗最当得“仁”这个字。
1、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赵祯，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仁宗在位一共42年，占北宋一朝(167年)的四分之一。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都达到了高峰，仁宗时期也是北宋最为繁荣的时期，后世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时期更是人才济济，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和范仲淹、包拯、狄青等人都活跃在仁宗一朝。《宋史》中对仁宗的评价是：“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宋仁宗的“仁”可以从以下几件小事中看出来：
宫女太监们犯了错，赵祯不但不计较反而还帮他们隐瞒，以免他们受到责罚;大臣们犯言直谏，有时候会说出一些过分的话他也不计较，有一次包拯谏言话说到激动之处，唾沫星子都飞到仁宗的脸上，仁宗也只是用衣袖擦了擦脸继续听包拯说;还有一次在宫廷宴会上有一道菜是28只螃蟹，但是当仁宗听到一只螃蟹都要1000钱后当场大怒，从此再也不吃螃蟹。
可以说宋仁宗是一位“仁”到骨子里的皇帝，对下属“仁”，官员们能够积极谏言;对文人士子“仁”，北宋文化在他当政时期最为繁荣;对百姓“仁”，民间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甚至对芸芸众生的“仁”，在他去世后，京师(开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甚至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后，辽道宗耶律洪基也抓着宋使的手，哀恸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也正如后世对宋仁宗的评价“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2、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朝由蒙古族人创立，所以元朝皇帝的名字也很长，我们读起来还很拗口(以下以爱育来称呼这位皇帝)。爱育是元朝的第四位皇帝，蒙古帝国的第八位大汗，他在位期间大力进行改革，重用汉族官员整顿朝政，裁撤冗员，而且还重新开始了中断已久的科举制度，并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振兴元朝。清朝史学家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评价爱育：“在位九年，仁心仁闻，恭俭慈厚，有汉文帝之风”。可见爱育当得起“仁”这一称号。
3、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朱棣的嫡长子，明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就是明朝历史上那个鼎鼎有名的大胖子皇帝，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不过他监国却有好多年。按理说历史上在位时间短的皇帝知名度并不高，而朱高炽却名声在外。他虽然在位仅十个月，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短的皇帝，但是他在仅有的十个月里干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大事：赦免了很多建文帝的旧臣，平反冤狱;终止朱棣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取消了一批在建的重大工程;给予今后两年免征田赋、劳役的政策;提高读书人的待遇等等。
朱高炽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使明朝从民生凋敝的状态下迅速走了出来，为后来的仁宣盛世打下了基础。再有明仁宗性格宽厚、善于纳谏，鼓励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遭到报复。也因此朱高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得以上庙号仁。
《明史》盛赞明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4、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清仁宗嘉庆皇帝是清朝的第七位皇帝，他在位时期好像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事情可说，唯一可说的便是抄了大贪官和珅的家，社会上更是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颙琰继位时大清王朝已经从盛世开始走向没落，而嘉庆资质平平，是一位典型的平庸天子。他在位的二十五年，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也没有什么作为，他勤于政务，但是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惊喜的变化。大清王朝自他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纵观以上四位仁宗皇帝，宋元明清各一位，而又以宋仁宗赵祯和明仁宗朱高炽最当得起“仁”这个称号;这两位之中又以宋仁宗更符合一代仁君的形象。明仁宗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固然对大明王朝贡献甚多，他或许也是百姓真正渴望的大明天子，但是相比于宋仁宗对官员、对文人士子、对百姓甚至对宫女太监的“仁”。赵祯更当得起“仁”这一称号。
“仁”是比较美好的一个词汇，用在皇帝的庙号中也都是褒义词，庙号中仁的含义有：蓄义丰功曰仁;慈民爱物曰仁;克己复礼曰仁;贵贤亲亲曰仁;杀身成仁曰仁;能以国让曰仁;利泽万世曰仁;率性安行曰仁;功施于民曰仁;屈己逮下曰仁;度功而行曰仁;宽信敏惠曰仁;爱仁立物曰仁;体元立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教化溥浃曰仁;慈心为质曰仁;惠爱溥洽曰仁。中国历史上先后有6位皇帝死后庙号为仁宗，分别是：宋仁宗赵祯;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和清仁宗颙琰。撇开地方性政权中西辽和西夏仁宗，我们大一统王朝中宋元明清四位仁宗是如何以仁治国，又为何只有宋仁宗最当得“仁”这个字。
1、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赵祯，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仁宗在位一共42年，占北宋一朝(167年)的四分之一。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都达到了高峰，仁宗时期也是北宋最为繁荣的时期，后世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时期更是人才济济，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和范仲淹、包拯、狄青等人都活跃在仁宗一朝。《宋史》中对仁宗的评价是：“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宋仁宗的“仁”可以从以下几件小事中看出来：
宫女太监们犯了错，赵祯不但不计较反而还帮他们隐瞒，以免他们受到责罚;大臣们犯言直谏，有时候会说出一些过分的话他也不计较，有一次包拯谏言话说到激动之处，唾沫星子都飞到仁宗的脸上，仁宗也只是用衣袖擦了擦脸继续听包拯说;还有一次在宫廷宴会上有一道菜是28只螃蟹，但是当仁宗听到一只螃蟹都要1000钱后当场大怒，从此再也不吃螃蟹。
