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美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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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规定和人情起了冲突我们该怎么选！你们怎么看！！！！

本轮感染者破10万，上海救护车事件视频流出：除了愤怒，我们该反思什么？

这两天，上海的一位老人去世的新闻，引起很大争论。

事情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3月30日，老人突然哮喘发作，状况危急。

家人赶紧打了120和110，邻居和防疫工作人员也都来帮忙救治。

十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到楼下。

但那是二楼邻居叫的，按照规定，不能擅自改接老人。

所以，虽然二楼邻居状况不算紧急，也同意把救护车让给老人，但救援的医生还是坚持带二楼病人走。

老人的家人再三恳求，说老人情况危重，已经没有呼吸了，急需救命。

救援人员不为所动，而且拒绝把救护车上的除颤仪借给老人。

在求助者绝望的嘶吼里，医生关上了车窗，走了。

等属于老人的救护车赶来，已经无力回天。

视频被传到网上，激怒了很多人。

人们大骂医生没有人性。

官方很快做出回应：

这名医生当时虽有紧急救治任务在身，但如此处置实属不当，已经停职。

这个处理又引起了很多不满。

有网友说，120的医生有严格规定，让接谁就得接谁，不能擅自行动。如果需要抢救别人，要急救中心指派才可以。

而且因为救护车本来要接的二楼病人是口头承诺同意先接老人的，如果他出了意外，是有理由起诉医生不按制度接诊的。

还有就是，除颤仪其实也救不了哮喘老人。

的确也有道理。

但是，道理很有理，现实却很荒谬：

一个老人生命垂危，急需抢救。

救护车正好来了。

却不能救助老人，而是把另一个不太着急的病人拉走了。

这显然不合情理。

问题出在哪里？

官方说这次的医生处置不当，那怎么才算得当？

这是一道必答题。

希望有关部门能仔细研究，给出解决方案。

如果这一次不探讨，不解决，事情就很可能再次发生，就还会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还会有医生或者工作人员，因为遵守规定，反而成为众矢之的。

我个人觉得，需要讨论的有两点。

第一，制度上，能不能给具体执行的工作人员一点灵活性，允许他们根据情况做出紧急决定。如果他们做了符合情理的行为，万一出了状况，可不可以不担责。

第二，执行上，具体干事儿的人，应该有基本的判断力和同情心，而不是僵化冷漠地只求自保。

一个文明的社会，第一要有制度保障，第二要有温度托底。

二者缺一不可。

最近疫情严重，意外状况频繁发生。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3月中旬，深圳一个年轻妈妈，趁孩子睡觉时出去买东西。

不想，回来的时候，小区封了。

按照规定，她不能再进去。

可是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啊。

她不回去，孩子怎么办？

年轻妈妈很崩溃，在小区门口歇斯底里地大叫。

但防疫人员坚决表示“没办法，现在是临时管控，进不去”。

按规定执行任务，本来也没错。

但是对于显然不合情理的情况，能不能“特事特办”？

妈妈后来进去了。和上面救护车案例一样，这需要制度给执行人员一点空间，也需要执行人员有基本的人情味。

还有一个货车司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也觉得挺值得关注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查得严，只要行程码带星，就不让通过。

可是货车司机们全国送货，几千公里行程，途经多个城市，难免路过有疫情的地区，行程码很容易就被挂了星。

而因为这个星，他们就可能辛辛苦苦跑到目的地，却被直接劝返，要求“哪来的回哪去”。

他们拉着一车货，一路上辛苦不说，光油钱和过路费就花了几千，就这样被要求开回去，情何以堪。

关键这些人大多不算中高风险地区的人，也都有核酸阴性证明。

很多货车司机为了行程码不出问题，就拿着俩手机换着用，隐瞒行程。

结果被查出来，又遭到严惩。

和那位120医生一样，货车司机好像也面临无解的命题。

不出车，没饭吃。

出来送货，可能根本送不到地方。

现在很多人都陷入了这种困境，他们应该被看到。

新冠病毒的疯狂袭击，使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麻烦层出不穷。

疫情求助帖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有人腰椎骨折，只能卧床，无法自理，但小区封闭禁止出入，没法就医。

