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御赐养老”银牌和嘉庆元年“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是乾隆帝举办“千叟宴”时向与宴的长寿老人发放的赏赐品，现首都博物馆收藏。
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曾先后举行过四次盛大的宫廷宴会，宴请年逾花甲的文武大臣，每次宴请的人数多达千人以上，后称之为“千叟宴”，设此宴之目的在于传达“养老尊贤之至意”敦伦教化。
第一次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办，第二次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举办。第三次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举办，恰逢《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乾隆又年逾古稀喜得五世孙元孙，乾隆皇帝便模仿自己的祖父康熙帝，决定再办千叟宴。最后一次在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乾隆已禅位于嘉庆。自居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宴请三千多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并与他们共同赋诗三千多首，以纪念此次盛事。
这四次千叟宴都由礼部主持，光禄寺提供各项设备，精膳司具体操办宴席。准备工作非常繁复。首先，各地申报的与宴人员要列出履历和功绩，逐层审批后由皇帝钦定，再行文知会，限令宴会正式举行半月前赶到京城，排练进宫、面见皇帝的礼仪。宴会完毕之后，由专人护送回老家。仅此一项，前后便要忙碌好几年。
仅赏赐的物品就有诗刻工艺品、如意、寿杖、朝珠、文物古玩、银牌等数十种，多达万余件，《宝丰县志》记载当时参与嘉庆元年千叟宴的张崇业等人，皆受赏“御制诗一首、柱杖一根，银牌一面”此外还有红纱紫绸各一匹，京布二匹，荷包一个。每次大宴所动用的军民常达数万人。
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两次举办千叟宴。尤其是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已过八旬，五世同堂，宣布明年举行归政，退居太上皇，由嘉庆帝继位，下令举办千叟宴。
这一次宴会规模最大，参加宴会的老人达5000多人，而且，经乾隆帝的多次谕令筛选，不少无官职的平民老人也得以参加大宴。
而在宴会筹备的大半年前，就开始了复杂的准备工作：远在边陲的与宴人员要在开宴前几个月就上路赶往京城，如云南、蒙古等地的老人都得提前数月，水陆兼程，长途跋涉赶往京城；所有进出的宫门、设宴的殿宇都要油饰一新；木库和铁库还要添制各种炊具、厨具、灶具等；宴会所需餐具、菜肴原料等也源源不断由各地运至京中。
宴会从乾隆六十年中开始筹备，至次年乾隆六十一年正月举行。千叟宴也因此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美食美器的一次大展示，堪称饮食礼仪的大表演。
根据记载，宴会开始前，在外膳房总理指挥下，依照赴宴者官职品级的高低，预先摆设席面。盛器和肴馔都有显著的区别。
宴桌分一等、二等：一等为王公、一二品大臣及外国使节等；二等为三至九品官员及无官品的兵民人等。一等桌张设摆膳品是：火锅两个，“银、锡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盘，羊肉片一盘，鹿尾烧鹿肉一盘，煺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盘，乌木箸两只，另备肉丝汤饭。
次等桌张摆在丹墀甬路和丹墀以下，为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宴桌。每桌摆“铜制”火锅两个，猪肉片一盘，煺羊肉片一盘，烧狍肉一盘，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师盒小菜二盘，乌木箸两只，同备肉丝汤饭。
宴桌全部摆完后，用宴幕一一盖好，以保持饮宴食品卫生。宴会开始时，首先是皇帝在中和韶乐声中步出暖轿，升入宝座，赞礼官宣读行礼项目，接着奏丹陛大乐。管宴大臣引两边及阶下的大臣由两旁分别走到正中，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回到自己的的座位，再向皇帝行一叩礼后入座。接下去，就是皇帝给王公大臣及90岁以上的老人赏茶、赐酒、赐给食品，每一次被赏赐者都要离座向皇帝行一叩礼。最后由内务府护军人等执盒上膳，分赐各席，乐声也随即停止。宴会完毕后，全体赴宴者向皇帝行一跪三叩礼。皇帝在韶乐声中起座回宫，至此，宴会结束。此次大宴，在宁寿宫、皇极殿前举行，摆桌席八百张，仅参加传菜服役的人员就有156人之多。
依据中国第一档案馆藏的清宫内务府档案“御茶膳房簿册”作过统计，此次宴会，共消耗主副食品如下：
白面750斤12两，白糖36斤2两，澄沙30斤5两，香油10斤2两，鸡蛋100斤，甜酱10斤，白盐5斤，绿豆粉3斤2两，江米4斗2合，山药25斤，核桃仁6斤12两，晒干枣10斤2两，香蕈5两，猪肉1700斤，菜鸭850只，菜鸡850只，肘子1700个。
