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解读“谜一样的东方精神”】70年前，遭受连年战火、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面对世界经济、军事、科技头号强国的挑战时，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尊严。中国军队的这种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被对手称作“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对“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深刻解读。
书中通过对战役、战斗情节和英雄人物的生动描述来突出这种“东方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在装备落后、补给困难的情况下，打败了武装到牙齿并掌握绝对制空权的联合国军。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认为，志愿军之所以能打败敌人，靠的是一股“气”。我军是钢少气多，而敌人则是钢多气少。这种“气”，就是对“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生动概括。#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源于坚决服从命令，听党指挥。党中央一声令下，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第二次战役后，因美军对我后方运输线的狂轰滥炸与严密封锁，志愿军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导致部队缺衣少粮、弹药和武器装备补充严重不足，再加上我军的作战行动主要靠步行，官兵体力消耗大、极度疲劳、急需休整。在军事上不允许打、政治上必须要打的情况下，志愿军总部迅速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第二次战役时，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下决心打翻身仗，所属113师338团14个小时强行军72.5公里，先敌5分钟抢占了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闸门”，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和顽强性的极限，为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赞誉。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正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灵魂所在。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源于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书中描写到，为尽快掌握敌情、友情，彭德怀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仅带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直奔战场前沿。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远在距离前线一千多公里外的日本东京远程指挥的时候，志愿军的指挥部总是向着炮火硝烟靠前、靠前、再靠前。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亲临战场一线指挥，带领部队搞穿插。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抬着棺材上上甘岭”，第45师师长崔建功的战斗决心是，“打剩一个营我当营长，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穿插时，跑在最前面的是营长；攻山头时，冲在最前面的是排长。在坚守松骨峰阵地的战斗中，三连连长戴如义、指导员杨少成的决心是：哪里最危险，他们两个人就要出现在哪里。子弹打光了，指导员杨少成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将帅奋勇，则三军用命”。干部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的奥秘之一，也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源泉所在。
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生动诠释。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连一把炒面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那些一个接一个用身体滚过雷区，为部队开辟通路的年轻勇士，那些在零下40摄氏度严寒中因衣着单薄而冻死在长津湖畔、仍然保持战斗姿势、像冰雕一样的英雄们，对喝着咖啡、吃着牛肉罐头、穿着保暖棉服、睡在鸭绒睡袋里的美军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永远的“谜”，也是他们永远的痛。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志愿军官兵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缺粮、缺水、缺弹药等严重困难，击退敌人650多次冲击，歼敌25000余人，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奇迹。书中详细描写了在火力配置十分强大的美军火网面前，每当冲锋号响起，中国军队就会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这样的动人场景。志愿军这种排山倒海的“不要命”精神，对强大的美军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作者王树增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对于《朝鲜战争》的写作而言，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情，而后者会在今天传承，并将影响到我们的明天。”我想，纪念的最好方式是继承，这正是我们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所在，也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永恒魅力所在。#军报版面导读# （刘国贤；本文刊于10月24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版）
书中通过对战役、战斗情节和英雄人物的生动描述来突出这种“东方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在装备落后、补给困难的情况下，打败了武装到牙齿并掌握绝对制空权的联合国军。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认为，志愿军之所以能打败敌人，靠的是一股“气”。我军是钢少气多，而敌人则是钢多气少。这种“气”，就是对“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生动概括。#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源于坚决服从命令，听党指挥。党中央一声令下，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第二次战役后，因美军对我后方运输线的狂轰滥炸与严密封锁，志愿军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导致部队缺衣少粮、弹药和武器装备补充严重不足，再加上我军的作战行动主要靠步行，官兵体力消耗大、极度疲劳、急需休整。在军事上不允许打、政治上必须要打的情况下，志愿军总部迅速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第二次战役时，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下决心打翻身仗，所属113师338团14个小时强行军72.5公里，先敌5分钟抢占了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闸门”，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和顽强性的极限，为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赞誉。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正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灵魂所在。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源于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书中描写到，为尽快掌握敌情、友情，彭德怀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仅带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直奔战场前沿。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远在距离前线一千多公里外的日本东京远程指挥的时候，志愿军的指挥部总是向着炮火硝烟靠前、靠前、再靠前。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亲临战场一线指挥，带领部队搞穿插。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抬着棺材上上甘岭”，第45师师长崔建功的战斗决心是，“打剩一个营我当营长，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穿插时，跑在最前面的是营长；攻山头时，冲在最前面的是排长。在坚守松骨峰阵地的战斗中，三连连长戴如义、指导员杨少成的决心是：哪里最危险，他们两个人就要出现在哪里。子弹打光了，指导员杨少成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将帅奋勇，则三军用命”。干部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的奥秘之一，也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源泉所在。
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生动诠释。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连一把炒面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那些一个接一个用身体滚过雷区，为部队开辟通路的年轻勇士，那些在零下40摄氏度严寒中因衣着单薄而冻死在长津湖畔、仍然保持战斗姿势、像冰雕一样的英雄们，对喝着咖啡、吃着牛肉罐头、穿着保暖棉服、睡在鸭绒睡袋里的美军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永远的“谜”，也是他们永远的痛。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志愿军官兵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缺粮、缺水、缺弹药等严重困难，击退敌人650多次冲击，歼敌25000余人，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奇迹。书中详细描写了在火力配置十分强大的美军火网面前，每当冲锋号响起，中国军队就会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这样的动人场景。志愿军这种排山倒海的“不要命”精神，对强大的美军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作者王树增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对于《朝鲜战争》的写作而言，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情，而后者会在今天传承，并将影响到我们的明天。”我想，纪念的最好方式是继承，这正是我们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所在，也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的永恒魅力所在。#军报版面导读# （刘国贤；本文刊于10月24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版）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上篇）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北京奥运12年#
小时候中午听曹灿叔叔播讲的长篇小说连播《李自成》还有刘兰芳阿姨说的评书连播《岳飞传》，认为39岁对男人很重要，甚至比73和84都重要——因为想到73和84得先过39。
今天他39了。
12年前的今天，他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担任旗手，那时27。
12年过去了，他有点老了，但也依然年轻(三九=27)，而且还是这项运动的旗手。
祝他39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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