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老中医郭永来先生的带状疱疹特效方
带状疱疹，中医称为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蛇丹疮”等，西医认为属于病毒性感染，至今尚无特效疗法。中医外科书中介绍的治法很多，但有特效者也并不多见，内服方多倡用《龙胆泻肝汤》之类的处方来治疗，我刚学医时也曾数次应用过，效果也并不理想。后来见王渭川老中医介绍带状疱疹特效方，试用几例，效果确实很好，一般3-7天左右结疤，10天左右痊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此方就是《医宗金鉴》外科中的二味拔毒散。
方用：白矾，雄黄各等份，研为细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郭按，干则再涂）《医宗金鉴》称：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痱等疾甚效，用鹅翎蘸扫患处，痛痒自止，红肿即消。但并未言及治带状疱疹（缠要火丹）
我自从得此方，屡屡用于临床而收效甚捷，88年12月，我在福洞，患者常xx，女，43岁。93年10月4日八家子丛xx，女，50岁。葛xx，男，15岁，症状更重，前胸，后背，上臂几处同时大片疱疹，火灼样疼痛，当时我都用此方治愈。95年至96年，我在皮防站，共治疗近二十名带状疱疹，其中数例症状都很重，用此药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通过十几年的应用来看，如果在刚起的阶段就快用此药，基本上可以不必配用其他药物，但对治疗不及时，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疱疹和溃疡者，应结合其他疗法（比如西医的常规疗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此方可以称得上是药简效宏的一个好处方，使用时用香油调涂也可以，但我的经验不如用凉开水，因为用水涂上干的快，有利于快点结疤，且不宜弄脏衣服。
至于用香油还是用凉开水来调药，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刚开始，皮肤没有化脓，用凉开水调药，结疤快，好的也快。但如果皮肤已经化脓，用凉开水调药往往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厚疤，就会形成疤下化脓更加厉害，所以在头几天应该用香油调药，待炎证消退后，脓液渐清，再用凉开水调药，效果才好。治疗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它情况，我也不能一一预料，相信大家会随证处理的，我就不多说了。 2001年8月6日，我到书店闲玩，偶翻邹孟成老中医所箸《三十年临床探研录》一书，见书中论及治疗此证之内服验方一首，乃是遵照孙一奎《医旨绪余》一书中治胁痛（此案乃典型的带状疱疹）的验方，并说自得此方后，治带状疱疹几无不验者，无论患者症状有多严重，都在3天左右即愈，并节录《医旨绪余》一书原案以证明之。余归家后急检四库全书光盘，果见此案，今也录之于下，以资参考。
胁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热且过劳，性多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疹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看之，其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白矾研未，井水调敷，仍于前方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其夜痛苦不已，叫号之声彻于四邻，胁中痛如钩摘之状，次早观之，其红已及半身矣，水泡疮又增至百数。（郭按：百数，是用百做单位来数，不是一百个，显然有点夸张） 予心甚不怿，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证则审矣，（郭按，审矣，在这里是对的意思）制药定方则末也，夫用药如用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病势有烧眉之急，磊卵之危，岂可执寻常泻肝之剂正治耶？是谓驱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以故痛转增剧。水泡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传其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至于自焚即死矣，可惧之甚。
