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北京海淀上演现实版盗墓笔记#，13人盗墓被抓，数百页“盗墓笔记”曝光！团伙中有护林员】2021年一场现实版的“盗墓笔记”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山坡上真实上演，盗墓团伙的十余名人员分工协作昼伏夜出，在山坡上挖掘盗洞想要进行所谓的“寻宝”。而这个盗墓团伙的成员落网后，警方还从这个团伙成员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手写的“盗墓笔记”。
那么这本盗墓笔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这个盗掘古墓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预谋及实施他们的盗墓计划的呢？
盗墓团伙落网，成员随身带“盗墓笔记”
“观草色泥痕，如果附近的地上植被生长不好，草色枯黄或者寸草不生，就要注意，秦汉以前的大墓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021年2月，一名叫刘飞的男子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在北京某出租屋内被公安机关抓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飞的随身物品中，民警竟然发现了一本几百页厚的手写笔记，里面记录了各种与古墓葬相关的信息，不仅包括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墓葬的特点，还包括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的技术性操作过程，更有如何应对墓毒等内容。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刘飞是案件的13名被告人之一。
据这本盗墓笔记的主人也就是被告人刘飞供述，他一直对书本里描写的盗墓故事存有浓厚的兴趣，幻想能有机会亲身尝试一次。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飞听人介绍了一个被称作李娃的人，还听闻他真的会盗墓，于是主动结识。
李娃真名李志红，曾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6月16日被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但是在满脑子都是要盗墓的刘飞看来，李志红会看墓，便想要拉在一起大干一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李志红，一名外号叫“鸽子”的男子，说想让他到北京看看墓。
“鸽子”真名王军旗，也是法庭上的被告人之一。那时候王军旗认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山上可能有墓，那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此之前，王军旗结识了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李庆河，他们一起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山坡看了现场，认为那里是有墓葬的，就此心生邪念。
经事先预谋，几人组建盗墓团伙
随着多名成员的陆续加入，一个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就此组建了起来。而他们之前发现的那个山坡，也成了他们盗掘墓葬首先下手的地方。
来到北京后，李志红被王军旗带到了此前自己去过的那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山上，一番勘察后，他们企图寻找挖掘古墓的具体位置。
李志红是基于什么确定附近有墓？
李志红判断的依据是因为看到有两座断了的石头碑座，离碑座西边大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山体，觉得山体下面会有墓，而且山体北面的树林利于挖墓时候隐蔽。
就这样，李志红与王军旗确定了盗墓的地点，并立即开始组建盗墓团伙。
接到李志红电话后，刘飞感觉自己干“大买卖”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买票到了北京与李志红等人会合。
就这样，刘飞等六人陆续会合到一起，修整了两天便准备开始行动。而为了掩人耳目，李庆河还拉来了一个在他看来能起作用的人入伙。此人名叫李晨，是他们计划盗墓地点附近的林场工作人员。
为了对盗墓行为进行遮蔽，李庆河找李晨借用他所在林场护林员的对讲机和衣服进行伪装。就这样，李庆河通过这名林场工作人员的关系，解决了盗墓工具以及暂住地，并通过此人的介绍雇用了王文清等四人，伪装成护林员在盗墓地点周围望风。
虽然李庆河此前没有明说，但负责望风的王文清等四人还是明确知道了他们夜晚来到山坡的目的。另一边，王军旗留守在出租屋内指挥和安排，13人的队伍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李庆河、王军旗负责组织协调，刘飞等五人专门负责挖盗洞，王文清等四人分布在周围放风，杨军作为司机负责运送团伙人员，李晨负责为盗墓提供工具掩饰服装。
盗墓团伙昼伏夜出挖盗洞，尚不知能否得逞
这个13人的盗墓团伙组建完毕后，李志红、刘飞等人开始了昼伏夜出的挖盗洞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想要干成他们口中所说的“大买卖”，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的挖洞盗墓行动会得逞吗？又是否能挖到墓葬呢？
这个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的犯罪团伙，看上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干大买卖，甚至连作案前的经费都是团伙成员自己七拼八凑而来的。
在好不容易凑了3万元后，他们决定要开始行动了。刘飞和同伙几人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出租屋出发。来到挖掘地点一直挖到凌晨4点，司机又会将他们接回去休息。
就这样，刘飞等人在寒冬夜深人静的山里连续挖了20多天。
纵向挖坑大致结束后，一行人收工准备过年，过完了年，原班人马又赶回了北京，开始横向挖掘。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自以为隐蔽的行为其实早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在他们这次进行盗挖后不久，公安机关就将这一行13人盗墓团伙抓获归案。
13名被告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获刑
王军旗等13人被抓获后，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其实，他们忙碌了几十天，也没有得到幻想中的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本一心执着于想对古墓一探究竟并手写《盗墓笔记》的刘飞与他的同伙们一起成为了涉嫌盗掘古墓葬罪的被告人。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被告人李庆河、王军旗经事先预谋，由上述两人及被告人李志红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山坡勘查，通过现场地形、建筑残件等判断案发地点可能存在明、清时期古墓葬。
随后被告人王军旗、李庆河组织人员到案发地点附近实施盗掘等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李志红、刘飞等5人到案发地点挖掘盗洞，被告人杨军负责运送李志红等人到现场，被告人王文清等4人负责现场周边望风，被告人李晨为盗掘提供工具，掩护服装、对讲机等。
截至被抓时，现场已经被打出垂直长11.35米、长1.5米、宽0.7米的盗洞，洞里打出向南5米，向北3米的隧道。
被告人所打出的盗洞深达十余米，那么他们所挖掘的地点究竟是不是古墓遗址？这样的盗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相关专业人士判断，13人组成的盗墓团伙所挖的盗洞并未打在古墓或者古代遗迹上面，没有对古墓葬造成危害。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等13人参与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属于犯罪未遂，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均认罪认罚。经审理，海淀法院对李庆河、王军旗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1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到有期徒刑1年不等。（央视新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那么这本盗墓笔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这个盗掘古墓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预谋及实施他们的盗墓计划的呢？
