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丹麦足球先生候选：克亚尔、迈赫勒、霍伊别尔
丹麦足协官方宣布了2021年度丹麦足球先生候选，克亚尔、迈赫勒、霍伊别尔入选。奖项将由丹麦国内外球员票选得出，最终结果将在2022年1月8日产生。丹麦在今夏欧洲杯表现不俗，杀入了最终的四强，球队中后卫克亚尔、边后卫迈赫勒、主场霍伊别尔立下了汗马功劳。#足球# #足球先生#
丹麦足协官方宣布了2021年度丹麦足球先生候选，克亚尔、迈赫勒、霍伊别尔入选。奖项将由丹麦国内外球员票选得出，最终结果将在2022年1月8日产生。丹麦在今夏欧洲杯表现不俗，杀入了最终的四强，球队中后卫克亚尔、边后卫迈赫勒、主场霍伊别尔立下了汗马功劳。#足球# #足球先生#
论及突骑施部族的黑、黄两姓之争，这是突骑施苏禄可汗死后，部落内部为争夺汗位而发生内的直接反映。苏禄可汗在东败于唐朝，西败于大食的情况下，其下部众离心，《资治通鉴》称：
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
从上面的记载看，突骑施的黑、黄二姓之争中交织着莫贺达干和都摩度二酋之争。薛宗正先生曾指出黑、黄二姓与二酋之争有一定关联，但应该区别对待。史书中多记载突骑施娑葛之后裔被称为黄姓，而苏禄之后裔被称之为黑姓，可见突骑施汗国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黄姓和黑姓的部众。李树辉先生还曾指出作为黄、黑两姓头目姓名的“娑葛”、“苏禄”，都并非其人的本名。黑、黄二姓相争的焦点还是各自在突骑施中的领导权。薛宗正先生在谈到二姓之争时说道：“黄姓、黑姓乃种族概念。黄姓指黄发的伊兰系人种，黑姓指黑发的蒙古利亚人种。”由此看，二姓之别乃是在突骑施汗国内部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在突骑施汗国前期即乌质勒、娑葛时期由黄姓掌权，而后期苏禄时期由黑姓掌权，苏禄被杀之后，围绕着汗位继承问题，不同种裔的部落矛盾激化，遂对立相争起来。
薛宗正先生认为突骑施有黑、黄二姓之别是因为黄姓是伊兰系人种，其人具有黄发，多须髯的体质特征，故称黄姓而黑姓乃蒙古利亚人种，其人有黑发，黑眼的体质特征，故称黑姓。黑、黄两姓虽出两源，但经过漫长的突厥化过程，在后世合流为一。学界现在也普遍将黑、黄两姓看成是两种不同人种体质特征的反映。李树辉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认为其在名称前使用黄、黑、蓝白等词语，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表示不同的颜色，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不同的颜色可表示不同的方位意义，亦可与五行相配。如黄色用于指“中心、中央”，在五行中“土”配中央；黑色用于指“北方”，在五行中“水”配北方。而黄色的引申义有“正统、中心、正宗”等含义。
根据以上对“黑、黄”的解读，我们也认为黑、黄突骑施中的黑与黄并非简单指代颜色的不同，而是应该从其引申义上来理解，“黄姓”乃昭示其统治地位的“正统、中心”。而相对应的“黑姓”则是有“边缘、被统治的含义。史书中称“娑葛之后裔为黄姓，苏禄之后裔为黑姓”，但并未交代为何有黑、黄二姓之分。突骑施部落在人种构成上乃是印欧人居民，后经过突厥化的过程，受突厥文化的影响，才有黑、黄突骑施的称呼。并且考察突骑施汗国的前后历史，前期乌质勒、娑葛时期由黄姓突骑施执政掌权，后因东突厥的西侵，突骑施汗国的汗统中断，后期苏禄重建汗国，王统也由原来的黄姓突骑施转变到了黑姓突骑施的手中。
而对于两酋长即莫贺达干和都摩度的相争则是为了个人权力的争夺，他们二人都是娑葛麾下重臣，曾共同谋划推翻苏禄政权，拥立娑葛后裔为可汗，但是新可汗立后，大权悉归莫贺达干，于是都摩度与莫贺达干决裂，改宗黑姓，“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乃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
唐对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内部的黑、黄二姓相争，一开始是采取支持黄姓可汗的政策，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恒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二十八年(740年)唐朝册封了莫贺达干、石国王等人，“显酬其功”。就在同时，唐朝册封阿史那道之子阿史那为十姓可汗，唐朝的安排遭到莫贺达干的强烈反对，怒道：“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天宝元年(742年)四月，唐朝遣兵护送阿史那昕赴任，行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此后，唐朝由支持黄姓转变为支持黑姓突骑施。天宝三年(744年)，唐安西节度使蒙灵击杀莫贺达干，遂立吐火仙为十姓可汗。
薛宗正先生曾指出黑、黄二姓之争是突骑施汗国衰落的表现，似乎不妥。突骑施汗国在苏禄可汗被杀之后就已经破灭，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唐朝与突骑施汗国之间的特殊“双边关系”也已发生变化，尤其是唐朝在黑、黄两姓相争的过程中，唐朝采取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两者争夺的最终结果。虽然此时唐朝将权力又交给了突骑施部落的首领，并称其为“十姓可汗”，但是随着苏禄之死，突骑施汗国已经破灭。此时的突骑施内部因黑、黄两姓的争夺而力量削弱，此时十姓可汗的权力已经不能与汗国存在时的十姓可汗权力同日而语了。黑、黄两姓相争的历史只能看作是在突骑施汗国破灭之后，其部落内部的历史活动了，而不能将其视为是汗国衰落期的表现。