再据清宫内务府档案“奏销档”记载，千叟宴每桌用玉泉酒8两，800席共用玉泉酒400斤(每斤为十六两)。同时为举办此次盛宴，内务府荤局还要烧柴3848斤，炭412斤，煤300斤。此外，还要购置3000根手杖。
除了吃喝之外，乾隆皇帝还大行赏赐参宴的耆老们。以乾隆五十年第三次千叟宴为例，赏赐参与宴会耆老们的银制养老牌从10两到30两重不等，分发给从70至90岁的老人们。
老人每长五岁，银牌为一个档次，分别赏10两、15两、20两、25两、30两养老银牌一面。乾隆之后，清朝国力渐趋衰微，再也无力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宴会了。
虽然乾隆银制养老牌在历史上一共发放过两次，即乾隆五十年与嘉庆元年，乾隆皇帝本来的想法，也是让此类银牌可以流传下去，但事与愿违，此类银牌多数后来被化成小块花掉了，所以如今存世并不多。[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约会博物馆##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曾先后举行过四次盛大的宫廷宴会，宴请年逾花甲的文武大臣，每次宴请的人数多达千人以上，后称之为“千叟宴”，设此宴之目的在于传达“养老尊贤之至意”敦伦教化。
第一次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办，第二次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举办。第三次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举办，恰逢《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乾隆又年逾古稀喜得五世孙元孙，乾隆皇帝便模仿自己的祖父康熙帝，决定再办千叟宴。最后一次在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乾隆已禅位于嘉庆。自居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宴请三千多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并与他们共同赋诗三千多首，以纪念此次盛事。
这四次千叟宴都由礼部主持，光禄寺提供各项设备，精膳司具体操办宴席。准备工作非常繁复。首先，各地申报的与宴人员要列出履历和功绩，逐层审批后由皇帝钦定，再行文知会，限令宴会正式举行半月前赶到京城，排练进宫、面见皇帝的礼仪。宴会完毕之后，由专人护送回老家。仅此一项，前后便要忙碌好几年。
仅赏赐的物品就有诗刻工艺品、如意、寿杖、朝珠、文物古玩、银牌等数十种，多达万余件，《宝丰县志》记载当时参与嘉庆元年千叟宴的张崇业等人，皆受赏“御制诗一首、柱杖一根，银牌一面”此外还有红纱紫绸各一匹，京布二匹，荷包一个。每次大宴所动用的军民常达数万人。
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两次举办千叟宴。尤其是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已过八旬，五世同堂，宣布明年举行归政，退居太上皇，由嘉庆帝继位，下令举办千叟宴。
这一次宴会规模最大，参加宴会的老人达5000多人，而且，经乾隆帝的多次谕令筛选，不少无官职的平民老人也得以参加大宴。
而在宴会筹备的大半年前，就开始了复杂的准备工作：远在边陲的与宴人员要在开宴前几个月就上路赶往京城，如云南、蒙古等地的老人都得提前数月，水陆兼程，长途跋涉赶往京城；所有进出的宫门、设宴的殿宇都要油饰一新；木库和铁库还要添制各种炊具、厨具、灶具等；宴会所需餐具、菜肴原料等也源源不断由各地运至京中。
宴会从乾隆六十年中开始筹备，至次年乾隆六十一年正月举行。千叟宴也因此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美食美器的一次大展示，堪称饮食礼仪的大表演。
根据记载，宴会开始前，在外膳房总理指挥下，依照赴宴者官职品级的高低，预先摆设席面。盛器和肴馔都有显著的区别。
宴桌分一等、二等：一等为王公、一二品大臣及外国使节等；二等为三至九品官员及无官品的兵民人等。一等桌张设摆膳品是：火锅两个，“银、锡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盘，羊肉片一盘，鹿尾烧鹿肉一盘，煺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盘，乌木箸两只，另备肉丝汤饭。
次等桌张摆在丹墀甬路和丹墀以下，为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宴桌。每桌摆“铜制”火锅两个，猪肉片一盘，煺羊肉片一盘，烧狍肉一盘，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师盒小菜二盘，乌木箸两只，同备肉丝汤饭。
宴桌全部摆完后，用宴幕一一盖好，以保持饮宴食品卫生。宴会开始时，首先是皇帝在中和韶乐声中步出暖轿，升入宝座，赞礼官宣读行礼项目，接着奏丹陛大乐。管宴大臣引两边及阶下的大臣由两旁分别走到正中，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回到自己的的座位，再向皇帝行一叩礼后入座。接下去，就是皇帝给王公大臣及90岁以上的老人赏茶、赐酒、赐给食品，每一次被赏赐者都要离座向皇帝行一叩礼。最后由内务府护军人等执盒上膳，分赐各席，乐声也随即停止。宴会完毕后，全体赴宴者向皇帝行一跪三叩礼。皇帝在韶乐声中起座回宫，至此，宴会结束。此次大宴，在宁寿宫、皇极殿前举行，摆桌席八百张，仅参加传菜服役的人员就有156人之多。
