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行业“黑马”，风电光伏储能一体化龙头，未来高不可攀！✨ 通俗·易懂·深度·实用的行业与公司解读全在这里
✨今日导读
随着时间不断的前行2021已然远去，崭新的2022已经正式开始，笔者认为无论你在去年取得了多少骄傲的成绩或者又有多少五味杂陈的心酸都应该坦然的去面对，因为那些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迎接你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交易年，回想中国资本市场数十年也是一直在进行着改变，无论从市场还是参与者的情绪都正在进行着巨大的改变，如果不能紧跟市场潮流，那么在未来也必然会被市场所淘汰。
例如今天而言，作为新年伊始的首个交易日想必有太多的人都认为应该是开门红，但是从今天的早盘来看，我想估计很多人都会在心中默默的喊出“我去年买了个表”，但是笔者想说的是，这恰恰是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当预期太过强烈的时候或许就会形成另外一种格局，其实这些归根到底来说还是人与人性的战争，只有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就是人家大举开始进攻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精准的把你甩在身后。
在例如去年第一高价发行的禾迈，我也看了很多各路大神的观点全部是纷纷看空，就连中签的人也是吓得一哆嗦，放弃申购的金额也是创出了新的规模，当它上市的第一天，因为有着太大的破发预期，也是因为有着太多的人来看它的笑话，可是就在首日，人家乌鸡变凤凰一飞冲天，放弃申购的人瞬间错过了十几个W，更是再次的喊出“我去年买了个表”，其实讲这些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资本市场中，预期太过一致未必是好事。
有人肯定会很好奇，为什么当市场一致预期不好的时候反而会走出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其实这其中的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它就是“股”与“炒”，我们可以发现去年市场的各种白马走势可以说是非常惨淡，难道这些白马的未来都没有了吗，就不是一个好公司了吗，答案肯定是片面的，因为它们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高位的筹码已经派发给了各位，试想一下这些精的跟猴一样的主力会不会在去花费高把它拿回来，肯定是不会的。
✨2.5亿增342%上市以来最好业绩，风电变流器未来市场大动力！
去年公司营收在创记录达到了23.38亿，净利润也回升至了2.66亿，可以说去年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从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来看似乎并不是很理想，营收与利润呈现出了双降的态势，但是从二级市场中来看，似乎对业绩的下滑并不敏感，二级市场的价格更是站上了历史的新高点，很多人也是一头雾水。
就前三季度的业绩而言，毫无疑问地讲公司肯定存在非常巨大的压力，因为作为一家公众公司，公司的经营也是备受市场关注，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应该去重点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业绩高光时刻之后业绩双降带来的影响，是暂时性的经营承压还是长期性的承压，原因是什么，未来能否出现扭转的局面。
✨主营构成解析
首先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公司的主要业务，去年光伏与风电行业掀起一场巨大的发展机遇，公司作为电能转换领域的佼佼者，自然也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以风电为例，风机通过风力发出的电能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必须使用一种电能转换的设备就是变流器，因为很多人更多听到的是逆变器，没错这两种其实都是电能转换的工具，只是一种是风电领域一种是光伏领域所需求的，而公司的优势则更侧重于风电，因为没有逆变器和变流器，发出在多的清洁能源都无法正常的使用，所以说它的重要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业绩下滑另有其因
那么对于营收而言，前三季度出现17.03%的下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公司出售了下属一家子公司的股权，也是是不在符合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则，那么对于营收而言出现下降，笔者认为只是暂时性的，其次，前几年由于补贴政策的原因陆上风电装机规模遥遥领先，从而拉高了陆上风电装机的业绩，随着补贴政策的退出，市场化更加明显，形成了抢装期累计的高基数，所以在今年造成了小幅下降的局面，而笔者认为，未来随着海上风电的发展机遇，未来恢复营收增长也是势在必行。
从利润下滑来看，占比最大的新能源电控领域去年上半年毛利率45.19%，年底41.70%，今年上半年38.36%，从毛利来看出现连续三期下滑，其原因有二，其一，上游原材料的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去年上半年周期性大宗商品以及核心零部件芯片的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使得公司原材料成本承压，但是随着周期逐渐接近尾声，原材料价格也出现逐渐回落，未来原材料成本也会出现明显的降低，最近公司宣布收购青纯半导体，可见公司以开始向芯片领域延伸布局只是由于是大股东向上市公司转让股权，叠加高估值高溢价被市场所不理解，但是笔者认为，加强核心芯片领域的布局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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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营收而言，前三季度出现17.03%的下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公司出售了下属一家子公司的股权，也是是不在符合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则，那么对于营收而言出现下降，笔者认为只是暂时性的，其次，前几年由于补贴政策的原因陆上风电装机规模遥遥领先，从而拉高了陆上风电装机的业绩，随着补贴政策的退出，市场化更加明显，形成了抢装期累计的高基数，所以在今年造成了小幅下降的局面，而笔者认为，未来随着海上风电的发展机遇，未来恢复营收增长也是势在必行。
从利润下滑来看，占比最大的新能源电控领域去年上半年毛利率45.19%，年底41.70%，今年上半年38.36%，从毛利来看出现连续三期下滑，其原因有二，其一，上游原材料的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去年上半年周期性大宗商品以及核心零部件芯片的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使得公司原材料成本承压，但是随着周期逐渐接近尾声，原材料价格也出现逐渐回落，未来原材料成本也会出现明显的降低，最近公司宣布收购青纯半导体，可见公司以开始向芯片领域延伸布局只是由于是大股东向上市公司转让股权，叠加高估值高溢价被市场所不理解，但是笔者认为，加强核心芯片领域的布局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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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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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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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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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纪委关于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典型案例的通报】为严肃作风纪律，进一步压紧压实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党员干部疫情防控责任，切实增强疫情防控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现将近期查处的4起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新野县上港乡亭陂村扶贫专干张富斌违规操办宴席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问题。2022年1月2日中午，张富斌因其母亲去世三周年，在家中举办宴席10桌、待客约80人，违反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红白喜事宴会聚会的通知》有关要求，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上港乡分包亭陂村的党委副书记张明卫、分管疫情防控工作的副乡长侯祎斌、亭陂村党支部书记王彦涛、亭陂村疫情防控专干胡小娜监管不力、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2022年1月，张明卫、侯祎斌受到提醒谈话处理；3月，张富斌、王彦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胡小娜受到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六个月处理。
