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养生 柔肝健脾 清降火气
《黄帝内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清明时节，处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此时万物皆显、草木吐绿，清洁明净，正值气候逐渐转暖之时，是清气上升的时节，此时养生贵在与自然同气相求，讲求人之阳气生发。海慈医疗集团本部干部保健科主任魏陵博提醒市民，清明时节要顺应天时，柔肝健脾，清降火气。
海慈医疗集团推出二十四节气养生药膳，为您的健康养生保驾护航。
一、早睡早起 顺时作息
清明时节，大地渐暖，此时养生保健重在与自然同气相求。中医认为“久卧伤气”，坐卧时间过长，会影响到气血的循行，扼杀阳气，而熬夜太晚，也会耗杀阳气。因此，起居方面要做到早睡早起，顺应人体阳气生发的规律，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消极影响。清明时节，人们应有意识地顺时调整作息，于辰时起床为宜。辰时是上午7时至9时，此时属胃经最旺，如不早起会导致阳气欲发而不能发，化为内火上扰心肺及脑，可引起心躁、喉干、头昏、目浊等不适。因此，尽量把作息时间向前调，早起后积极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不仅能舒筋活络、畅通气血，还能畅达心胸、怡情养性、增强抗病能力。
清明时节宜“被发缓形”。“被发”就是指生发时不要有约束，类似于不把头发扎起来而随其披散，以此适应生发之机。“缓形”就是在形体上也不要有约束，穿着宽松的衣服。此外，春天是主肝的季节，肝对应的颜色是青绿，春天的打扮也可以向蓝和绿靠拢。
二、春动生阳
清明时节气候潮湿，容易使人产生疲倦嗜睡的感觉，俗话说“春动生阳”，因此，春末更要注意多动，选择动作柔和的锻炼方式，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等。
清明还有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等放松身心的中轻度体育活动。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可在空旷人少的室外适当跑步跳跃，可以疏通冬日的气血积郁，让精神压力得以缓解，使心胸开阔，心情愉悦，更能使人体正气增强，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通过锻炼可将郁结、刚烈的肝气舒展出来，但运动过程中切忌过度出汗，以调养五脏。
三、饮食清补 慎食“生发”
四季不食脾，尤其在农历一年中的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都不宜对脾进行过度的进补。而此时肝脏仍处于极其旺盛的状态中，所以清明饮食养生还应避免补肝过度。清明时节应忌食“发物”，即中医所指动风生痰、发毒助火助邪之类的食品，可适量多吃具有祛痰、健脾、补肾、养肝、柔肺功效的食物，如笋、荠菜、菠菜、韭菜、山药、鸡肉、鸡蛋、鹅肉以及苹果、橘、桃、梨等。
1.多吃“柔肝”的食物
中医学认为“春与肝相应”，清明时节应多吃“柔肝”的食物，饮食宜温，以清补为主。如荠菜、山药、菠菜、韭菜、银耳、大枣等。
2.多吃“祛湿”的食物
由于清明雨多湿气较重，在饮食上要注意选择一些温胃祛湿的食物，如白菜、萝卜、芋头等。
3.慎吃“生发”的食物
所谓“发物”，从中医角度上是指动风生痰、发毒助火助邪之品，如海鱼、海虾、海蟹、咸菜、竹笋、毛笋、羊肉、公鸡等。中医认为，清明正值肝阳上升时节，故不宜进食“发物”。有慢性病的人更要尤其注意。
四、舒畅情志
立春之后体内肝气随着春日渐深而愈盛，在清明之际达到最旺。清明时节，人也往往容易伤感。从中医来讲，七情不畅也可影响肝的疏泄和阳气的升发，从而导致五脏的功能紊乱，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还要注意情志的舒畅，可外出踏青赏花，以舒畅情志。
五、防范慢性病、过敏性疾病
春分节气是一年中天地间阴阳变化的初期，到了清明发展为阳气的旺盛时期，如同人体的青壮年期，活力四射，充满生机，因此这是补阳气的最好时节。故清明时节适宜葆养阳气，打好一年健康的根基，尤其对慢性病患很有益处。
中医认为“动则生阳”，这段时间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增加户外运动，多晒太阳，注意防范潮湿和风邪的入侵。
需要注意的是，清明时节还是花粉过敏症的高发期。此时，植物花粉、柳絮等随风飘扬，极易引起过敏体质的人发病，产生鼻塞、打喷嚏、眼睛奇痒、怕光流泪等症状；有的人皮肤上出现了一团团的风疹块，严重者还会有胸闷、憋气等现象。因此，有过敏体质的人到野外扫墓或者踏青时，应尽可能避开鲜花盛开的地方，必要时还应备些抗过敏药。过敏性人群应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尽量躲避花粉，防止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专家推介
魏陵博
集团本部干部保健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青岛市中医老年病诊疗中心（B类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巡讲专家，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文化科普巡讲团巡讲专家，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和老年病。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炎，心肌病，心律失常，心衰，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营养学组副组长，青岛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10余部，出版养生专著《养生治病大全集》。承担多项省市级科研课题，课题获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2项；青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坐诊时间和地点：
本部院区：A楼3楼干部保健科门诊 周二、周三上午
B楼1楼治未病科门诊 周二下午
西院区： 知名专家门诊 周四下午
《黄帝内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清明时节，处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此时万物皆显、草木吐绿，清洁明净，正值气候逐渐转暖之时，是清气上升的时节，此时养生贵在与自然同气相求，讲求人之阳气生发。海慈医疗集团本部干部保健科主任魏陵博提醒市民，清明时节要顺应天时，柔肝健脾，清降火气。
海慈医疗集团推出二十四节气养生药膳，为您的健康养生保驾护航。
一、早睡早起 顺时作息
清明时节，大地渐暖，此时养生保健重在与自然同气相求。中医认为“久卧伤气”，坐卧时间过长，会影响到气血的循行，扼杀阳气，而熬夜太晚，也会耗杀阳气。因此，起居方面要做到早睡早起，顺应人体阳气生发的规律，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消极影响。清明时节，人们应有意识地顺时调整作息，于辰时起床为宜。辰时是上午7时至9时，此时属胃经最旺，如不早起会导致阳气欲发而不能发，化为内火上扰心肺及脑，可引起心躁、喉干、头昏、目浊等不适。因此，尽量把作息时间向前调，早起后积极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不仅能舒筋活络、畅通气血，还能畅达心胸、怡情养性、增强抗病能力。