依据中国第一档案馆藏的清宫内务府档案“御茶膳房簿册”作过统计，此次宴会，共消耗主副食品如下：
白面750斤12两，白糖36斤2两，澄沙30斤5两，香油10斤2两，鸡蛋100斤，甜酱10斤，白盐5斤，绿豆粉3斤2两，江米4斗2合，山药25斤，核桃仁6斤12两，晒干枣10斤2两，香蕈5两，猪肉1700斤，菜鸭850只，菜鸡850只，肘子1700个。
再据清宫内务府档案“奏销档”记载，千叟宴每桌用玉泉酒8两，800席共用玉泉酒400斤(每斤为十六两)。同时为举办此次盛宴，内务府荤局还要烧柴3848斤，炭412斤，煤300斤。此外，还要购置3000根手杖。
除了吃喝之外，乾隆皇帝还大行赏赐参宴的耆老们。以乾隆五十年第三次千叟宴为例，赏赐参与宴会耆老们的银制养老牌从10两到30两重不等，分发给从70至90岁的老人们。
老人每长五岁，银牌为一个档次，分别赏10两、15两、20两、25两、30两养老银牌一面。乾隆之后，清朝国力渐趋衰微，再也无力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宴会了。
虽然乾隆银制养老牌在历史上一共发放过两次，即乾隆五十年与嘉庆元年，乾隆皇帝本来的想法，也是让此类银牌可以流传下去，但事与愿违，此类银牌多数后来被化成小块花掉了，所以如今存世并不多。[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约会博物馆##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举全市之力 创文明城市# #让城市更文明 让生活更美好# 【众志成城铸文明 人人参与添光彩——我市凝心聚力全民创城综述】天蓝草绿水清，幸福文明和谐，这是太原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来，广大市民发出的一致感叹。谈起创城带来的变化，家住十三冶小区的市民王磊表示，“过去我们这个小区，道路坑洼不平，违建随处可见。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小区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畅环境美，住在这里，居民的心情也特别好。”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在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周期内，太原市以满足居民需求和增进民生福祉为切入点，从细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从根处着力，自加压力、以创促建，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城市建设管理上水平，市民文明素质大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指数得到全面提升，创城工作受到了广泛称赞。
部门联动
构建文明创建新格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
为了高标准实施，高质量推进创建工作，在创城过程中，我市坚持高位推进，全域创建，领导干部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创建，凝聚起人人参与创城的强大合力。
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双总指挥，书记、市长分别领办问题最突出、整治难度最大的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市级领导分别包联各县（市、区）和重点整治项目。在全市上下形成了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晋源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下联动，合力攻坚。区领导天天带头到一线检查、指导、督促创建工作，建立健全城区、街道、社区三级创建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落实好各项具体措施。”
据介绍，对照创建指标，晋源区切实把测评体系和测评标准弄通弄懂，梳理细化，逐条落实到所有街道、社区，确保横到边、纵到底压实责任。同时，对照暗访反馈的问题清单，列出任务清单，逐一加以整改，以整改整治的实际行动掀起创城工作的热潮。
