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管理大师赫尔曼·西蒙，2014年写了本书，就叫《隐形冠军》。用西蒙的话来说，隐形冠军的企业长这样：
1）世界前三强的公司或者某一大陆上名列第一的公司；（冠军）
2）年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
3）不为外界所知的。（隐形）
隐形冠军，需要满足上面这3个标准条件。
像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西蒙在全球收集了30年，找到了2734家。其中，德国企业占了将近一半，1307家。
1）世界前三强的公司或者某一大陆上名列第一的公司；（冠军）
2）年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
3）不为外界所知的。（隐形）
隐形冠军，需要满足上面这3个标准条件。
像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西蒙在全球收集了30年，找到了2734家。其中，德国企业占了将近一半，1307家。
#三联美食# 在淮海中路一间洒满阳光的厨房里，赵荣华热起锅子来。案板上的五花肉已经收拾停当。“我爸爸做菜是‘老三篇’，上海传统家常菜，最拿手的就是红烧肉，所以我骨子里面相信上海味道就是红烧肉，两个月必须吃一回解馋。”但赵荣华烧起菜来，已经和父辈大不相同。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这破互联网又有人打着和解的旗号来搞容貌焦虑了，跟素颜和解？自己本来的样子有什么好和解的啊？长得好的，没必要和解，长得不好的，这玩意儿你说和解就能和解了？
那我要申请不和解第一人，我他妈是跟发际线不和解，偏要受点苦受点罪花点钱补足爹妈不给的东西。观察我小时候的照片，确实就是天生两个额角毛发稀疏，高考完之后几乎就秃了，舅舅跟妈妈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脱发，遗传性导致那两个额角并不能靠各种生发液长出毛发，我试过N种，即便跟铁树开花一样终于长出了点也是稀疏的绒毛，不堪大用。
我一直有刘海，因为刘海可以挡住我的尴尬，但当风一吹过去的时候，好家伙，那不叫尴尬了，那叫想原地去世。我的自卑始于大二，那时候我演了学校的一部音乐剧，我们拍摄了一张宣传照，发型师给我吹的造型，是一个把我光秃秃的额角完完全全展现出来的造型，然后那张照片铺天盖地出现在了各种宣传里，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以后根本不敢再去看，虽然我没有因此遭受到许多嘲笑，因为那时候发际线这个词还没有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成为一个审美评判标准，但我自己对那张照片有着深恶痛绝的厌憎，虽然我记不得但我非常恨给我做这个造型的发型师，自此以后我每次去剪头发都会跟Tony老师说一句：我要留刘海，不要剪太短。
我虽然也会自嘲自己的发际线，但其实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尴尬与自卑。我非常害怕别人碰我的头发，我也绝对不会在别人面前掀起刘海，头发就是我的禁区跟底裤，那两个角真的太秃了，秃到最顶点离我的顶心也就差了半指的宽度，一个大M就跟耻辱柱一样钉在了我的脑门上，我掀开刘海有多丑，自己每看一次就伤心一次。
那怎么办？上学时候穷，刚工作的时候也穷，没钱植发，而且那时候植发技术也不成熟。那就留刘海，跳舞的时候戴帽子。那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你戴帽子好好看啊！但回到家掀开帽子的那一刹那，只有我自己知道落差让人有多难受。
这玩意儿和解有用吗？没用啊，你让一个对容貌有要求的人接受这种丑，我没这个境界，我也不想要“就这样吧”。于是我在去年夏天终于存够钱把植发手术做了，我做了详细的医院跟医生的筛选，看了b站上所有的植发视频，会遇到什么问题，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我都有了一个心理建设与信息收集，术前咨询做的明明白白，因为我就是要一次就成功。
