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你，用我一生的时光》
文 | 琉璃疏影

假如那天，经过佛前
你不曾回眸
或许，我永远看不到
你双手合什的模样
一脸虔诚，千般爱意

你说，为了等我
已经在佛前
苦苦求了，一千年
心底的执意，穿过红尘婆娑
停在经年，我必经的路上

穿过万水千山，风雨兼程
我怕追不上，流年匆匆的脚步
曾经的时光，那么荒凉
只因，回眸的空旷里
没有你，没有你呵

春风不语的花期里
回首，是一曲凉凉的清音
我静守荷塘，不染尘埃
只为等你经过时
娉婷出一生的清绝

我在花开过的地方
播种，下一季的芬芳
只为临水的裙袂
永远是你初见的那一抹丹青
而我余生的时光里，只要有你就好

读你，甘愿安守清寂
在一朵花的底蕴里为你美丽
纵使有一天，忧伤婆娑了时光
亦会守着蒹葭苍苍
看桃花再一次为我绽放

许我携千古诗意，陪你看一生的奇迹
不问风的方向，不寻雨的印记
将温暖握在手中，把沧桑赋予流年
守着月缺月圆
共同篆刻生命的年轮

折一枝柳烟，落一行琉璃念
水湄的心事，千回百转
读你，用我一生的时光
从小荷尖尖，读到残荷听雨
从红了樱桃，读到绿了芭蕉

虽然嘴上说不介意
​但内心知道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异样
​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自己也想结婚了 我想粉丝是祝福的 因为已经到岁数了 他虽然说或许没有以前那么了但我相信爱他的人会依然爱他
（这个瓜可信可不信）（我的想法是他有祝福没有那就继续寻找他的良人）（只是在感慨假如他在我心里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木有以前火的意思是没有当初古剑奇谭那时候的流量不是说他不火了）

邓小南老师讲的《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列了几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点，以及把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整理，似乎还有几本未读完。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严复：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因为前四史文字漂亮，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

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

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

[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
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

[星星]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
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星星] 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

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想听讲座的搜：邓小南+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浅显又隽永，非常值得一字不漏反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