心中有责、眼里有活、手上有招，不创出成绩不放松。在创建过程中，各县（市、区）团结协作，针对创城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组织能力强的干部投入到创城第一线，严格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太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工作规划，攻坚克难，主动作为，把创城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负责十三冶小区改造工程的负责人表示，“结合‘三供一业’‘垃圾清零’等工作要求，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小区脏乱差问题，集中找差距、补短板、扫盲点、堵漏洞……”他补充，各级各部门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立誓要打赢创城攻坚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是主战场，创建中不讲条件，不讲人情，一项一项抓落实，一项一项促达标，就是这样啃下了硬骨头，改善了小区环境，为居民们打造了设施完善、功能配套、卫生整洁、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小区环境。”
群众参与
同建共享美好家园
干净整洁的街巷、温馨和谐的小区、文明有礼的群众……行走在我市街头，树成荫、花似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随处可见，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一幕幕暖心故事不断上演，小城大爱，全民创城，并州大地劲吹文明新风。9月13日，在老军营社区，29岁的苏雅婷看到路面上有烟头，赶紧上前拾起来。她表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建设文明太原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心愿。自己和同事始终以守护文明为己任，自觉践行文明条例，全面展示文明形象，默默地用行动宣扬文明，为创建文明城市增光添彩。9月14日，在胜利街一家铜火锅餐饮店，张女士和一家人在点餐时，自觉减量，每样菜品只点了半份。对此，她说，文明如水，润城无声，文明创建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要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9月15日，在太原市图书馆阅读世界名著的梁先生表示，以前在图书馆看书，偶尔会听见嘈杂的讨论声，而现在伴随着我市创城工作的深入，已很难听到人们大声说话的声音，“心里十分舒服，我为自己是太原人感到骄傲。”9月16日，在旱西关北一条的居民小区，市民李刚家装修，他主动和邻居打招呼致歉，并在家装过程中，叮嘱装修工人在午间和傍晚要停工，不要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生活困扰。
处处讲文明、时时讲文明。“时代新人”“太原好人”“道德模范”等宣传评选工作，用典型的力量感染带动了群众参与到了创城工作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脑入心，激发了市民向上向善向美的积极性，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
走路不随地乱扔垃圾、开车不抢道占道、吃饭不铺张浪费、上网不发低俗内容。文明之风吹遍太原每一个角落，一座“好人之城”正在太原悄然形成。
志愿服务
让文明之花美丽绽放
“大爷，您哪里不舒服，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上门给您服务。”
“大姐，工作要是忙不过来，就把孩子送到我们社区来，这里有‘四点半’课堂。”
在亲贤社区，志愿者的贴心服务，常常带给人们温暖。而在前不久，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组织的“2019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暨百名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评选活动中，这个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创城过程中，亲贤社区由200余名党员、50多名居民代表组成的“蓝马甲”队伍和由200名少先队员组成的“红领巾”瞭望队，在环境美化、交通疏导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市的各个角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同样以一次次服务、一桩桩善举，践行着志愿精神，传递着奉献的力量。9月4日，“山西道德模范”荣誉获得者陈勇组织十余名志愿者，来到小店区长治路二社区，为我市49位老人义务修脚。对此，78岁的老人马玉珍非常感动，“服务态度好，修剪手艺佳。”9月13日，大连市民代永军来太原出差，突发心脏病，被志愿者送至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治疗。代永军眼含热泪表示，“我将铭记这座城市，太原城市有温度。”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于细微之处点亮道德之光，用凡人善举托起文明高度。志愿者的实际行动，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加了砝码，增添了温情，成为全市创建文明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全媒体记者 张慧