镇平县税务局涅阳税务分局副局长王明、牧小冬未按规定进行外出报备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问题。2021年12月15日，王明、牧小冬乘坐航班前往四川省成都市参加某展销会，外出前未按规定向单位报备，返回后直接到单位上班。12月20日，上述两人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单位13名同事被确定为次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风险隐患。2022年2月，王明、牧小冬受到警告处分。
淅川县马蹬镇孙庄村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问题。2022年3月16日，孙庄村群众孙某某自西安市新城区(当时为中风险区)西京医院返乡，孙庄村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仅要求其居家隔离，未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张贴居家隔离标识、组织核酸检测等措施，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马蹬镇分包孙庄村所在黄庄管理区的副镇长徐行、黄庄管理区书记李荣江、孙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徐照群监管不力、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2022年3月，徐行受到警示约谈处理，李荣江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徐照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任秀民违规泄露疫情防控信息问题。2022年1月15日，任秀民擅自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阴某某流调报告发送至“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该报告被他人转发扩散，导致疫情防控信息泄露，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2年1月，任秀民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上述案例，反映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个别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风险意识不足，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给全市疫情防控带来严重风险隐患。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市出现1例阳性病例，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加，已经进入短兵相接、兵戎相见的严峻局面。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充分认清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严峻形势，从上述案例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严格遵守防控要求，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坚决贯彻中央、省、市疫情防控部署要求，保持战时状态，严格值班值守，强化防疫措施，压实“四方责任”，补齐短板弱项，真正紧起来、严起来、实起来，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安全网，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把严明的纪律贯穿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持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履职尽责不到位、工作不实不细等问题一律严肃查处，该立案的坚决立案追责，既追究直接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还要追究监督责任。要及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持续形成强力震慑，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保障,推动全链条、全覆盖精准防控到位。
中共南阳市纪委关于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
为持续推进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现将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邓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崔伟伟、越调剧团豫剧团联合党支部书记郭海璞违规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问题。2020年9月3日至7日，崔伟伟、郭海璞（系崔伟伟妻子）经邓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批准，到江苏省无锡市参加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相关活动。期间，两人擅自改变行程，先后乘坐高铁到上海市、南京市游玩，崔伟伟在其单位报销公务活动之外的相关乘车费用。2021年12月，崔伟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郭海璞受到谈话提醒处理。
桐柏县自然资源局地籍科原科长徐河医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操办乔迁宴等问题。2019年2月至8月，徐河医在负责国土调查项目综合协调管理工作期间，多次接受项目相关人员宴请，收受水井坊白酒、信阳毛尖茶叶等礼品价值共计3700元；12月，先后2次举办乔迁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及单位同事所送礼金共计9000元。此外，徐河医还存在多次虚报住宿费用等问题。2021年12月，徐河医受到政务降级处分，相关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南召县城管局渣土办副主任田雷公车私用问题。2021年5月29日，田雷在值班期间两次脱岗，先后驾驶单位巡逻车辆到其朋友家吃晚饭，接送并陪同朋友到娱乐场所消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1年11月，田雷受到政务记过处分。
新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程志杰违规操办父亲丧事问题。2021年11月，程志杰为其父亲操办丧事，30日中午设宴20桌，超过备案和规定桌数，收受企业和单位下属人员所送礼金共计2000元。2022年1月，程志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上交。
上述问题的发生，反映出高压态势下，仍有个别党员干部不收敛、不知止，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均已受到严肃处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加强自我约束，严格遵守作风纪律各项要求。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又逢清明传统节日，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活动集中，“四风”节日病易发多发。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紧盯关键节点，持续加强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教育监督管理，不断强化责任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正风肃纪工作，重申廉洁要求，严明纪律红线，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新风正气，做到过节不忘责任、过节不忘纪律、过节不忘防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紧盯疫情防控不力和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强化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顶风违纪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快结，典型问题一律指名道姓公开曝光，把作风建设的螺丝拧得更紧、责任压得更实，不断推动全市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来源 清风南阳）