为定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思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也尽敛矣，后也不服他药。 夫病重三日，饮食不进，呻吟不辍口，一剂而愈，真可谓之神矣。夫瓜蒌味甘寒，经云：泻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於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考之本草，瓜蒌能治插胁之痛，盖为其缓中润燥以至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以上是孙氏原案,(按：以上医案在续名医类案一书中也有转载，我也看过数遍，也知道是现代的带状疱疹，但因为没有重复验证的医案，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没有用过）。 邹孟城说：余得此方，喜不自禁，盖“医家之病，病道少”。为医者能多一治病法门，则病家少一份痛苦。……未几，疱疹流行，余于数日内接治五六人，无论证之轻重，皆以上方加板兰根15克予服，惟全瓜蒌不用如许之多，改为重者30克，轻者15克，中者21－24克，其收效之速，“真可谓之神矣”。轻者二三日，重者四五日，率皆痊可。 后凡遇此证者，概以此方投之，无一例不效者。余所治病例中，病灶面积最大者几达胸部之半，理疗一月未愈，服上方一周即退净。而其得效之迟速，与瓜蒌用量极有关系，故凡体质壮实者，瓜蒌用量宜适当加重，药后若轻泻一二次，则见效尤速。……关于甘草，余有时仅用3克，同样有效，而红花每以1•5克为率，并不多用，而屡收捷效。 郭按：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则典型的带状疱疹患者，而孙氏以胁痛命名此案，古人的认识，当时也只限于此，而他的师傅也认不出此病就是带状疱疹（缠腰火丹），可见对于皮外科也并不精通。虽然如此，但并未妨碍他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并治愈了此病。（虽然他引用的五行理论来解释此病比较牵强）。 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此病，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而引起，那么现代的医生在治疗此病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抗病毒，既使是古代的中医，对于此病，也是认为属于火毒和湿热，治疗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清热解毒，我不知道这位黄老先生为什么就选用了瓜蒌来治疗如此厉害的“炎证”。若要说是取瓜蒌的柔润兼清热作用，那么中药里面有此作用的决不止瓜蒌一味。且瓜蒌，中医用此并不在清热解毒一面，中药学中也不把它归之于清热解毒类中，正如案中所述，若只从理论上来讲，前医所用方药并无差错，并外用白矾水调涂，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方法，但都不见效，可见此病确非一般的方药所能奏效的。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临床上也能证实，现在虽然已有不少的抗病毒药，但治疗此病效果并不理想，中医治疗此病的内服方药也不少，但也收效甚微。瓜蒌一药，可以用来治疗乳痈之类的“炎证”，但也多与蒲公英，皂角刺，乳香，没药之类配合应用，在皮外科中用治“热游丹赤肿”：栝楼未二大两，酽醋调敷之（产乳集验方）我也仅于《中药大辞典》中一见而已。而黄老先生径用瓜蒌来治此病，且胸有成竹，不再剂而愈，是偶然呢？殆别有秘授耶？
虽然以上所述我也作不出很好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治疗带状疱疹必须有专方专药，本篇一开始介绍的二味拨毒散，我在临床上经常使用，效果很好，但在此案中，前医也曾用白矾外用调敷，并不见效，我在临床治疗此病时，也曾碰到过数例单用雄黄调敷不效，而我继用二味拨毒散收效仍很好的病例，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药物的配伍，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缺一不可（当然也有单味药即可奏功的）由此而论，“瓜蒌甘草红花汤”大概也可以算是一首治疗带状疱疹的专方，而邹孟成老中医于此方中加板兰根，这也可以算是古今医学思想（或说是用药方法）I我学用此方之后，曾按邹老所论，治过一例，该患者的疱疹长于面部，延及头顶及头发内都是，在医院中住院一周，症状越来越重，后来找我治疗，我见情况很重，加用了此方，感觉效果很好，但由于病例太少，不足以说明什么，希望大家在临床中继续验证之。 带状疱疹虽然已好，但留下了后遗证，患处局部仍然疼痛的十分严重，此时可以用治带状疱疹后遗证方：方用丁香9克，郁金9克，柴胡9克，枳壳9克，川芎9克，赤芍9克，板兰根30克，甘草9克（疼痛严重者可加用五灵脂，蒲黄，冰片少许共为未，装胶囊，一次3－5克，水送服。按：这是学了邓铁涛老先生的五灵止痛散方意）曾用此方治疗数例，效果还算满意，方中郁金与丁香属于十九畏，一般的方书中不让一起应用，但我已试治过五六例患者，并无明显副作用，可以使用
文源 郭永来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带状疱疹，中医称为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蛇丹疮”等，西医认为属于病毒性感染，至今尚无特效疗法。中医外科书中介绍的治法很多，但有特效者也并不多见，内服方多倡用《龙胆泻肝汤》之类的处方来治疗，我刚学医时也曾数次应用过，效果也并不理想。后来见王渭川老中医介绍带状疱疹特效方，试用几例，效果确实很好，一般3-7天左右结疤，10天左右痊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此方就是《医宗金鉴》外科中的二味拔毒散。