可以说宋仁宗是一位“仁”到骨子里的皇帝，对下属“仁”，官员们能够积极谏言;对文人士子“仁”，北宋文化在他当政时期最为繁荣;对百姓“仁”，民间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甚至对芸芸众生的“仁”，在他去世后，京师(开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甚至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后，辽道宗耶律洪基也抓着宋使的手，哀恸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也正如后世对宋仁宗的评价“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2、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朝由蒙古族人创立，所以元朝皇帝的名字也很长，我们读起来还很拗口(以下以爱育来称呼这位皇帝)。爱育是元朝的第四位皇帝，蒙古帝国的第八位大汗，他在位期间大力进行改革，重用汉族官员整顿朝政，裁撤冗员，而且还重新开始了中断已久的科举制度，并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振兴元朝。清朝史学家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评价爱育：“在位九年，仁心仁闻，恭俭慈厚，有汉文帝之风”。可见爱育当得起“仁”这一称号。
3、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朱棣的嫡长子，明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就是明朝历史上那个鼎鼎有名的大胖子皇帝，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不过他监国却有好多年。按理说历史上在位时间短的皇帝知名度并不高，而朱高炽却名声在外。他虽然在位仅十个月，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短的皇帝，但是他在仅有的十个月里干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大事：赦免了很多建文帝的旧臣，平反冤狱;终止朱棣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取消了一批在建的重大工程;给予今后两年免征田赋、劳役的政策;提高读书人的待遇等等。
朱高炽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使明朝从民生凋敝的状态下迅速走了出来，为后来的仁宣盛世打下了基础。再有明仁宗性格宽厚、善于纳谏，鼓励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遭到报复。也因此朱高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得以上庙号仁。
《明史》盛赞明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4、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清仁宗嘉庆皇帝是清朝的第七位皇帝，他在位时期好像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事情可说，唯一可说的便是抄了大贪官和珅的家，社会上更是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颙琰继位时大清王朝已经从盛世开始走向没落，而嘉庆资质平平，是一位典型的平庸天子。他在位的二十五年，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也没有什么作为，他勤于政务，但是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惊喜的变化。大清王朝自他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纵观以上四位仁宗皇帝，宋元明清各一位，而又以宋仁宗赵祯和明仁宗朱高炽最当得起“仁”这个称号;这两位之中又以宋仁宗更符合一代仁君的形象。明仁宗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固然对大明王朝贡献甚多，他或许也是百姓真正渴望的大明天子，但是相比于宋仁宗对官员、对文人士子、对百姓甚至对宫女太监的“仁”。赵祯更当得起“仁”这一称号。
尼采：坏作家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
艺术的灵魂（４）
文/尼采
（三十九）
熟人的著作及其读者——我们读熟人（朋友或敌人）的著作有双重心情。一方面我们认识，并在此时不断耳语：“这是他写的，是他的内在知识、他的经验、禀赋的标志。”同时，另一种认识又力求弄清这著作本身究竟是什么，不看其作者，它本身应当获得什么评价，它本身又提供了什么新知识。这两种阅读和衡量方式彼此干扰，不言而喻，也彼此对立，即使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只有当两人只想着事情本身而忘掉他们是朋友时，才可能有认识上好的收获。
（四十二）
写作和教学中的审慎——谁刚开始写作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热情时，在他所从事的和经历的一切中，几乎只领会可以充当写作材料的东西。他不再想自己，而只想著作家及其读者。他有志于观察，但不是写自己所用。谁是教师，他就多半不善于为他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事情，他始终想着学生的利益，任何知识，只有是他能够教授的，才会使他感兴趣。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条知识的通道，并归根到底看作工具，以致丧失了自己的真诚。
（四十三）
坏作家是必要的——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了。这就是说，永远的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带着青年人过激的态度以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
（四十四）
太近和太远——读者和作者常常互不理解，因为作者太熟悉题目，几乎感到它无聊了，所以他放弃了他所知道的许多例子，而读者却对事物又过于生疏，如果不给他举例，就容易觉得根据不足。
（四十六）
黑暗与强光并存——在一般情况下，不善于清晰阐明其思想的作家，在个别情况下就喜欢选用最强烈、最夸张的标记和最高级形容词，来产生一种光照效果，好像斑驳的林茵道上的耀眼火炬。
（四十八）
令人翩翩起舞的书——有一些作家，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描绘得像可能的事一样，谈论起灵性和天才时，就好像它们只是一种心境和爱好似的，便以此产生出一种奔放自由的情感，好像人以足尖站立，头晕遏止不住地要翩翩起舞了。
（五十）
几乎变为人的书——再令每位作家惊奇的是，书一旦脱稿之后，便以独立的生命形式而继续生存了；他似乎觉得，它像昆虫的一截脱落下来，继续走它自己的路去了。也许他完全遗忘了它，也许他超越了其中所写的见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再理解它，并失去了构思此书时一度载他飞翔的翅膀。与此同时，它寻找它的读者，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简单地说，它像一个赋予了精神和灵魂的生灵一样地生存着，但还不是人。作者获得了最幸福的命运，他年老之时可以说，他身上一切创造的、有力的、高尚的、证明的思想和情感，会在他的作品中继续生存着，即使他自己只是残灰，火种却到处复燃并且流传。如果你设想一下，一个人的每个行动，而不仅是一本书，会以某种方式成为其他实际存在着的真正的不朽，即运动的不朽：一度运动之物，如同昆虫嵌在琥珀中一样，嵌进了万有的总联系而变得永恒了。
（五十一）
老年的快乐——思想家以及艺术家，他较好地自我逃往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去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富已经安全转移。