有人刚做了手术，满腿钢钉，需要护理，但找不到大医院治疗。

有人网购了必须吃的药，但快递点停了，快递不给送，他没有药吃，身体渐渐扛不住。

有外地人滞留疫情地区，家里老人去世，没办法回去奔丧。

有女孩身上没钱，又一个人隔离14天，精神状况出现异常。

有老人独居，又不会网购菜，群里接龙也接不上，天天吃不上菜！

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现在网上有很多骂声，骂某个城市，骂某些政策，骂防疫人员……

心情我非常理解，但其实抱怨和大骂都没什么用。

而且现在我们也应该明白了，没有哪个城市是完美的。

当疫情大规模爆发，无论上海、长春，还是武汉、西安，都会犯错，会力不从心，会手忙脚乱。

与其大加批判，不如想想如何改变。

我们最该做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疫情里，一个又一个求助里，总结经验，想想下次如何避免。

疫情短时间显然不会过去，那么在下个城市爆发的时候，能尽量避免再出现这些问题，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不能只经历教训，不增长经验。

所以我想，一个城市在经历一波大疫情之后，能不能细致地复盘一次。

都遇到了什么问题，每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而且就算是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可以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比如你曾经被封控，遇到很多麻烦，也有很多思考。

那就可以说说，你认为封控策略如何调整会更合理，居委会如何服务会更高效。

大家各抒己见。

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但有价值的讨论，肯定比破口大骂有意义。

整个3月，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过了10万例，波及29个省份。

前几天，国家卫健委还说，上海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已经报告的感染者超过3.6万例，近期还会增加。

现在看，奥密克戎的传播是真的厉害。

跟原始的新冠毒株，简直不像一个品种。

上海的几番尝试也表明，一旦流传开来，小范围的防控很难搞定，最好用的清零手段，还是“大面积封控”。

最近新闻说，奥密克戎又出现了升级版“XE”，传播力更强。

所以我们短期内肯定还摆脱不了疫情，封控在所难免。

可一个“封”字，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就会出现上面的种种问题。

我们眼下最务实的做法，是尽量让封控的安排更合理，代价更小。

不能因为孕妇核酸证明过期4小时，而无法入院，导致流产。

不能因为隔离的老人不会团购不会接龙，就吃不上菜。

其实城市管理者应该有个最基本的认识：

疫情期间，社会不得不制定一些应急措施。

而临时性的政策，大多不完美，一定会有极端的情况出现，比如妈妈出来买个菜就被封在外面了。

这种时候，还是要有“特事特办”的灵活性，不能两手一摊眼睛一瞪，用一句“要遵守规定”处理所有的情况。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人应该有人情味，有灵活处理事情的能力。

前两天有个新闻，很触动我。

湖北黄冈，一位老人去世了。

儿子媳妇匆匆忙忙从上海赶回去，却必须要在酒店隔离，不能送葬。

老人火化当天，灵车特意绕行到隔离酒店。

儿子儿媳穿着防护服，跪在路边送别。

这场景让人泪目，也让人感慨。

其实按照规定，隔离人员是不能离开酒店房间的。

但工作人员允许夫妻俩穿着防护服，出来跟老父亲告别。

既保证了防疫，也考虑了隔离者的需求。

这就是人情味。

灵车特意绕行到酒店，让他们可以拜别。

这也是人情味。

病毒冷酷，但人应该有温度。

3月29日，吉林有一个不起眼的新闻。

防疫点，几个志愿者在工作。

一位车主特意把车停在他们附近，还在后车窗上贴了一张纸条：

车未锁，志愿者可进车休息！最起码挡风！

防疫人员们看到，都觉得很暖心，也真的进去睡了一觉。

我特别想给这个车主点赞。

疫情当下，社会亟需帮助。

有感染者需要救治，有辛苦的工作人员需要休息。

有隔离的孩子需要照顾，有买不到菜的老人需要帮助……

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都不是仅靠制度就能解决的。

在制度没有到达、或者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人性的温度。

确切地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地提供做力所能及的帮助。

面对疫情，我们所有同胞都是一个整体。

我们都是局中人，都应该善意地去参与，力所能及地给困境之下的同胞以温暖和便利。

疫情的寒冬也许很久都不会过去，这就格外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小暖阳。

专家有智慧，领导有担当，执行者有善意，老百姓有素质。

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寒冬里，感受到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