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宇制药：2021年净利4.46亿增29.87% 新产品走出第二增长曲线】
4月6日，在第一批集采中爆火的抗肿瘤药企汇宇制药(688553)披露了上市以来首份年报。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373.31万元，同比上涨33.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4,585.86万元，同比增长29.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993.71万元，同比增长26.22%。
主力产品集中度稳步下降 新品类走出第二增长曲线
据2021年报，期内培美曲塞二钠已在广东联盟（河南、贵州、广西、海南、湖南、山西、甘肃、青海、新疆、广东）继续中标，中标价格 599元/支（100mg），标期2年；在江苏继续中标，中标价格525元/支，标期2年，视情况可延长一年；其余地区新招标方案出台落实之前，均按原中选企业延续执行。
由公司披露的续标情况、中标价格以及标期可以初步判断，集采到期后，短期培美曲塞二钠产品的营收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此外，公开数据显示，近三年培美曲塞二钠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2.77%、91.02%、79.49%，昔日拳头产品已逐渐摘掉汇宇制药“仿制药唯一大单品”标签，公司早已默默启动了多条仿制药“第二增长曲线”。
截至年报披露日，公司有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扎胞苷、紫杉醇注射液、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伊立替康注射液、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注射用硼替佐米、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等10个药品获批上市，多个品种为首家或前三家视同通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其中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扎胞苷、紫杉醇注射液、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伊立替康注射液分别进入国家集采。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注射用阿扎胞苷销售大幅增长，第五批集采产品中选销售增长迅速；报告期培美曲塞二钠实现销售收入144,690.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9%；多西他赛注射液销售收入15,063.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68%；注射用阿扎胞苷实现销售收入10,540.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7.69%。
汇宇制药在此前披露的机构调研记录中表示，虽然培美曲塞在已续接标地区价格有所下降，但第三批国家集采中选药品阿扎胞苷会持续增长，第五批集采中标的4个品种已开始供货，2022年将开始放量贡献收入，第七批集采公司伊立替康已被纳入集采品种，第八批集采预计也会有产品纳入。同时目前公司注册待批准的有12个品种，其中普乐沙福单价非常高，丙戊酸钠、氟维司群等市场容量很大。另外，预计公司2022将递交注册约20个品种，不同阶段的仿制药、复杂注射剂陆续都会递交注册并获批，将会有持续不断的品种获批上市，为公司贡献收入。
由此来看，类似汇宇制药这样在集采政策下能够持续长期收益的仿制药企业，离不开其较强科研能力，以及丰富的产品线等核心竞争力因素，以此为基础，汇宇制药的大多数产品才能率先通过一致性评价，并持续在带量采购模式下抢占市场。
仿制药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以仿养创”模式愈发稳健
汇宇制药的战略发展路径是“以仿养创—仿创结合—以创为主”的三步走规划，故免不了面临所有走“以仿养创”模式的药企，共同要面对的质疑点：用仿制药能否支撑创新药研发的巨大投入？以仿养创模式的“续航”能力究竟如何？
首先，从在售产品来看，截至报告披露日，在国内，公司有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扎胞苷、紫杉醇注射液、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伊立替康注射液、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硼替佐米、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等10个药品获批上市，多个品种为首家或前三家视同通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超过2000家等级医院；在海外，公司已有12个品种获批上市，超过200个批件（含自主持有及授权合作方持有），覆盖51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已在约100个国家建立了销售渠道，累计在境外超过40个国家、超过1000家医疗机构上市销售。从近三年稳定增长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看，现有仿制药产品市场空间及回报均相对稳定。