社区居民、志愿者、小朋友都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城工作中。 柴杰梁 摄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在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周期内，太原市以满足居民需求和增进民生福祉为切入点，从细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从根处着力，自加压力、以创促建，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城市建设管理上水平，市民文明素质大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指数得到全面提升，创城工作受到了广泛称赞。
部门联动
构建文明创建新格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
为了高标准实施，高质量推进创建工作，在创城过程中，我市坚持高位推进，全域创建，领导干部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创建，凝聚起人人参与创城的强大合力。
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双总指挥，书记、市长分别领办问题最突出、整治难度最大的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市级领导分别包联各县（市、区）和重点整治项目。在全市上下形成了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晋源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下联动，合力攻坚。区领导天天带头到一线检查、指导、督促创建工作，建立健全城区、街道、社区三级创建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落实好各项具体措施。”
据介绍，对照创建指标，晋源区切实把测评体系和测评标准弄通弄懂，梳理细化，逐条落实到所有街道、社区，确保横到边、纵到底压实责任。同时，对照暗访反馈的问题清单，列出任务清单，逐一加以整改，以整改整治的实际行动掀起创城工作的热潮。
心中有责、眼里有活、手上有招，不创出成绩不放松。在创建过程中，各县（市、区）团结协作，针对创城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组织能力强的干部投入到创城第一线，严格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太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工作规划，攻坚克难，主动作为，把创城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负责十三冶小区改造工程的负责人表示，“结合‘三供一业’‘垃圾清零’等工作要求，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小区脏乱差问题，集中找差距、补短板、扫盲点、堵漏洞……”他补充，各级各部门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立誓要打赢创城攻坚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是主战场，创建中不讲条件，不讲人情，一项一项抓落实，一项一项促达标，就是这样啃下了硬骨头，改善了小区环境，为居民们打造了设施完善、功能配套、卫生整洁、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小区环境。”
群众参与
同建共享美好家园
干净整洁的街巷、温馨和谐的小区、文明有礼的群众……行走在我市街头，树成荫、花似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随处可见，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一幕幕暖心故事不断上演，小城大爱，全民创城，并州大地劲吹文明新风。9月13日，在老军营社区，29岁的苏雅婷看到路面上有烟头，赶紧上前拾起来。她表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建设文明太原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心愿。自己和同事始终以守护文明为己任，自觉践行文明条例，全面展示文明形象，默默地用行动宣扬文明，为创建文明城市增光添彩。9月14日，在胜利街一家铜火锅餐饮店，张女士和一家人在点餐时，自觉减量，每样菜品只点了半份。对此，她说，文明如水，润城无声，文明创建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要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9月15日，在太原市图书馆阅读世界名著的梁先生表示，以前在图书馆看书，偶尔会听见嘈杂的讨论声，而现在伴随着我市创城工作的深入，已很难听到人们大声说话的声音，“心里十分舒服，我为自己是太原人感到骄傲。”9月16日，在旱西关北一条的居民小区，市民李刚家装修，他主动和邻居打招呼致歉，并在家装过程中，叮嘱装修工人在午间和傍晚要停工，不要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生活困扰。