（五十二）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梢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催促和除旧布新。不间断地创作愿望是平庸的，显示了虚荣、嫉妒和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做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种族。
（五十五）
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经验转为无目的，而有目的反面的，必然的转为任意，这个过程倘若没有造成损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生，就会使人高兴，因为这暂时会把我们从必然的、有目的、经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我们平时就是把它们来看做是我们的无情主宰的；当被期待之物（他通常使人不安、紧张）无害地来到，我们便游戏和欢笑。
（六十二）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曾深刻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并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误信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地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将黯然失色，那么，像《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其罗的壁画、哥德式教学等，这一类艺术就绝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摘自尼采《谈自由与偏见》，石磊编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艺术的灵魂（４）
文/尼采
（三十九）
熟人的著作及其读者——我们读熟人（朋友或敌人）的著作有双重心情。一方面我们认识，并在此时不断耳语：“这是他写的，是他的内在知识、他的经验、禀赋的标志。”同时，另一种认识又力求弄清这著作本身究竟是什么，不看其作者，它本身应当获得什么评价，它本身又提供了什么新知识。这两种阅读和衡量方式彼此干扰，不言而喻，也彼此对立，即使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只有当两人只想着事情本身而忘掉他们是朋友时，才可能有认识上好的收获。
（四十二）
写作和教学中的审慎——谁刚开始写作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热情时，在他所从事的和经历的一切中，几乎只领会可以充当写作材料的东西。他不再想自己，而只想著作家及其读者。他有志于观察，但不是写自己所用。谁是教师，他就多半不善于为他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事情，他始终想着学生的利益，任何知识，只有是他能够教授的，才会使他感兴趣。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条知识的通道，并归根到底看作工具，以致丧失了自己的真诚。
（四十三）
坏作家是必要的——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了。这就是说，永远的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带着青年人过激的态度以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
（四十四）
太近和太远——读者和作者常常互不理解，因为作者太熟悉题目，几乎感到它无聊了，所以他放弃了他所知道的许多例子，而读者却对事物又过于生疏，如果不给他举例，就容易觉得根据不足。
（四十六）
黑暗与强光并存——在一般情况下，不善于清晰阐明其思想的作家，在个别情况下就喜欢选用最强烈、最夸张的标记和最高级形容词，来产生一种光照效果，好像斑驳的林茵道上的耀眼火炬。
（四十八）
令人翩翩起舞的书——有一些作家，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描绘得像可能的事一样，谈论起灵性和天才时，就好像它们只是一种心境和爱好似的，便以此产生出一种奔放自由的情感，好像人以足尖站立，头晕遏止不住地要翩翩起舞了。
（五十）
几乎变为人的书——再令每位作家惊奇的是，书一旦脱稿之后，便以独立的生命形式而继续生存了；他似乎觉得，它像昆虫的一截脱落下来，继续走它自己的路去了。也许他完全遗忘了它，也许他超越了其中所写的见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再理解它，并失去了构思此书时一度载他飞翔的翅膀。与此同时，它寻找它的读者，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简单地说，它像一个赋予了精神和灵魂的生灵一样地生存着，但还不是人。作者获得了最幸福的命运，他年老之时可以说，他身上一切创造的、有力的、高尚的、证明的思想和情感，会在他的作品中继续生存着，即使他自己只是残灰，火种却到处复燃并且流传。如果你设想一下，一个人的每个行动，而不仅是一本书，会以某种方式成为其他实际存在着的真正的不朽，即运动的不朽：一度运动之物，如同昆虫嵌在琥珀中一样，嵌进了万有的总联系而变得永恒了。
（五十一）
老年的快乐——思想家以及艺术家，他较好地自我逃往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去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富已经安全转移。
（五十二）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梢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催促和除旧布新。不间断地创作愿望是平庸的，显示了虚荣、嫉妒和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做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种族。
（五十五）
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经验转为无目的，而有目的反面的，必然的转为任意，这个过程倘若没有造成损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生，就会使人高兴，因为这暂时会把我们从必然的、有目的、经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我们平时就是把它们来看做是我们的无情主宰的；当被期待之物（他通常使人不安、紧张）无害地来到，我们便游戏和欢笑。
（六十二）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曾深刻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并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误信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地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将黯然失色，那么，像《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其罗的壁画、哥德式教学等，这一类艺术就绝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摘自尼采《谈自由与偏见》，石磊编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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