其次，从新产品及研发管线情况看，报告期内，汇宇制药中标第五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标品种包括奥沙利铂注射液、多西他赛注射液、紫杉醇注射液以及注射用苯达莫司汀，并于2021年9月开始陆续执标，其中奥沙利铂注射液、紫杉醇注射液以及注射用苯达莫司汀均为公司新增国内上市品种，将为公司贡献新的业绩增长点。
另外，汇宇制药在年报中还披露了国际市场前景极大的复杂注射剂相关产品进展。年报显示，公司的复杂注射剂等重磅品种将会从今年开始陆续申报国内外注册，包括戈舍瑞林、兰瑞肽、环磷酰胺、紫杉醇白蛋白、多柔比星脂质体、铁剂等。这些复杂注射剂均具有市场规模大、技术壁垒高、有实力的竞争者少等特点。举个例子，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多柔比星脂质体销售额已超过41亿，戈舍瑞林植入体在中国院内市场规模为30.50亿元，前景不可限量。
汇宇制药在年报中也表示，在中短期公司仍着力仿制药研发，一方面品种数量多、管线丰富，另一方面复杂注射剂等重磅品种将会从今年开始陆续申报国内外注册。综合在售产品，待售新产品，以及储备在研项目的情况，汇宇制药在仿制药领域持续收益、为创新药研发不断造血的能力还是有明确数据支撑的。
创新药重磅产品将报临床 研发管线兑现确定性强
随着创新药概念板块的理性回调，以及国家政策引导下对创新药的真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要求，资本市场对于“以仿养创”阶段的企业何时能够踏上创新药轨道的关注，就变得更加明确且急迫。
汇宇制药称，在创新药领域重点布局的是全球范围内同类产品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first-in-class和me-better品种，从靶点方向上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药企基础条件。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公司研发费用24,821.22万元，同比增长179.60%，其中创新药研发投入7,558.22万元，同比增长720.51%。
在研发团队上，汇宇制药共有研发人员642名，同比增长超过50%，其中创新药团队139名，包括硕士和博士89名，且牵头人毕业于剑桥、哈佛、北京大学等全球知名院校，此外，汇宇制药还从海外产业界挖了不少大牛，比如在美国SNTA负责一类FIC创新药团队管理和药物研发的高级总监陈寿军，以及礼来的首席科学家和资深研究顾问韦涛。
对于创新药的最新研发进展，汇宇制药在年报中披露，2021年，公司全面加速生物和化学创新药研发，持续完善团队建设和技术平台建设，搭建并完善了创新药研发的各个平台，各项体系和管理日趋成熟，为创新药全力冲刺夯实了基础。同时10个一类创新药项目都取得了良好进展，基本都找到了较好的潜在候选药物。2022年，公司预计将有约5个一类创新药推进至PCC阶段，力争1-2个产品申报临床公司。同时，创新药海外市场的准备工作已经同步开展。目前，公司已在美国成立子公司，并设立了“美国和创新药事业部”，后续公司将大力推进创新药海外授权相关工作。这无疑是汇宇制药迈向“仿创结合”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
已启动美国FDA认证工作 国际市场布局全球开花
在国际市场基础布局方面，期内公司在英国已经获得11个药品的上市许可，海外自主和授权合作方持有批件总数超过200个，覆盖51个国家；在质量体系标准方面，公司多次通过了中国、英国的GMP 认证，并通过芬兰GMP认证，目前已启动美国FDA认证相关工作；在国际注册法规把控方面，公司建设和培养了一支理论和实操经验丰富的优秀国际注册团队。
该团队通过全面掌握药事法规，协助研发部门快速研发出符合国际注册法规的药品，实现了生产、技术、质量和销售部门合规运行，结合公司强大的研发能力、符合欧美GMP标准的生产和质量体系，各自的优势互相配合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以上逐步积累起来的国际化优势，无疑将成为汇宇制药未来迈向全球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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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在第一批集采中爆火的抗肿瘤药企汇宇制药(688553)披露了上市以来首份年报。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373.31万元，同比上涨33.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4,585.86万元，同比增长29.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993.71万元，同比增长26.22%。
主力产品集中度稳步下降 新品类走出第二增长曲线