处处讲文明、时时讲文明。“时代新人”“太原好人”“道德模范”等宣传评选工作，用典型的力量感染带动了群众参与到了创城工作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脑入心，激发了市民向上向善向美的积极性，擦亮了城市文明的底色。
走路不随地乱扔垃圾、开车不抢道占道、吃饭不铺张浪费、上网不发低俗内容。文明之风吹遍太原每一个角落，一座“好人之城”正在太原悄然形成。
志愿服务
让文明之花美丽绽放
“大爷，您哪里不舒服，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上门给您服务。”
“大姐，工作要是忙不过来，就把孩子送到我们社区来，这里有‘四点半’课堂。”
在亲贤社区，志愿者的贴心服务，常常带给人们温暖。而在前不久，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组织的“2019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暨百名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评选活动中，这个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创城过程中，亲贤社区由200余名党员、50多名居民代表组成的“蓝马甲”队伍和由200名少先队员组成的“红领巾”瞭望队，在环境美化、交通疏导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市的各个角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同样以一次次服务、一桩桩善举，践行着志愿精神，传递着奉献的力量。9月4日，“山西道德模范”荣誉获得者陈勇组织十余名志愿者，来到小店区长治路二社区，为我市49位老人义务修脚。对此，78岁的老人马玉珍非常感动，“服务态度好，修剪手艺佳。”9月13日，大连市民代永军来太原出差，突发心脏病，被志愿者送至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治疗。代永军眼含热泪表示，“我将铭记这座城市，太原城市有温度。”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于细微之处点亮道德之光，用凡人善举托起文明高度。志愿者的实际行动，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加了砝码，增添了温情，成为全市创建文明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全媒体记者 张慧
社区居民、志愿者、小朋友都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城工作中。 柴杰梁 摄
【龙说夜郎丨民国几个兴义人的“持杖徒步”，让我们一睹“关索”之真容】
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兴义黄草坝老城，有一吕姓大户，世代名望德行，其中吕赞华是前清秀才，1931年接替何应钦大哥何应桢，任兴义县财政局长，1934年卸职后，无官一身轻，便与几个好友亲朋头戴毡帽，手拿竹拐，效仿当年徐霞客，沿滇黔古驿道云游，颇有几分今天贵州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持杖徒步项目的味道。行至关岭县关索洞，留下一张珍贵的影像，让我们今天得以一睹“关索”之真容。
据1982年版《安顺文物》记载，关索洞位于关岭城西南的大岩村。村后有孤峰一座，树木苍翠，山腰矗立白岩一壁，大岩村故名。白岩面对东方，与灞陵河对岸神秘莫测的红崖天书遥遥相望，岩高约五十余米，宽二十余米。岩下有洞口二，曰关索洞。细看这张照片，并未见及洞口，书中对此有记载，因岩口陷落，两旁泥沙垮塌，将洞门遮填，形成外高内低之陡坡，洞门因之不见。若要进入，须沿岩下斜坡下行十余米，方能到达洞内。作为贵州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石柱高矮不一，林立如笋。洞顶石幔，如瀑倾泻，蔚为壮观。洞内有侧厅，通至西侧山后，相距亦不太远，游览时从西而入，从东而出，会更为有趣。照片上诸人笑逐颜开，猜测已览洞而出。
从照片可见，于洞外白岩，离地15米处，凿有高1米、宽3米之长方形崖面，其内横向阴刻隶书“关索洞”三字，每字0.8米见方。其侧面崖壁，离地13米处，横向阴刻隶书“啸天”二字，亦大如斗。“关索洞”三字其下左右，阴刻一联：“借地好安营，且寻求先贤往事；蓦天钟杀气，问谁是后起来人”。根据记载，洞内大厅高约二十余米，空间极为宽敞，可容数千众，确系“借地安营”之好地方。对联两旁，又附诗词和记事石刻。诗云：“此洞原来未得名，一经品题客心惊。红岩白水天秋碧，玉宇琼楼空古今。鸟道辟成新世界，马蹄踏破旧乾坤。数来不尽苍生感，我欲搔头问古人。”红岩白水，即为今天毗邻的红崖天书和黄果树瀑布。另一侧有记事，云：“癸酉秋，余奉命驻关岭，批阅县志，载汉关索统兵驻此，扫荡苗蛮，民得安居。后人崇德记功，名之曰关索岭。然则今之乱臣贼子，□□畴□（□部分文字缺失），诚能再有如关索其人乎？奚缀此联，以观焉后。”
