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古人如何解决用水问题？古城临水而建，有着最早的“自来水”系统】
古代城市中的破塘系统是这一营建逻辑的重要载体。千百年间古人探索其营建方式及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引导了众多古代城市衍生出范式化的空间结构和风景面貌，成为古代人居营建的语汇库，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城市提供线索。
一、中国破塘系统营建
1、农耕文明下的人地思想
相较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来说，农耕文明中生产单位、活动的地域性较小，但对土地的加工深度极强，往往造成大面积的土地侵蚀和自然环境效益的折损。同时，随着农耕文化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地比例逐渐降低，人地关系的矛盾日益显现，人口多、可用耕地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古人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虽然借天时、因地利，却努力依靠“人事”的力量改变环境，在有限得土地中争得最大得利益。艰难的环境不断催生出能够改良土壤、提升产量的耕作技术，能够将不易耕作的土地进行平整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缺乏天然降水的区域也能得到灌溉水源的水利工程。在这种长期的建造实践活动中，人试图和土地构筑一种彼此依存、共生的和谐关系。古人对于城市支撑系统的功能需求促成了水利系统的营建，是其源动力，但水利系统的持续发展、水利与城市精神的高度融合，则有赖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胜观，这是其延续和演变的驱动力。
2、营建意匠基础
农田水利本质是在自然不利因素中对原生水土关系的定向改造与重构，因此可以说古代农田水利的营建是我国国土景观面貌演变的核心驱动力，也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传统的农田水利事业是传统破塘系统营建的起点，破塘也是在农田灌溉系统中逐渐形成了空间结构和功能体系的雏形。在自然系统中，水与土地是两个相对独立而相互作用的物质要素、资源要素和景观结构要素，贯穿于地表环境变迁历史的始终。
人类需要利用水土资源建设人居环境、开展生产生活，但并非所有自然形成的水土关系都顺应人类的需求。于是古人依据生存所需在实践中不断梳理和重构原有的水土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周期，土地、水系与其他自然或人工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复合系统，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干预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于我国国情，中国人对水土关系的梳理是从农业开始的。几千年来古人不断发展农业以供生存所需，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聚落繁衍和文明发展的根基。
从区域地理环境和城市水利建设的类型分类上可以看出，破塘系统多用于丘陵和山地。一方面，由于地形起伏较大，降水时地表径流四散冲刷难以控制，农业灌溉用水往往不能均匀、稳定地供给，而破塘能够及时拦截径流，稳定区域的部分径流，在拦截后进行可控的调蓄和利用。
二、城市水利系统
1、水利营建为古代城水矛盾关系提供缓冲
古代城与水的关系是辩证的，建城与营城需用水之利也需避水之害。也就要求了城市需依山而傍水，山水可用于防御，水路提供了水运的便利，又不可距离自然江海过近以免受洪潮侵犯。城址的高程不可过高，以便于从自然的水系中取水，也不宜过低，防止高水位为城市带来洪泛灾害。如《管子》中提出理想的城市环境需满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自然的水体为人类的城市生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也在水利技术发展不完善的时期成为城市主要的灾害之一，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营建需要与水保持适宜的距离。如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番禺古城(广州城的前身)位于番山高地上，下临珠江水系流域的汇水河口，既有用水之便，也可防洪涝之灾;天津卫城位于三汉口附近的高冈上，既有五大水系交汇的航运之利，也可免受海河泛滥的威胁;北京城靠近永定河水系但选址于河水冲积扇的背脊上而不易受洪，又倚靠西山西麓而可获泉水之宜。如西安、开封、福州、杭州等历史城市都是傍水而不近水的典型。
2、水利营建强化古今一脉
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特点。在空间上，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和连续，不局限于一村一镇，一城一邑，而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疆域，形成中国宏阔的、内聚且城乡连续的人居模式，农村与城市是一体的。在时间上，这种连续性使得人居环境在规模不断扩大、人居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文化思想和自然观、人地观念始终保持如新，世代沿袭。
人类发展由聚而邑，由邑而城，其人居思想与营建理念一以承继。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系统中开展的高度人工化的建设，相对于与自然系统关联更为密切的乡村聚落而言，城市具有更高密度、高强度的人工支撑系统，也更强调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高效利用、集约运作、安全可控。这样更加促进的水利系统的延续和发展，自然与人工交织而成的支撑系统继而成为城市营建的基础，为规模不同的城市乡镇服务，构建出区域的城市支撑系统和景观系统。
三、中国古代破塘系统对城市的支撑
1、城市水系调蓄
在历史上都城的营建中，常以大调蓄量的破塘系统作为城市水系的重要弹性节点，通过湖体的灵活蓄泄保障都城的用水安全。如今天南京的玄武湖作为南京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破湖，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调节控制城市水系的水位、水量和给排水的时间，这也是其破塘系统营建史中贯穿始终的主线。六朝以前，玄武湖便开始成为为宫城供水的水源。