清明时节宜“被发缓形”。“被发”就是指生发时不要有约束，类似于不把头发扎起来而随其披散，以此适应生发之机。“缓形”就是在形体上也不要有约束，穿着宽松的衣服。此外，春天是主肝的季节，肝对应的颜色是青绿，春天的打扮也可以向蓝和绿靠拢。
二、春动生阳
清明时节气候潮湿，容易使人产生疲倦嗜睡的感觉，俗话说“春动生阳”，因此，春末更要注意多动，选择动作柔和的锻炼方式，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等。
清明还有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等放松身心的中轻度体育活动。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可在空旷人少的室外适当跑步跳跃，可以疏通冬日的气血积郁，让精神压力得以缓解，使心胸开阔，心情愉悦，更能使人体正气增强，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通过锻炼可将郁结、刚烈的肝气舒展出来，但运动过程中切忌过度出汗，以调养五脏。
三、饮食清补 慎食“生发”
四季不食脾，尤其在农历一年中的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都不宜对脾进行过度的进补。而此时肝脏仍处于极其旺盛的状态中，所以清明饮食养生还应避免补肝过度。清明时节应忌食“发物”，即中医所指动风生痰、发毒助火助邪之类的食品，可适量多吃具有祛痰、健脾、补肾、养肝、柔肺功效的食物，如笋、荠菜、菠菜、韭菜、山药、鸡肉、鸡蛋、鹅肉以及苹果、橘、桃、梨等。
1.多吃“柔肝”的食物
中医学认为“春与肝相应”，清明时节应多吃“柔肝”的食物，饮食宜温，以清补为主。如荠菜、山药、菠菜、韭菜、银耳、大枣等。
2.多吃“祛湿”的食物
由于清明雨多湿气较重，在饮食上要注意选择一些温胃祛湿的食物，如白菜、萝卜、芋头等。
3.慎吃“生发”的食物
所谓“发物”，从中医角度上是指动风生痰、发毒助火助邪之品，如海鱼、海虾、海蟹、咸菜、竹笋、毛笋、羊肉、公鸡等。中医认为，清明正值肝阳上升时节，故不宜进食“发物”。有慢性病的人更要尤其注意。
四、舒畅情志
立春之后体内肝气随着春日渐深而愈盛，在清明之际达到最旺。清明时节，人也往往容易伤感。从中医来讲，七情不畅也可影响肝的疏泄和阳气的升发，从而导致五脏的功能紊乱，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还要注意情志的舒畅，可外出踏青赏花，以舒畅情志。
五、防范慢性病、过敏性疾病
春分节气是一年中天地间阴阳变化的初期，到了清明发展为阳气的旺盛时期，如同人体的青壮年期，活力四射，充满生机，因此这是补阳气的最好时节。故清明时节适宜葆养阳气，打好一年健康的根基，尤其对慢性病患很有益处。
中医认为“动则生阳”，这段时间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增加户外运动，多晒太阳，注意防范潮湿和风邪的入侵。
需要注意的是，清明时节还是花粉过敏症的高发期。此时，植物花粉、柳絮等随风飘扬，极易引起过敏体质的人发病，产生鼻塞、打喷嚏、眼睛奇痒、怕光流泪等症状；有的人皮肤上出现了一团团的风疹块，严重者还会有胸闷、憋气等现象。因此，有过敏体质的人到野外扫墓或者踏青时，应尽可能避开鲜花盛开的地方，必要时还应备些抗过敏药。过敏性人群应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尽量躲避花粉，防止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专家推介
魏陵博
集团本部干部保健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青岛市中医老年病诊疗中心（B类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巡讲专家，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文化科普巡讲团巡讲专家，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和老年病。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炎，心肌病，心律失常，心衰，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营养学组副组长，青岛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10余部，出版养生专著《养生治病大全集》。承担多项省市级科研课题，课题获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2项；青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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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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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冷知识#反腐皇帝哪家强？】
据史书记载，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每攻下一个地方，就要先把这个地方的官吏全部抓起来杀掉。他为什么这么恨唐朝地方官吏呢？主要是地方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过的苦不堪言，他们对地方官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必然狠狠地报复他们。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官员贪腐问题，当他成为皇帝后，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今天文史君就带领大家来看看。
01明代官员为什么会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大规模降低官员薪资待遇。首先，取消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原本职田是国家专门分配给在任官员的田地，其收入都归官员个人所有。其次，降低俸米规格。
