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之观”第六期预告
分享题目：芬芳在高原-走近西藏文学的女作家们
分享内容：从西藏当代文学开启至今，女作家始终是其中的中坚，她们以多姿多彩的文学话语，将民族叙事和性别叙事相融一体，建构了西藏女性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
分享嘉宾：普布昌居，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藏评论家协会理事，研究方向：西藏当代文学。
#这里是西藏介观# #人文艺术# #遇见艺术# #西藏文学# #活动预告# #拉萨[地点]#
分享题目：芬芳在高原-走近西藏文学的女作家们
分享内容：从西藏当代文学开启至今，女作家始终是其中的中坚，她们以多姿多彩的文学话语，将民族叙事和性别叙事相融一体，建构了西藏女性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
分享嘉宾：普布昌居，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藏评论家协会理事，研究方向：西藏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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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古人以玉石譬喻君子的美好品质，不光是“正衣冠”，更要由内而外约束自身。今天为您带来《道德教育对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回归》中提到，“人皆有理想，但不等于人人都自发地树立崇高理想，更不等于能自觉地按一定的道德理想人格来塑造自己的灵魂。”
“可能”的世界充满了人对“如何做人和如何生活”的追问，是人可以达到的“可能”场域。它应该是人和其生活“可能”发展的实体性存在，即“可能生活世界”。“可能生活世界”为人独有，人在其中通过实践可以追求“可能”的实现，这种“可能”可以把人对理想人格的完善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变成现实。“可能生活世界”赋予了人实现“可能自我和可能生活”的实践场域，是拥有无限可能的场域。道德教育回归可能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人本同构使然，是合目的的回归。
“君子”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中的名称。最早见于《白虎通·号篇》“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在我国古代传统道德理想社会中，以儒家论证的君子人格最为完备，其深远的影响力至今犹存。儒家学人提出的君子人格，为世人所追求，给人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和目标，是化民成俗的主要任务。
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拥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所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君子”与“小人”是相对的，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不同，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对。同时“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见，君子与小人之间关注的生活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关注利害。君子怀揣仁义，小人只在乎财利。君子恪守“仁”的精神，以道德理想捍卫道德的独立性，追求道德的崇高性，堂堂正正地做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人理想人格的基本形式，是人格的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提出“性善论”，丰富了孔子“仁”的理念，并将“礼”共同作为君子的特质。在孟子看来，接受道德教育是“求放心”，是人性之善使然。“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
“仁”和“礼”共同存在于君子人格之中，细微到待人接物。孟子主张“仁民爱物”，要宽以待人，因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荀子相对于孟子，更偏重于以“礼”来评价君子人格。他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师法和礼义成为了荀子人格的两个重要路径，缺一不可。“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师法”简单来说就是接受学问，接受道德教育。“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接受道德教育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是君子人格“师法”实现的有效形式。“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同时，礼义在荀子的君子人格思想中也至关重要，认为“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他将礼义的人格作用大大发展，将人的一切处世之道和生活细节都由其涵摄。提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而后君子人格在《中庸》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获得总结，文中以其中庸之道，倡导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即仁、智、勇)等。针对君子人格，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该提法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中君子人格目标观的基本完成，它以更加贴近生活世界现实性对君子人格提出了较高的、更加全面的要求。
……
人性是自然而生的，是客观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
人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共性，也决定着人的欲望。“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望成为了人性的实际内容，促使人自主地认知事物。“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人的能力逐渐提升，也渐渐区别于禽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成为了社会的人，建构起了人的生活世界。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被荀子正视，强调“君子贵其全也”。但他也看到了欲物之间的矛盾，认为“欲虽不可去，可以求节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人人格需要内修与外学相结合，明确了道德理想，并能坚定不移，融会贯通在生活实践之中，才是成人人格的体现。
摘自《道德教育对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回归》
定价：75元
书号：978-7-5117-3524-9
“可能”的世界充满了人对“如何做人和如何生活”的追问，是人可以达到的“可能”场域。它应该是人和其生活“可能”发展的实体性存在，即“可能生活世界”。“可能生活世界”为人独有，人在其中通过实践可以追求“可能”的实现，这种“可能”可以把人对理想人格的完善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变成现实。“可能生活世界”赋予了人实现“可能自我和可能生活”的实践场域，是拥有无限可能的场域。道德教育回归可能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人本同构使然，是合目的的回归。
“君子”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中的名称。最早见于《白虎通·号篇》“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在我国古代传统道德理想社会中，以儒家论证的君子人格最为完备，其深远的影响力至今犹存。儒家学人提出的君子人格，为世人所追求，给人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和目标，是化民成俗的主要任务。
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拥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所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君子”与“小人”是相对的，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不同，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对。同时“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见，君子与小人之间关注的生活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关注利害。君子怀揣仁义，小人只在乎财利。君子恪守“仁”的精神，以道德理想捍卫道德的独立性，追求道德的崇高性，堂堂正正地做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人格在孔子看来是人理想人格的基本形式，是人格的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提出“性善论”，丰富了孔子“仁”的理念，并将“礼”共同作为君子的特质。在孟子看来，接受道德教育是“求放心”，是人性之善使然。“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
“仁”和“礼”共同存在于君子人格之中，细微到待人接物。孟子主张“仁民爱物”，要宽以待人，因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荀子相对于孟子，更偏重于以“礼”来评价君子人格。他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师法和礼义成为了荀子人格的两个重要路径，缺一不可。“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师法”简单来说就是接受学问，接受道德教育。“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接受道德教育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是君子人格“师法”实现的有效形式。“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同时，礼义在荀子的君子人格思想中也至关重要，认为“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他将礼义的人格作用大大发展，将人的一切处世之道和生活细节都由其涵摄。提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而后君子人格在《中庸》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获得总结，文中以其中庸之道，倡导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即仁、智、勇)等。针对君子人格，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该提法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中君子人格目标观的基本完成，它以更加贴近生活世界现实性对君子人格提出了较高的、更加全面的要求。
……
人性是自然而生的，是客观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
人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共性，也决定着人的欲望。“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望成为了人性的实际内容，促使人自主地认知事物。“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人的能力逐渐提升，也渐渐区别于禽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成为了社会的人，建构起了人的生活世界。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被荀子正视，强调“君子贵其全也”。但他也看到了欲物之间的矛盾，认为“欲虽不可去，可以求节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人人格需要内修与外学相结合，明确了道德理想，并能坚定不移，融会贯通在生活实践之中，才是成人人格的体现。
摘自《道德教育对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回归》
定价：75元
书号：978-7-5117-3524-9
天地有大美。从古至今，人们不断追寻美的真谛、美的生活。在传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中国美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古今生活的细微之处，品味中国之美的传承与丰富。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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