方用：白矾，雄黄各等份，研为细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郭按，干则再涂）《医宗金鉴》称：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痱等疾甚效，用鹅翎蘸扫患处，痛痒自止，红肿即消。但并未言及治带状疱疹（缠要火丹）
我自从得此方，屡屡用于临床而收效甚捷，88年12月，我在福洞，患者常xx，女，43岁。93年10月4日八家子丛xx，女，50岁。葛xx，男，15岁，症状更重，前胸，后背，上臂几处同时大片疱疹，火灼样疼痛，当时我都用此方治愈。95年至96年，我在皮防站，共治疗近二十名带状疱疹，其中数例症状都很重，用此药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通过十几年的应用来看，如果在刚起的阶段就快用此药，基本上可以不必配用其他药物，但对治疗不及时，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疱疹和溃疡者，应结合其他疗法（比如西医的常规疗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此方可以称得上是药简效宏的一个好处方，使用时用香油调涂也可以，但我的经验不如用凉开水，因为用水涂上干的快，有利于快点结疤，且不宜弄脏衣服。
至于用香油还是用凉开水来调药，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刚开始，皮肤没有化脓，用凉开水调药，结疤快，好的也快。但如果皮肤已经化脓，用凉开水调药往往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厚疤，就会形成疤下化脓更加厉害，所以在头几天应该用香油调药，待炎证消退后，脓液渐清，再用凉开水调药，效果才好。治疗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它情况，我也不能一一预料，相信大家会随证处理的，我就不多说了。 2001年8月6日，我到书店闲玩，偶翻邹孟成老中医所箸《三十年临床探研录》一书，见书中论及治疗此证之内服验方一首，乃是遵照孙一奎《医旨绪余》一书中治胁痛（此案乃典型的带状疱疹）的验方，并说自得此方后，治带状疱疹几无不验者，无论患者症状有多严重，都在3天左右即愈，并节录《医旨绪余》一书原案以证明之。余归家后急检四库全书光盘，果见此案，今也录之于下，以资参考。
胁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热且过劳，性多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疹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看之，其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白矾研未，井水调敷，仍于前方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其夜痛苦不已，叫号之声彻于四邻，胁中痛如钩摘之状，次早观之，其红已及半身矣，水泡疮又增至百数。（郭按：百数，是用百做单位来数，不是一百个，显然有点夸张） 予心甚不怿，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证则审矣，（郭按，审矣，在这里是对的意思）制药定方则末也，夫用药如用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病势有烧眉之急，磊卵之危，岂可执寻常泻肝之剂正治耶？是谓驱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以故痛转增剧。水泡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传其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至于自焚即死矣，可惧之甚。
为定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思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也尽敛矣，后也不服他药。 夫病重三日，饮食不进，呻吟不辍口，一剂而愈，真可谓之神矣。夫瓜蒌味甘寒，经云：泻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於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考之本草，瓜蒌能治插胁之痛，盖为其缓中润燥以至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以上是孙氏原案,(按：以上医案在续名医类案一书中也有转载，我也看过数遍，也知道是现代的带状疱疹，但因为没有重复验证的医案，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没有用过）。 邹孟城说：余得此方，喜不自禁，盖“医家之病，病道少”。为医者能多一治病法门，则病家少一份痛苦。……未几，疱疹流行，余于数日内接治五六人，无论证之轻重，皆以上方加板兰根15克予服，惟全瓜蒌不用如许之多，改为重者30克，轻者15克，中者21－24克，其收效之速，“真可谓之神矣”。轻者二三日，重者四五日，率皆痊可。 后凡遇此证者，概以此方投之，无一例不效者。余所治病例中，病灶面积最大者几达胸部之半，理疗一月未愈，服上方一周即退净。而其得效之迟速，与瓜蒌用量极有关系，故凡体质壮实者，瓜蒌用量宜适当加重，药后若轻泻一二次，则见效尤速。……关于甘草，余有时仅用3克，同样有效，而红花每以1•5克为率，并不多用，而屡收捷效。 