中国许多朝代的官员俸禄往往以俸米的形式发放，也就是政府直接给官员发粮食作为工资。朱元璋也是这样干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给官员发放的俸米规格极低。明朝一品官的年俸才1044石，而汉代宰相的年俸则高达一万石。虽然这有度量衡变化的差价，但不可质疑的是，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有人就会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薄待为他打工的官僚集团呢？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把钱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过的舒服，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另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是个光宗耀祖的职业，大明官僚都读孔孟之书的文化人，就要用道德约束自己，既然有了好名声，就别要求经济待遇了。嘉靖时期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02朱元璋是怎么反贪污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都察院的职责就是监管中央以及六部官员，防止他们贪污。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以上是朱元璋在中央设置的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地方财政，但也可对中央各部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从中央定期派出巡按御史，到地方视察，监察地方官员。不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受到了监督，而监督部门也被监督，形成了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朱元璋还对各级官员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首先，地方官员不许到乡村去视察民情。这是为什么呢？在朱元璋印象里，凡是去视察民情的官员，表面上是深入基层，实际上就是找机会大吃大喝，搜刮民脂民膏。其次，限制官员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比如，官员在出差时，不允许使用公家车马来运送私人财物。如果是办公必带的物品，可以使用公家车马，但有重量限制，一般不允许超过十斤，超过后就受到杖刑。
正常来说，朱元璋设置了那么多监察机构，又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明初官员应该很少贪污吧？但事实恰恰相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小官小吏，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污。刑部官员收了钱之后就把罪犯放走，印钞局的官员和户部官员勾结，将印刷的七百万锭纸币私藏了20%左右。在地方上，浙江省的农民交的税比标准税额高出45%左右。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勾结，将地主头上的税额全部转嫁给普通农民。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地方官府就会派人到农民家里拆房屋，赶牲口
眼见自己制定的官员行为准则无人遵守，设置的监察机构也形同虚设，朱元璋愤怒极了，并决定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从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到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朱元璋连续杀了七八万的贪官，这其中也不乏有被冤枉的人，但朱元璋秉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对贪腐官员毫不手软。
04对贪官的恐吓和基层反腐
朱元璋一直想不通，为何朝廷的反贪污措施如此严厉，却总是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呢？他通过反思和总结，认为根源在社会风气上。在元朝时，社会风气就已败坏，贪污成风，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现在只有纠正社会风气，最终才能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那应该如何纠正社会风气呢？朱元璋亲自撰写了一本名为《大诰》的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贪官的一万种死法，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处理贪官的各种残酷刑罚。朱元璋是想通过这种恐怖书籍，对贪官污吏进行恐吓，取得震慑效果，让他们不敢贪污。
除了进行恐吓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基层反腐。具体的措施就是，向全天下老百姓宣布，人人都可以告发贪污官员。这项措施起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逐渐就变质了。一些老百姓借此向官员敲诈，还有一些官员逼迫老百姓去诬告不肯贪污的官员，弊端丛生，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反贪污真的太难了。
相比于明朝其他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官吏还算是比较廉洁奉公，比其他时期要好的多。但朱元璋想要彻底扫除贪污之风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明朝官员俸禄太低，别说过的体面，可能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需要贪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的监察机构本质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的互相监督，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互相制衡。既然是依附于皇权，那这些官员在自己退休前势必也想要捞一笔，谁又会真的想为民做主呢？所以解决贪污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据史书记载，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每攻下一个地方，就要先把这个地方的官吏全部抓起来杀掉。他为什么这么恨唐朝地方官吏呢？主要是地方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过的苦不堪言，他们对地方官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必然狠狠地报复他们。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官员贪腐问题，当他成为皇帝后，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今天文史君就带领大家来看看。