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一次手术，这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我一个人不敢去，于是拽着童陪我，从咨询到进手术室，感谢她一直都在。术前医生说，建议剃光，比较好恢复，我连刘海都不愿意撩起来的人这次把光头剃了，你们以为我要说我哭了？不，我笑死了，我光头真他妈帅啊，五个护士+医生围观我剃光头，剃完之后一东北大姐由衷感叹：这小伙儿光头真俊呐！我一看镜子，嘿！还真他妈不错！
进了手术室往头皮里打麻药，脑后取毛囊要打一次，额角种毛囊要打一次，每一次都是十针出头，头皮薄，麻药太疼啊，给我疼哭了，取发一个半小时，种发三个小时，你就躺在那头皮毫无感觉，医生好像在种田，太漫长了，太漫长了。但最难熬的是术后七天，因为你取毛囊时会打一个东西叫膨胀液，让毛孔膨胀利于取毛囊，但这个东西需要人体自然代谢掉，这个过程就是你整个人肿成了一头猪，从额头，到鼻梁，到腮帮子，见过狮子头金鱼嘛，对，就是肿成那个样子。经历过膨胀液代谢关之后，你来到了奇痒无比却不能洗头关，像满头爬满了蚂蚁跟蜜蜂，不是纯痒，还配上一点点的疼，这俩加在一起我半夜醒来三次，但不能挠，现在脑袋上可金贵呢，一个毛囊15-25块不等，挠一下对得起谁。
等这两关都熬过去之后，你可以清洗头上的血痂了，然后可以洗头了，就等着它慢慢生长，毛发生长速度很慢，当你好不容易看到曙光的时候，来到第3-6个月时，你会来到最考验心理素质的一道关，叫脱落期，那是因为，刚植入进去的毛囊都带着小发茬，现在长出来的头发是这些小发茬长长之后的，它会要脱落大部分，再重新让头皮底下的毛囊破皮长出头发，这些才是稳固的。
有了头发之后开心吗？我太开心了！我再也没有戴过帽子跳舞，我骑着单车，迎着吹过来的风，再也不会赶紧把头给低下，我早上醒来，走到浴室，对着镜子撩开我的刘海。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给自己花钱，投资自己更让人值得开心的事。但我也因此变得更谨慎，我额头上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警铃大作，如临大敌，比如前段时间打了第三针疫苗以后我竟然出现了大概有三四天的脱发的反应，很明显，我当时差点吐在公司的厕所，满心只有：好不容易有了头发，我又要没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但你看，我也没有想到这块心病在我完成了植发之后还依然存在在我的心中，这就跟原生家庭带给你的痛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需要你一辈子去消化一样，和解有用吗？哪种和解？一瞬间就能放下的和解叫和解吗？和解到什么程度才真的完全不在意？
如果你对容貌本身就没有知觉，太羡慕你了，希望这样的你能一直保持，不要被时而流行，时而改变风向的审美趋势所影响。如果你本身对容貌就有追求，希望你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不被裹挟，相信世界上你独一无二，而不是要将自己“改变”成为别人，任何基于你认可自己本身之后对于“好看”的追求，都是可取的选择。
同时，感谢不和解的自己。
那我要申请不和解第一人，我他妈是跟发际线不和解，偏要受点苦受点罪花点钱补足爹妈不给的东西。观察我小时候的照片，确实就是天生两个额角毛发稀疏，高考完之后几乎就秃了，舅舅跟妈妈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脱发，遗传性导致那两个额角并不能靠各种生发液长出毛发，我试过N种，即便跟铁树开花一样终于长出了点也是稀疏的绒毛，不堪大用。
我一直有刘海，因为刘海可以挡住我的尴尬，但当风一吹过去的时候，好家伙，那不叫尴尬了，那叫想原地去世。我的自卑始于大二，那时候我演了学校的一部音乐剧，我们拍摄了一张宣传照，发型师给我吹的造型，是一个把我光秃秃的额角完完全全展现出来的造型，然后那张照片铺天盖地出现在了各种宣传里，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以后根本不敢再去看，虽然我没有因此遭受到许多嘲笑，因为那时候发际线这个词还没有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成为一个审美评判标准，但我自己对那张照片有着深恶痛绝的厌憎，虽然我记不得但我非常恨给我做这个造型的发型师，自此以后我每次去剪头发都会跟Tony老师说一句：我要留刘海，不要剪太短。