据2021年报，期内培美曲塞二钠已在广东联盟（河南、贵州、广西、海南、湖南、山西、甘肃、青海、新疆、广东）继续中标，中标价格 599元/支（100mg），标期2年；在江苏继续中标，中标价格525元/支，标期2年，视情况可延长一年；其余地区新招标方案出台落实之前，均按原中选企业延续执行。
由公司披露的续标情况、中标价格以及标期可以初步判断，集采到期后，短期培美曲塞二钠产品的营收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此外，公开数据显示，近三年培美曲塞二钠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2.77%、91.02%、79.49%，昔日拳头产品已逐渐摘掉汇宇制药“仿制药唯一大单品”标签，公司早已默默启动了多条仿制药“第二增长曲线”。
截至年报披露日，公司有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扎胞苷、紫杉醇注射液、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伊立替康注射液、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注射用硼替佐米、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等10个药品获批上市，多个品种为首家或前三家视同通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其中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扎胞苷、紫杉醇注射液、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伊立替康注射液分别进入国家集采。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注射用阿扎胞苷销售大幅增长，第五批集采产品中选销售增长迅速；报告期培美曲塞二钠实现销售收入144,690.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9%；多西他赛注射液销售收入15,063.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68%；注射用阿扎胞苷实现销售收入10,540.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7.69%。
汇宇制药在此前披露的机构调研记录中表示，虽然培美曲塞在已续接标地区价格有所下降，但第三批国家集采中选药品阿扎胞苷会持续增长，第五批集采中标的4个品种已开始供货，2022年将开始放量贡献收入，第七批集采公司伊立替康已被纳入集采品种，第八批集采预计也会有产品纳入。同时目前公司注册待批准的有12个品种，其中普乐沙福单价非常高，丙戊酸钠、氟维司群等市场容量很大。另外，预计公司2022将递交注册约20个品种，不同阶段的仿制药、复杂注射剂陆续都会递交注册并获批，将会有持续不断的品种获批上市，为公司贡献收入。
由此来看，类似汇宇制药这样在集采政策下能够持续长期收益的仿制药企业，离不开其较强科研能力，以及丰富的产品线等核心竞争力因素，以此为基础，汇宇制药的大多数产品才能率先通过一致性评价，并持续在带量采购模式下抢占市场。
仿制药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以仿养创”模式愈发稳健
汇宇制药的战略发展路径是“以仿养创—仿创结合—以创为主”的三步走规划，故免不了面临所有走“以仿养创”模式的药企，共同要面对的质疑点：用仿制药能否支撑创新药研发的巨大投入？以仿养创模式的“续航”能力究竟如何？
首先，从在售产品来看，截至报告披露日，在国内，公司有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多西他赛注射液、注射用阿扎胞苷、紫杉醇注射液、奥沙利铂注射液、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伊立替康注射液、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硼替佐米、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等10个药品获批上市，多个品种为首家或前三家视同通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超过2000家等级医院；在海外，公司已有12个品种获批上市，超过200个批件（含自主持有及授权合作方持有），覆盖51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已在约100个国家建立了销售渠道，累计在境外超过40个国家、超过1000家医疗机构上市销售。从近三年稳定增长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看，现有仿制药产品市场空间及回报均相对稳定。
其次，从新产品及研发管线情况看，报告期内，汇宇制药中标第五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标品种包括奥沙利铂注射液、多西他赛注射液、紫杉醇注射液以及注射用苯达莫司汀，并于2021年9月开始陆续执标，其中奥沙利铂注射液、紫杉醇注射液以及注射用苯达莫司汀均为公司新增国内上市品种，将为公司贡献新的业绩增长点。