01明代官员为什么会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大规模降低官员薪资待遇。首先，取消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原本职田是国家专门分配给在任官员的田地，其收入都归官员个人所有。其次，降低俸米规格。
中国许多朝代的官员俸禄往往以俸米的形式发放，也就是政府直接给官员发粮食作为工资。朱元璋也是这样干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给官员发放的俸米规格极低。明朝一品官的年俸才1044石，而汉代宰相的年俸则高达一万石。虽然这有度量衡变化的差价，但不可质疑的是，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有人就会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薄待为他打工的官僚集团呢？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把钱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过的舒服，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另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是个光宗耀祖的职业，大明官僚都读孔孟之书的文化人，就要用道德约束自己，既然有了好名声，就别要求经济待遇了。嘉靖时期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02朱元璋是怎么反贪污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都察院的职责就是监管中央以及六部官员，防止他们贪污。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以上是朱元璋在中央设置的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地方财政，但也可对中央各部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从中央定期派出巡按御史，到地方视察，监察地方官员。不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受到了监督，而监督部门也被监督，形成了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朱元璋还对各级官员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首先，地方官员不许到乡村去视察民情。这是为什么呢？在朱元璋印象里，凡是去视察民情的官员，表面上是深入基层，实际上就是找机会大吃大喝，搜刮民脂民膏。其次，限制官员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比如，官员在出差时，不允许使用公家车马来运送私人财物。如果是办公必带的物品，可以使用公家车马，但有重量限制，一般不允许超过十斤，超过后就受到杖刑。
正常来说，朱元璋设置了那么多监察机构，又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明初官员应该很少贪污吧？但事实恰恰相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小官小吏，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污。刑部官员收了钱之后就把罪犯放走，印钞局的官员和户部官员勾结，将印刷的七百万锭纸币私藏了20%左右。在地方上，浙江省的农民交的税比标准税额高出45%左右。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勾结，将地主头上的税额全部转嫁给普通农民。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地方官府就会派人到农民家里拆房屋，赶牲口
眼见自己制定的官员行为准则无人遵守，设置的监察机构也形同虚设，朱元璋愤怒极了，并决定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从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到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朱元璋连续杀了七八万的贪官，这其中也不乏有被冤枉的人，但朱元璋秉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对贪腐官员毫不手软。
04对贪官的恐吓和基层反腐
朱元璋一直想不通，为何朝廷的反贪污措施如此严厉，却总是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呢？他通过反思和总结，认为根源在社会风气上。在元朝时，社会风气就已败坏，贪污成风，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现在只有纠正社会风气，最终才能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那应该如何纠正社会风气呢？朱元璋亲自撰写了一本名为《大诰》的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贪官的一万种死法，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处理贪官的各种残酷刑罚。朱元璋是想通过这种恐怖书籍，对贪官污吏进行恐吓，取得震慑效果，让他们不敢贪污。
除了进行恐吓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基层反腐。具体的措施就是，向全天下老百姓宣布，人人都可以告发贪污官员。这项措施起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逐渐就变质了。一些老百姓借此向官员敲诈，还有一些官员逼迫老百姓去诬告不肯贪污的官员，弊端丛生，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反贪污真的太难了。
相比于明朝其他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官吏还算是比较廉洁奉公，比其他时期要好的多。但朱元璋想要彻底扫除贪污之风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明朝官员俸禄太低，别说过的体面，可能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需要贪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的监察机构本质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的互相监督，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互相制衡。既然是依附于皇权，那这些官员在自己退休前势必也想要捞一笔，谁又会真的想为民做主呢？所以解决贪污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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