我虽然也会自嘲自己的发际线，但其实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尴尬与自卑。我非常害怕别人碰我的头发，我也绝对不会在别人面前掀起刘海，头发就是我的禁区跟底裤，那两个角真的太秃了，秃到最顶点离我的顶心也就差了半指的宽度，一个大M就跟耻辱柱一样钉在了我的脑门上，我掀开刘海有多丑，自己每看一次就伤心一次。
那怎么办？上学时候穷，刚工作的时候也穷，没钱植发，而且那时候植发技术也不成熟。那就留刘海，跳舞的时候戴帽子。那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你戴帽子好好看啊！但回到家掀开帽子的那一刹那，只有我自己知道落差让人有多难受。
这玩意儿和解有用吗？没用啊，你让一个对容貌有要求的人接受这种丑，我没这个境界，我也不想要“就这样吧”。于是我在去年夏天终于存够钱把植发手术做了，我做了详细的医院跟医生的筛选，看了b站上所有的植发视频，会遇到什么问题，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我都有了一个心理建设与信息收集，术前咨询做的明明白白，因为我就是要一次就成功。
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一次手术，这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我一个人不敢去，于是拽着童陪我，从咨询到进手术室，感谢她一直都在。术前医生说，建议剃光，比较好恢复，我连刘海都不愿意撩起来的人这次把光头剃了，你们以为我要说我哭了？不，我笑死了，我光头真他妈帅啊，五个护士+医生围观我剃光头，剃完之后一东北大姐由衷感叹：这小伙儿光头真俊呐！我一看镜子，嘿！还真他妈不错！
进了手术室往头皮里打麻药，脑后取毛囊要打一次，额角种毛囊要打一次，每一次都是十针出头，头皮薄，麻药太疼啊，给我疼哭了，取发一个半小时，种发三个小时，你就躺在那头皮毫无感觉，医生好像在种田，太漫长了，太漫长了。但最难熬的是术后七天，因为你取毛囊时会打一个东西叫膨胀液，让毛孔膨胀利于取毛囊，但这个东西需要人体自然代谢掉，这个过程就是你整个人肿成了一头猪，从额头，到鼻梁，到腮帮子，见过狮子头金鱼嘛，对，就是肿成那个样子。经历过膨胀液代谢关之后，你来到了奇痒无比却不能洗头关，像满头爬满了蚂蚁跟蜜蜂，不是纯痒，还配上一点点的疼，这俩加在一起我半夜醒来三次，但不能挠，现在脑袋上可金贵呢，一个毛囊15-25块不等，挠一下对得起谁。
等这两关都熬过去之后，你可以清洗头上的血痂了，然后可以洗头了，就等着它慢慢生长，毛发生长速度很慢，当你好不容易看到曙光的时候，来到第3-6个月时，你会来到最考验心理素质的一道关，叫脱落期，那是因为，刚植入进去的毛囊都带着小发茬，现在长出来的头发是这些小发茬长长之后的，它会要脱落大部分，再重新让头皮底下的毛囊破皮长出头发，这些才是稳固的。
有了头发之后开心吗？我太开心了！我再也没有戴过帽子跳舞，我骑着单车，迎着吹过来的风，再也不会赶紧把头给低下，我早上醒来，走到浴室，对着镜子撩开我的刘海。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给自己花钱，投资自己更让人值得开心的事。但我也因此变得更谨慎，我额头上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警铃大作，如临大敌，比如前段时间打了第三针疫苗以后我竟然出现了大概有三四天的脱发的反应，很明显，我当时差点吐在公司的厕所，满心只有：好不容易有了头发，我又要没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但你看，我也没有想到这块心病在我完成了植发之后还依然存在在我的心中，这就跟原生家庭带给你的痛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需要你一辈子去消化一样，和解有用吗？哪种和解？一瞬间就能放下的和解叫和解吗？和解到什么程度才真的完全不在意？
如果你对容貌本身就没有知觉，太羡慕你了，希望这样的你能一直保持，不要被时而流行，时而改变风向的审美趋势所影响。如果你本身对容貌就有追求，希望你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不被裹挟，相信世界上你独一无二，而不是要将自己“改变”成为别人，任何基于你认可自己本身之后对于“好看”的追求，都是可取的选择。
同时，感谢不和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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