楹联、诗及记事题刻似为一人手笔，未有落款，推测出自1933年时任关岭县长林盛元（曾任黎平县长）之手。关岭县位于贵州中部偏西南，民国时期隶属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兴仁专署），之前称永宁县（治所查城驿，今永宁镇），1915年废除，次年改名关岭县，治所迁至募役（今花江镇）。1950年治所才迁至今天的关索镇。按记事石刻，关岭县名来源关索岭。关索岭之由来，又源自关羽之子关索曾统兵驻于此岭。这个说法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黔游日记五》中有记载：“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姑且不论历史上是否真有关羽之子关索其人，即便在徐霞客这篇游记中，关索也仅仅提到两次，而作为镇宁与永宁分界的“中界高山”关岭，则有关岭铺、关岭桥、关岭守御所等名称，出现多达八次，因此关岭县名来源关索岭，应为后人断章取义。
对关索的质疑，前人早已有之。明末清初贵阳举人吴中蕃，作有长诗《关索岭歌》，云：“关索岭，四十三盘才及顶。行人初至北极观，只道前头路已尽。分别断壁与梯天，隔断华表几岁年。鸡公象鼻摸白日，回看乃觉小于拳。翠压眉棱不可望，人生偏欲攀援上。褫衣脱帽学蜗旋，寸进犹如逆风浪。咽喉每欲攫冰霜，那能盛夏不挥浆。中岭有泉甘露汁，人马同奔一滴凉。英英庙食为谁子？粉面朱唇垂大耳。平兴之外素无闻，挂漏坐令疑寿史。汉室重延寄武乡，可怜心力尽南荒。重兵良将曾余几？几出徒然侈弩强。当时妙算岂真失，前门拒虎后进狼。左牵右掣天何意，不康炎鼎开遐荒。至今千二百余载，黔风猎猎滇云苍。”诗中“平兴之外素无闻，挂漏坐令疑寿史”，即是关羽的儿子除了关平和关兴，没听说有叫关索的，难道是撰写《三国志》的史学家陈寿挂万漏一？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同样没有写这位索公子，但今天风行的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三国演义（批注本）》第八十七回，却突如其来，添了一段关羽三公子—关索的故事。加之明清文人云游关索岭，留下“关索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凌青霞。千年庙貌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奋迹孤忠万里行，谁将往事问南征”，“将军匹马向南征，此地曾传驻汉兵”，“勇忠真肖父，勋烈不随时”等诗句，推波助澜之下，“关索”更是悬念迭起，迷雾重重。
徐霞客之前，其浙江老家，明万历年间，同样出了一位旅行家王士性，比徐霞客整整大四十岁，王士性在其编著的地理文献《广志铎》中记载：“关索岭，贵州极高峻之山，上设重关，挂索以引行人，故名关索，俗人只以为神名，祀之。”较之徐霞客的自然地理，王士性更擅长人文地理，其对“关索”的说法，似乎更为合理。又据关岭县文史学家柴其斌收集整理，除关岭县外，晴隆县有关索饮马池，思南县有关索城，威宁县有关索镇、关索插枪岩。《明史》也有记载，云南曲靖的马龙县、玉溪的江川县、贵州的福泉均有关索岭，《黔书》也有记载，昆明的寻甸和晋宁，亦有关索岭，故“关索”不大可能为人名，推测应为《清一统志》里描述的“若关隘然，牵绳而过”之意。
“关索”是否为关羽之子，尚存争议，但乾隆癸亥八年（1743），即清代贵州学政邹一桂离黔返京次年，其绘湘、黔山水22帧，便有一幅为《关索岭》，尽管邹一桂也受前人影响，认为关索为关羽之子，释文中有“庙食汉侯裔，关名镇蛮貊”之语，但此画乃写实与形神并重的上乘之作，将关索岭奇峭险峻之势，渲染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与今天《中国名胜词典》里的称谓“关岭接天”，浑然天成。而民国时期，几个兴义人“持杖徒步”的一次云游，则让我们更加直观，得以一睹“关索”之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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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兴义黄草坝老城，有一吕姓大户，世代名望德行，其中吕赞华是前清秀才，1931年接替何应钦大哥何应桢，任兴义县财政局长，1934年卸职后，无官一身轻，便与几个好友亲朋头戴毡帽，手拿竹拐，效仿当年徐霞客，沿滇黔古驿道云游，颇有几分今天贵州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持杖徒步项目的味道。行至关岭县关索洞，留下一张珍贵的影像，让我们今天得以一睹“关索”之真容。