新野县上港乡亭陂村扶贫专干张富斌违规操办宴席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问题。2022年1月2日中午，张富斌因其母亲去世三周年，在家中举办宴席10桌、待客约80人，违反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红白喜事宴会聚会的通知》有关要求，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上港乡分包亭陂村的党委副书记张明卫、分管疫情防控工作的副乡长侯祎斌、亭陂村党支部书记王彦涛、亭陂村疫情防控专干胡小娜监管不力、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2022年1月，张明卫、侯祎斌受到提醒谈话处理；3月，张富斌、王彦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胡小娜受到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六个月处理。
镇平县税务局涅阳税务分局副局长王明、牧小冬未按规定进行外出报备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问题。2021年12月15日，王明、牧小冬乘坐航班前往四川省成都市参加某展销会，外出前未按规定向单位报备，返回后直接到单位上班。12月20日，上述两人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单位13名同事被确定为次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风险隐患。2022年2月，王明、牧小冬受到警告处分。
淅川县马蹬镇孙庄村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问题。2022年3月16日，孙庄村群众孙某某自西安市新城区(当时为中风险区)西京医院返乡，孙庄村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仅要求其居家隔离，未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张贴居家隔离标识、组织核酸检测等措施，造成疫情防控风险隐患。马蹬镇分包孙庄村所在黄庄管理区的副镇长徐行、黄庄管理区书记李荣江、孙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徐照群监管不力、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2022年3月，徐行受到警示约谈处理，李荣江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徐照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任秀民违规泄露疫情防控信息问题。2022年1月15日，任秀民擅自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阴某某流调报告发送至“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该报告被他人转发扩散，导致疫情防控信息泄露，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2年1月，任秀民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上述案例，反映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个别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风险意识不足，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给全市疫情防控带来严重风险隐患。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市出现1例阳性病例，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加，已经进入短兵相接、兵戎相见的严峻局面。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充分认清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严峻形势，从上述案例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严格遵守防控要求，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坚决贯彻中央、省、市疫情防控部署要求，保持战时状态，严格值班值守，强化防疫措施，压实“四方责任”，补齐短板弱项，真正紧起来、严起来、实起来，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安全网，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把严明的纪律贯穿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持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履职尽责不到位、工作不实不细等问题一律严肃查处，该立案的坚决立案追责，既追究直接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还要追究监督责任。要及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持续形成强力震慑，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保障,推动全链条、全覆盖精准防控到位。
中共南阳市纪委关于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
为持续推进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现将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邓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崔伟伟、越调剧团豫剧团联合党支部书记郭海璞违规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问题。2020年9月3日至7日，崔伟伟、郭海璞（系崔伟伟妻子）经邓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批准，到江苏省无锡市参加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相关活动。期间，两人擅自改变行程，先后乘坐高铁到上海市、南京市游玩，崔伟伟在其单位报销公务活动之外的相关乘车费用。2021年12月，崔伟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郭海璞受到谈话提醒处理。
桐柏县自然资源局地籍科原科长徐河医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操办乔迁宴等问题。2019年2月至8月，徐河医在负责国土调查项目综合协调管理工作期间，多次接受项目相关人员宴请，收受水井坊白酒、信阳毛尖茶叶等礼品价值共计3700元；12月，先后2次举办乔迁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及单位同事所送礼金共计9000元。此外，徐河医还存在多次虚报住宿费用等问题。2021年12月，徐河医受到政务降级处分，相关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南召县城管局渣土办副主任田雷公车私用问题。2021年5月29日，田雷在值班期间两次脱岗，先后驾驶单位巡逻车辆到其朋友家吃晚饭，接送并陪同朋友到娱乐场所消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1年11月，田雷受到政务记过处分。
新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程志杰违规操办父亲丧事问题。2021年11月，程志杰为其父亲操办丧事，30日中午设宴20桌，超过备案和规定桌数，收受企业和单位下属人员所送礼金共计2000元。2022年1月，程志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上交。
上述问题的发生，反映出高压态势下，仍有个别党员干部不收敛、不知止，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均已受到严肃处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加强自我约束，严格遵守作风纪律各项要求。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又逢清明传统节日，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活动集中，“四风”节日病易发多发。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紧盯关键节点，持续加强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教育监督管理，不断强化责任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正风肃纪工作，重申廉洁要求，严明纪律红线，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新风正气，做到过节不忘责任、过节不忘纪律、过节不忘防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紧盯疫情防控不力和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强化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顶风违纪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快结，典型问题一律指名道姓公开曝光，把作风建设的螺丝拧得更紧、责任压得更实，不断推动全市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来源 清风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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