盗墓团伙落网，成员随身带“盗墓笔记”
“观草色泥痕，如果附近的地上植被生长不好，草色枯黄或者寸草不生，就要注意，秦汉以前的大墓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021年2月，一名叫刘飞的男子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在北京某出租屋内被公安机关抓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飞的随身物品中，民警竟然发现了一本几百页厚的手写笔记，里面记录了各种与古墓葬相关的信息，不仅包括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墓葬的特点，还包括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的技术性操作过程，更有如何应对墓毒等内容。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刘飞是案件的13名被告人之一。
据这本盗墓笔记的主人也就是被告人刘飞供述，他一直对书本里描写的盗墓故事存有浓厚的兴趣，幻想能有机会亲身尝试一次。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飞听人介绍了一个被称作李娃的人，还听闻他真的会盗墓，于是主动结识。
李娃真名李志红，曾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6月16日被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但是在满脑子都是要盗墓的刘飞看来，李志红会看墓，便想要拉在一起大干一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李志红，一名外号叫“鸽子”的男子，说想让他到北京看看墓。
“鸽子”真名王军旗，也是法庭上的被告人之一。那时候王军旗认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山上可能有墓，那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此之前，王军旗结识了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李庆河，他们一起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山坡看了现场，认为那里是有墓葬的，就此心生邪念。
经事先预谋，几人组建盗墓团伙
随着多名成员的陆续加入，一个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就此组建了起来。而他们之前发现的那个山坡，也成了他们盗掘墓葬首先下手的地方。
来到北京后，李志红被王军旗带到了此前自己去过的那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山上，一番勘察后，他们企图寻找挖掘古墓的具体位置。
李志红是基于什么确定附近有墓？
李志红判断的依据是因为看到有两座断了的石头碑座，离碑座西边大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山体，觉得山体下面会有墓，而且山体北面的树林利于挖墓时候隐蔽。
就这样，李志红与王军旗确定了盗墓的地点，并立即开始组建盗墓团伙。
接到李志红电话后，刘飞感觉自己干“大买卖”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买票到了北京与李志红等人会合。
就这样，刘飞等六人陆续会合到一起，修整了两天便准备开始行动。而为了掩人耳目，李庆河还拉来了一个在他看来能起作用的人入伙。此人名叫李晨，是他们计划盗墓地点附近的林场工作人员。
为了对盗墓行为进行遮蔽，李庆河找李晨借用他所在林场护林员的对讲机和衣服进行伪装。就这样，李庆河通过这名林场工作人员的关系，解决了盗墓工具以及暂住地，并通过此人的介绍雇用了王文清等四人，伪装成护林员在盗墓地点周围望风。
虽然李庆河此前没有明说，但负责望风的王文清等四人还是明确知道了他们夜晚来到山坡的目的。另一边，王军旗留守在出租屋内指挥和安排，13人的队伍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李庆河、王军旗负责组织协调，刘飞等五人专门负责挖盗洞，王文清等四人分布在周围放风，杨军作为司机负责运送团伙人员，李晨负责为盗墓提供工具掩饰服装。
盗墓团伙昼伏夜出挖盗洞，尚不知能否得逞
这个13人的盗墓团伙组建完毕后，李志红、刘飞等人开始了昼伏夜出的挖盗洞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想要干成他们口中所说的“大买卖”，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的挖洞盗墓行动会得逞吗？又是否能挖到墓葬呢？
这个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的犯罪团伙，看上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干大买卖，甚至连作案前的经费都是团伙成员自己七拼八凑而来的。
在好不容易凑了3万元后，他们决定要开始行动了。刘飞和同伙几人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出租屋出发。来到挖掘地点一直挖到凌晨4点，司机又会将他们接回去休息。
就这样，刘飞等人在寒冬夜深人静的山里连续挖了20多天。
纵向挖坑大致结束后，一行人收工准备过年，过完了年，原班人马又赶回了北京，开始横向挖掘。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自以为隐蔽的行为其实早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在他们这次进行盗挖后不久，公安机关就将这一行13人盗墓团伙抓获归案。
13名被告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获刑
王军旗等13人被抓获后，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其实，他们忙碌了几十天，也没有得到幻想中的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本一心执着于想对古墓一探究竟并手写《盗墓笔记》的刘飞与他的同伙们一起成为了涉嫌盗掘古墓葬罪的被告人。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被告人李庆河、王军旗经事先预谋，由上述两人及被告人李志红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山坡勘查，通过现场地形、建筑残件等判断案发地点可能存在明、清时期古墓葬。
随后被告人王军旗、李庆河组织人员到案发地点附近实施盗掘等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李志红、刘飞等5人到案发地点挖掘盗洞，被告人杨军负责运送李志红等人到现场，被告人王文清等4人负责现场周边望风，被告人李晨为盗掘提供工具，掩护服装、对讲机等。
截至被抓时，现场已经被打出垂直长11.35米、长1.5米、宽0.7米的盗洞，洞里打出向南5米，向北3米的隧道。
被告人所打出的盗洞深达十余米，那么他们所挖掘的地点究竟是不是古墓遗址？这样的盗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相关专业人士判断，13人组成的盗墓团伙所挖的盗洞并未打在古墓或者古代遗迹上面，没有对古墓葬造成危害。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等13人参与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属于犯罪未遂，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均认罪认罚。经审理，海淀法院对李庆河、王军旗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1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到有期徒刑1年不等。（央视新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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