据1982年版《安顺文物》记载，关索洞位于关岭城西南的大岩村。村后有孤峰一座，树木苍翠，山腰矗立白岩一壁，大岩村故名。白岩面对东方，与灞陵河对岸神秘莫测的红崖天书遥遥相望，岩高约五十余米，宽二十余米。岩下有洞口二，曰关索洞。细看这张照片，并未见及洞口，书中对此有记载，因岩口陷落，两旁泥沙垮塌，将洞门遮填，形成外高内低之陡坡，洞门因之不见。若要进入，须沿岩下斜坡下行十余米，方能到达洞内。作为贵州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石柱高矮不一，林立如笋。洞顶石幔，如瀑倾泻，蔚为壮观。洞内有侧厅，通至西侧山后，相距亦不太远，游览时从西而入，从东而出，会更为有趣。照片上诸人笑逐颜开，猜测已览洞而出。
从照片可见，于洞外白岩，离地15米处，凿有高1米、宽3米之长方形崖面，其内横向阴刻隶书“关索洞”三字，每字0.8米见方。其侧面崖壁，离地13米处，横向阴刻隶书“啸天”二字，亦大如斗。“关索洞”三字其下左右，阴刻一联：“借地好安营，且寻求先贤往事；蓦天钟杀气，问谁是后起来人”。根据记载，洞内大厅高约二十余米，空间极为宽敞，可容数千众，确系“借地安营”之好地方。对联两旁，又附诗词和记事石刻。诗云：“此洞原来未得名，一经品题客心惊。红岩白水天秋碧，玉宇琼楼空古今。鸟道辟成新世界，马蹄踏破旧乾坤。数来不尽苍生感，我欲搔头问古人。”红岩白水，即为今天毗邻的红崖天书和黄果树瀑布。另一侧有记事，云：“癸酉秋，余奉命驻关岭，批阅县志，载汉关索统兵驻此，扫荡苗蛮，民得安居。后人崇德记功，名之曰关索岭。然则今之乱臣贼子，□□畴□（□部分文字缺失），诚能再有如关索其人乎？奚缀此联，以观焉后。”
楹联、诗及记事题刻似为一人手笔，未有落款，推测出自1933年时任关岭县长林盛元（曾任黎平县长）之手。关岭县位于贵州中部偏西南，民国时期隶属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兴仁专署），之前称永宁县（治所查城驿，今永宁镇），1915年废除，次年改名关岭县，治所迁至募役（今花江镇）。1950年治所才迁至今天的关索镇。按记事石刻，关岭县名来源关索岭。关索岭之由来，又源自关羽之子关索曾统兵驻于此岭。这个说法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黔游日记五》中有记载：“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姑且不论历史上是否真有关羽之子关索其人，即便在徐霞客这篇游记中，关索也仅仅提到两次，而作为镇宁与永宁分界的“中界高山”关岭，则有关岭铺、关岭桥、关岭守御所等名称，出现多达八次，因此关岭县名来源关索岭，应为后人断章取义。
对关索的质疑，前人早已有之。明末清初贵阳举人吴中蕃，作有长诗《关索岭歌》，云：“关索岭，四十三盘才及顶。行人初至北极观，只道前头路已尽。分别断壁与梯天，隔断华表几岁年。鸡公象鼻摸白日，回看乃觉小于拳。翠压眉棱不可望，人生偏欲攀援上。褫衣脱帽学蜗旋，寸进犹如逆风浪。咽喉每欲攫冰霜，那能盛夏不挥浆。中岭有泉甘露汁，人马同奔一滴凉。英英庙食为谁子？粉面朱唇垂大耳。平兴之外素无闻，挂漏坐令疑寿史。汉室重延寄武乡，可怜心力尽南荒。重兵良将曾余几？几出徒然侈弩强。当时妙算岂真失，前门拒虎后进狼。左牵右掣天何意，不康炎鼎开遐荒。至今千二百余载，黔风猎猎滇云苍。”诗中“平兴之外素无闻，挂漏坐令疑寿史”，即是关羽的儿子除了关平和关兴，没听说有叫关索的，难道是撰写《三国志》的史学家陈寿挂万漏一？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同样没有写这位索公子，但今天风行的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三国演义（批注本）》第八十七回，却突如其来，添了一段关羽三公子—关索的故事。加之明清文人云游关索岭，留下“关索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凌青霞。千年庙貌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奋迹孤忠万里行，谁将往事问南征”，“将军匹马向南征，此地曾传驻汉兵”，“勇忠真肖父，勋烈不随时”等诗句，推波助澜之下，“关索”更是悬念迭起，迷雾重重。
徐霞客之前，其浙江老家，明万历年间，同样出了一位旅行家王士性，比徐霞客整整大四十岁，王士性在其编著的地理文献《广志铎》中记载：“关索岭，贵州极高峻之山，上设重关，挂索以引行人，故名关索，俗人只以为神名，祀之。”较之徐霞客的自然地理，王士性更擅长人文地理，其对“关索”的说法，似乎更为合理。又据关岭县文史学家柴其斌收集整理，除关岭县外，晴隆县有关索饮马池，思南县有关索城，威宁县有关索镇、关索插枪岩。《明史》也有记载，云南曲靖的马龙县、玉溪的江川县、贵州的福泉均有关索岭，《黔书》也有记载，昆明的寻甸和晋宁，亦有关索岭，故“关索”不大可能为人名，推测应为《清一统志》里描述的“若关隘然，牵绳而过”之意。
“关索”是否为关羽之子，尚存争议，但乾隆癸亥八年（1743），即清代贵州学政邹一桂离黔返京次年，其绘湘、黔山水22帧，便有一幅为《关索岭》，尽管邹一桂也受前人影响，认为关索为关羽之子，释文中有“庙食汉侯裔，关名镇蛮貊”之语，但此画乃写实与形神并重的上乘之作，将关索岭奇峭险峻之势，渲染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与今天《中国名胜词典》里的称谓“关岭接天”，浑然天成。而民国时期，几个兴义人“持杖徒步”的一次云游，则让我们更加直观，得以一睹“关索”之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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