郭按：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则典型的带状疱疹患者，而孙氏以胁痛命名此案，古人的认识，当时也只限于此，而他的师傅也认不出此病就是带状疱疹（缠腰火丹），可见对于皮外科也并不精通。虽然如此，但并未妨碍他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并治愈了此病。（虽然他引用的五行理论来解释此病比较牵强）。 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此病，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而引起，那么现代的医生在治疗此病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抗病毒，既使是古代的中医，对于此病，也是认为属于火毒和湿热，治疗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清热解毒，我不知道这位黄老先生为什么就选用了瓜蒌来治疗如此厉害的“炎证”。若要说是取瓜蒌的柔润兼清热作用，那么中药里面有此作用的决不止瓜蒌一味。且瓜蒌，中医用此并不在清热解毒一面，中药学中也不把它归之于清热解毒类中，正如案中所述，若只从理论上来讲，前医所用方药并无差错，并外用白矾水调涂，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方法，但都不见效，可见此病确非一般的方药所能奏效的。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临床上也能证实，现在虽然已有不少的抗病毒药，但治疗此病效果并不理想，中医治疗此病的内服方药也不少，但也收效甚微。瓜蒌一药，可以用来治疗乳痈之类的“炎证”，但也多与蒲公英，皂角刺，乳香，没药之类配合应用，在皮外科中用治“热游丹赤肿”：栝楼未二大两，酽醋调敷之（产乳集验方）我也仅于《中药大辞典》中一见而已。而黄老先生径用瓜蒌来治此病，且胸有成竹，不再剂而愈，是偶然呢？殆别有秘授耶？
虽然以上所述我也作不出很好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治疗带状疱疹必须有专方专药，本篇一开始介绍的二味拨毒散，我在临床上经常使用，效果很好，但在此案中，前医也曾用白矾外用调敷，并不见效，我在临床治疗此病时，也曾碰到过数例单用雄黄调敷不效，而我继用二味拨毒散收效仍很好的病例，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药物的配伍，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缺一不可（当然也有单味药即可奏功的）由此而论，“瓜蒌甘草红花汤”大概也可以算是一首治疗带状疱疹的专方，而邹孟成老中医于此方中加板兰根，这也可以算是古今医学思想（或说是用药方法）I我学用此方之后，曾按邹老所论，治过一例，该患者的疱疹长于面部，延及头顶及头发内都是，在医院中住院一周，症状越来越重，后来找我治疗，我见情况很重，加用了此方，感觉效果很好，但由于病例太少，不足以说明什么，希望大家在临床中继续验证之。 带状疱疹虽然已好，但留下了后遗证，患处局部仍然疼痛的十分严重，此时可以用治带状疱疹后遗证方：方用丁香9克，郁金9克，柴胡9克，枳壳9克，川芎9克，赤芍9克，板兰根30克，甘草9克（疼痛严重者可加用五灵脂，蒲黄，冰片少许共为未，装胶囊，一次3－5克，水送服。按：这是学了邓铁涛老先生的五灵止痛散方意）曾用此方治疗数例，效果还算满意，方中郁金与丁香属于十九畏，一般的方书中不让一起应用，但我已试治过五六例患者，并无明显副作用，可以使用
文源 郭永来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一旦是非、效率、战略、战术都安排好了，都坚决地尽心尽力、尽职尽能去完成，其他“听之于天”“听之于人”，不因为别人的开心、恐惧、不高兴，而开心、恐惧、不高兴。真英雄不必武夫，曾国藩的大丈夫、真英雄气概，这一句表露无遗，不需要解释，大家多读几遍就好。
曾国藩还讲过类似的事，比如，苍苍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辈竭力为之，成败不复计耳”“苍苍者”就是老天，天意不可知只管尽力做事，成败由天，我们不考虑。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这句又是普通话、老套话，曾国藩说过很多普通话、老套话，但是这些普通话、老套话做起来并不容易，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https://t.cn/RJ2F44f
曾国藩还讲过类似的事，比如，苍苍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辈竭力为之，成败不复计耳”“苍苍者”就是老天，天意不可知只管尽力做事，成败由天，我们不考虑。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这句又是普通话、老套话，曾国藩说过很多普通话、老套话，但是这些普通话、老套话做起来并不容易，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https://t.cn/RJ2F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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