六朝时，执政者开始意识到玄武湖作为城市水系调蓄的巨大潜力，开始了破塘系统的营建，多次疏浚湖底并用疏浚泥建长堤，这一时期玄武湖虽承担调蓄水系的功能，但皇室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筑湖更是着眼于玄武湖作为水军训练基地的功能。
六朝后湖体不再为皇家所用，且恰逢气候寒冷期玄武湖逐渐荒芜，虽多次试图疏浚为破塘蓄水备旱，但因己失去作为国都的重要地位，且水源不足，玄武湖只能称之为“放生池”。直至北宋，王安石向宋神宗奏请废湖还田，奏准后玄武湖便开始了数百年的埋废历程，而王安石泻湖为田的做法多为后人所诟病。后来也因玄武湖的废止而使城市饱受水患之灾。
2、倚湖而守
破塘系统中的破湖作为蓄水的枢纽往往形成大面积的水体，能够起到防御外敌来犯的作用，保护一方城邑安全，因此许多破湖与城市的城墙相接，直接起到护城河的功能。这样的防御功能往往出现在历史上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中，能够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城垣、城壕的营建;其湖体面积往往较大、与城市呈现紧密相依的空间关系，这样才可起到有效的防御功能;且相对于丘陵山地的区域，平原区更需要这样具有防御功能的破湖。
除都城外，一些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重镇常常也以破湖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如大明湖占据了济南城市极其重要的空间位置，湖在城中大面积的土地占有比例是其他湖体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城市防御作用。历史上济南多次修筑城墙的过程中，城北侧始终与湖体紧密相依，敌人进犯时几乎不可能展开有效的进攻。
结语：
古代的破塘系统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营建理念而催生的产物，它之所以可长久以来在我国国土上繁荣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的思想哲学体系给予了它充分的成长的沃壤:长期的农耕文明使得古人懂得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悉心经营，在土地上合理规划、持续发展、谋求生存;古人的自然形胜观使得自然被视为人居环境中整体而有机的存在。
即使人工的营建也不可脱离自然环境的基底;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使得一山一水都富有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传统的营建意匠基础为破塘系统提供实践依据与长久发展的驱动力:传统农田水利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区域水利的类型为破塘系统地提供宏观的研究框架，最终以城市及周边区域的水利系统为载体进行集中呈现，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系统的高度交融。
古代城市中的破塘系统是这一营建逻辑的重要载体。千百年间古人探索其营建方式及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引导了众多古代城市衍生出范式化的空间结构和风景面貌，成为古代人居营建的语汇库，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城市提供线索。
一、中国破塘系统营建
1、农耕文明下的人地思想
相较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来说，农耕文明中生产单位、活动的地域性较小，但对土地的加工深度极强，往往造成大面积的土地侵蚀和自然环境效益的折损。同时，随着农耕文化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地比例逐渐降低，人地关系的矛盾日益显现，人口多、可用耕地少。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古人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虽然借天时、因地利，却努力依靠“人事”的力量改变环境，在有限得土地中争得最大得利益。艰难的环境不断催生出能够改良土壤、提升产量的耕作技术，能够将不易耕作的土地进行平整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缺乏天然降水的区域也能得到灌溉水源的水利工程。在这种长期的建造实践活动中，人试图和土地构筑一种彼此依存、共生的和谐关系。古人对于城市支撑系统的功能需求促成了水利系统的营建，是其源动力，但水利系统的持续发展、水利与城市精神的高度融合，则有赖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胜观，这是其延续和演变的驱动力。
2、营建意匠基础
农田水利本质是在自然不利因素中对原生水土关系的定向改造与重构，因此可以说古代农田水利的营建是我国国土景观面貌演变的核心驱动力，也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传统的农田水利事业是传统破塘系统营建的起点，破塘也是在农田灌溉系统中逐渐形成了空间结构和功能体系的雏形。在自然系统中，水与土地是两个相对独立而相互作用的物质要素、资源要素和景观结构要素，贯穿于地表环境变迁历史的始终。
人类需要利用水土资源建设人居环境、开展生产生活，但并非所有自然形成的水土关系都顺应人类的需求。于是古人依据生存所需在实践中不断梳理和重构原有的水土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周期，土地、水系与其他自然或人工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复合系统，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干预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于我国国情，中国人对水土关系的梳理是从农业开始的。几千年来古人不断发展农业以供生存所需，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聚落繁衍和文明发展的根基。