随着黑、黄两姓的相争，其各自的势力愈来愈弱，突骑施的历史活动也隐没于史册之中，并不是他们就此消失，而是伴随着新的新兴力量的崛起，黑、黄突骑施也逐渐融入到新的政治力量中去了。如葛逻禄集团和回鹘。
——《突骑施汗国的兴衰及其与周边政治势力的关系演变》
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
从上面的记载看，突骑施的黑、黄二姓之争中交织着莫贺达干和都摩度二酋之争。薛宗正先生曾指出黑、黄二姓与二酋之争有一定关联，但应该区别对待。史书中多记载突骑施娑葛之后裔被称为黄姓，而苏禄之后裔被称之为黑姓，可见突骑施汗国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黄姓和黑姓的部众。李树辉先生还曾指出作为黄、黑两姓头目姓名的“娑葛”、“苏禄”，都并非其人的本名。黑、黄二姓相争的焦点还是各自在突骑施中的领导权。薛宗正先生在谈到二姓之争时说道：“黄姓、黑姓乃种族概念。黄姓指黄发的伊兰系人种，黑姓指黑发的蒙古利亚人种。”由此看，二姓之别乃是在突骑施汗国内部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在突骑施汗国前期即乌质勒、娑葛时期由黄姓掌权，而后期苏禄时期由黑姓掌权，苏禄被杀之后，围绕着汗位继承问题，不同种裔的部落矛盾激化，遂对立相争起来。
薛宗正先生认为突骑施有黑、黄二姓之别是因为黄姓是伊兰系人种，其人具有黄发，多须髯的体质特征，故称黄姓而黑姓乃蒙古利亚人种，其人有黑发，黑眼的体质特征，故称黑姓。黑、黄两姓虽出两源，但经过漫长的突厥化过程，在后世合流为一。学界现在也普遍将黑、黄两姓看成是两种不同人种体质特征的反映。李树辉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认为其在名称前使用黄、黑、蓝白等词语，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表示不同的颜色，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不同的颜色可表示不同的方位意义，亦可与五行相配。如黄色用于指“中心、中央”，在五行中“土”配中央；黑色用于指“北方”，在五行中“水”配北方。而黄色的引申义有“正统、中心、正宗”等含义。
根据以上对“黑、黄”的解读，我们也认为黑、黄突骑施中的黑与黄并非简单指代颜色的不同，而是应该从其引申义上来理解，“黄姓”乃昭示其统治地位的“正统、中心”。而相对应的“黑姓”则是有“边缘、被统治的含义。史书中称“娑葛之后裔为黄姓，苏禄之后裔为黑姓”，但并未交代为何有黑、黄二姓之分。突骑施部落在人种构成上乃是印欧人居民，后经过突厥化的过程，受突厥文化的影响，才有黑、黄突骑施的称呼。并且考察突骑施汗国的前后历史，前期乌质勒、娑葛时期由黄姓突骑施执政掌权，后因东突厥的西侵，突骑施汗国的汗统中断，后期苏禄重建汗国，王统也由原来的黄姓突骑施转变到了黑姓突骑施的手中。
而对于两酋长即莫贺达干和都摩度的相争则是为了个人权力的争夺，他们二人都是娑葛麾下重臣，曾共同谋划推翻苏禄政权，拥立娑葛后裔为可汗，但是新可汗立后，大权悉归莫贺达干，于是都摩度与莫贺达干决裂，改宗黑姓，“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乃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
唐对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内部的黑、黄二姓相争，一开始是采取支持黄姓可汗的政策，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恒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二十八年(740年)唐朝册封了莫贺达干、石国王等人，“显酬其功”。就在同时，唐朝册封阿史那道之子阿史那为十姓可汗，唐朝的安排遭到莫贺达干的强烈反对，怒道：“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天宝元年(742年)四月，唐朝遣兵护送阿史那昕赴任，行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此后，唐朝由支持黄姓转变为支持黑姓突骑施。天宝三年(744年)，唐安西节度使蒙灵击杀莫贺达干，遂立吐火仙为十姓可汗。
薛宗正先生曾指出黑、黄二姓之争是突骑施汗国衰落的表现，似乎不妥。突骑施汗国在苏禄可汗被杀之后就已经破灭，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唐朝与突骑施汗国之间的特殊“双边关系”也已发生变化，尤其是唐朝在黑、黄两姓相争的过程中，唐朝采取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两者争夺的最终结果。虽然此时唐朝将权力又交给了突骑施部落的首领，并称其为“十姓可汗”，但是随着苏禄之死，突骑施汗国已经破灭。此时的突骑施内部因黑、黄两姓的争夺而力量削弱，此时十姓可汗的权力已经不能与汗国存在时的十姓可汗权力同日而语了。黑、黄两姓相争的历史只能看作是在突骑施汗国破灭之后，其部落内部的历史活动了，而不能将其视为是汗国衰落期的表现。
随着黑、黄两姓的相争，其各自的势力愈来愈弱，突骑施的历史活动也隐没于史册之中，并不是他们就此消失，而是伴随着新的新兴力量的崛起，黑、黄突骑施也逐渐融入到新的政治力量中去了。如葛逻禄集团和回鹘。
——《突骑施汗国的兴衰及其与周边政治势力的关系演变》
【声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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