另外，汇宇制药在年报中还披露了国际市场前景极大的复杂注射剂相关产品进展。年报显示，公司的复杂注射剂等重磅品种将会从今年开始陆续申报国内外注册，包括戈舍瑞林、兰瑞肽、环磷酰胺、紫杉醇白蛋白、多柔比星脂质体、铁剂等。这些复杂注射剂均具有市场规模大、技术壁垒高、有实力的竞争者少等特点。举个例子，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多柔比星脂质体销售额已超过41亿，戈舍瑞林植入体在中国院内市场规模为30.50亿元，前景不可限量。
汇宇制药在年报中也表示，在中短期公司仍着力仿制药研发，一方面品种数量多、管线丰富，另一方面复杂注射剂等重磅品种将会从今年开始陆续申报国内外注册。综合在售产品，待售新产品，以及储备在研项目的情况，汇宇制药在仿制药领域持续收益、为创新药研发不断造血的能力还是有明确数据支撑的。
创新药重磅产品将报临床 研发管线兑现确定性强
随着创新药概念板块的理性回调，以及国家政策引导下对创新药的真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要求，资本市场对于“以仿养创”阶段的企业何时能够踏上创新药轨道的关注，就变得更加明确且急迫。
汇宇制药称，在创新药领域重点布局的是全球范围内同类产品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first-in-class和me-better品种，从靶点方向上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药企基础条件。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公司研发费用24,821.22万元，同比增长179.60%，其中创新药研发投入7,558.22万元，同比增长720.51%。
在研发团队上，汇宇制药共有研发人员642名，同比增长超过50%，其中创新药团队139名，包括硕士和博士89名，且牵头人毕业于剑桥、哈佛、北京大学等全球知名院校，此外，汇宇制药还从海外产业界挖了不少大牛，比如在美国SNTA负责一类FIC创新药团队管理和药物研发的高级总监陈寿军，以及礼来的首席科学家和资深研究顾问韦涛。
对于创新药的最新研发进展，汇宇制药在年报中披露，2021年，公司全面加速生物和化学创新药研发，持续完善团队建设和技术平台建设，搭建并完善了创新药研发的各个平台，各项体系和管理日趋成熟，为创新药全力冲刺夯实了基础。同时10个一类创新药项目都取得了良好进展，基本都找到了较好的潜在候选药物。2022年，公司预计将有约5个一类创新药推进至PCC阶段，力争1-2个产品申报临床公司。同时，创新药海外市场的准备工作已经同步开展。目前，公司已在美国成立子公司，并设立了“美国和创新药事业部”，后续公司将大力推进创新药海外授权相关工作。这无疑是汇宇制药迈向“仿创结合”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
已启动美国FDA认证工作 国际市场布局全球开花
在国际市场基础布局方面，期内公司在英国已经获得11个药品的上市许可，海外自主和授权合作方持有批件总数超过200个，覆盖51个国家；在质量体系标准方面，公司多次通过了中国、英国的GMP 认证，并通过芬兰GMP认证，目前已启动美国FDA认证相关工作；在国际注册法规把控方面，公司建设和培养了一支理论和实操经验丰富的优秀国际注册团队。
该团队通过全面掌握药事法规，协助研发部门快速研发出符合国际注册法规的药品，实现了生产、技术、质量和销售部门合规运行，结合公司强大的研发能力、符合欧美GMP标准的生产和质量体系，各自的优势互相配合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以上逐步积累起来的国际化优势，无疑将成为汇宇制药未来迈向全球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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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环时深度：#俄乌信息战# ，#战争背后的战争# 】驻守黑海小岛（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是全军覆没还是集体投降？乌克兰领导人是离开了首都基辅还是在继续坚守？某视频中与女儿挥泪而别的是乌克兰士兵还是乌东地区的亲俄人士？自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以来，这样混乱的信息就层出不穷。而在这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就逐渐升级。在美国总统和情报部门大胆预测“2月16日俄入侵乌克兰”一度“失准”后，俄外交部要求西方就散布虚假信息道歉，并称“此类西方的宣传行动是‘信息恐怖主义’”。就连美国的盟友也心里打鼓：美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信息战？然而，瞬息万变的局势表明，在这场抢夺“控制叙事”主动权的战争中，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都在尽其所能地表现。就像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研究与传播学教授胡安·曼弗雷迪所说：“宣传也是一种战略资产，就像外交和威慑一样。”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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