从区域地理环境和城市水利建设的类型分类上可以看出，破塘系统多用于丘陵和山地。一方面，由于地形起伏较大，降水时地表径流四散冲刷难以控制，农业灌溉用水往往不能均匀、稳定地供给，而破塘能够及时拦截径流，稳定区域的部分径流，在拦截后进行可控的调蓄和利用。
二、城市水利系统
1、水利营建为古代城水矛盾关系提供缓冲
古代城与水的关系是辩证的，建城与营城需用水之利也需避水之害。也就要求了城市需依山而傍水，山水可用于防御，水路提供了水运的便利，又不可距离自然江海过近以免受洪潮侵犯。城址的高程不可过高，以便于从自然的水系中取水，也不宜过低，防止高水位为城市带来洪泛灾害。如《管子》中提出理想的城市环境需满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自然的水体为人类的城市生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也在水利技术发展不完善的时期成为城市主要的灾害之一，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营建需要与水保持适宜的距离。如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番禺古城(广州城的前身)位于番山高地上，下临珠江水系流域的汇水河口，既有用水之便，也可防洪涝之灾;天津卫城位于三汉口附近的高冈上，既有五大水系交汇的航运之利，也可免受海河泛滥的威胁;北京城靠近永定河水系但选址于河水冲积扇的背脊上而不易受洪，又倚靠西山西麓而可获泉水之宜。如西安、开封、福州、杭州等历史城市都是傍水而不近水的典型。
2、水利营建强化古今一脉
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特点。在空间上，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和连续，不局限于一村一镇，一城一邑，而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疆域，形成中国宏阔的、内聚且城乡连续的人居模式，农村与城市是一体的。在时间上，这种连续性使得人居环境在规模不断扩大、人居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文化思想和自然观、人地观念始终保持如新，世代沿袭。
人类发展由聚而邑，由邑而城，其人居思想与营建理念一以承继。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系统中开展的高度人工化的建设，相对于与自然系统关联更为密切的乡村聚落而言，城市具有更高密度、高强度的人工支撑系统，也更强调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高效利用、集约运作、安全可控。这样更加促进的水利系统的延续和发展，自然与人工交织而成的支撑系统继而成为城市营建的基础，为规模不同的城市乡镇服务，构建出区域的城市支撑系统和景观系统。
三、中国古代破塘系统对城市的支撑
1、城市水系调蓄
在历史上都城的营建中，常以大调蓄量的破塘系统作为城市水系的重要弹性节点，通过湖体的灵活蓄泄保障都城的用水安全。如今天南京的玄武湖作为南京城市历史上最重要的破湖，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调节控制城市水系的水位、水量和给排水的时间，这也是其破塘系统营建史中贯穿始终的主线。六朝以前，玄武湖便开始成为为宫城供水的水源。
六朝时，执政者开始意识到玄武湖作为城市水系调蓄的巨大潜力，开始了破塘系统的营建，多次疏浚湖底并用疏浚泥建长堤，这一时期玄武湖虽承担调蓄水系的功能，但皇室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筑湖更是着眼于玄武湖作为水军训练基地的功能。
六朝后湖体不再为皇家所用，且恰逢气候寒冷期玄武湖逐渐荒芜，虽多次试图疏浚为破塘蓄水备旱，但因己失去作为国都的重要地位，且水源不足，玄武湖只能称之为“放生池”。直至北宋，王安石向宋神宗奏请废湖还田，奏准后玄武湖便开始了数百年的埋废历程，而王安石泻湖为田的做法多为后人所诟病。后来也因玄武湖的废止而使城市饱受水患之灾。
2、倚湖而守
破塘系统中的破湖作为蓄水的枢纽往往形成大面积的水体，能够起到防御外敌来犯的作用，保护一方城邑安全，因此许多破湖与城市的城墙相接，直接起到护城河的功能。这样的防御功能往往出现在历史上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中，能够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城垣、城壕的营建;其湖体面积往往较大、与城市呈现紧密相依的空间关系，这样才可起到有效的防御功能;且相对于丘陵山地的区域，平原区更需要这样具有防御功能的破湖。
除都城外，一些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重镇常常也以破湖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如大明湖占据了济南城市极其重要的空间位置，湖在城中大面积的土地占有比例是其他湖体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城市防御作用。历史上济南多次修筑城墙的过程中，城北侧始终与湖体紧密相依，敌人进犯时几乎不可能展开有效的进攻。
结语：
古代的破塘系统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营建理念而催生的产物，它之所以可长久以来在我国国土上繁荣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的思想哲学体系给予了它充分的成长的沃壤:长期的农耕文明使得古人懂得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悉心经营，在土地上合理规划、持续发展、谋求生存;古人的自然形胜观使得自然被视为人居环境中整体而有机的存在。
即使人工的营建也不可脱离自然环境的基底;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使得一山一水都富有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传统的营建意匠基础为破塘系统提供实践依据与长久发展的驱动力:传统农田水利为破塘系统建设提供了宏观背景和理论体系;区域水利的类型为破塘系统地提供宏观的研究框架，最终以城市及周边区域的水利系统为载体进行集中呈现，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系统的高度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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