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依旧是被小孩子治愈的一天
小姑娘用回形针给我做了一个挂口罩的装置，上面还挂了颗小爱心然后我受此启发打算用彩色回形针给她做个手链，她看到后说我既有创意又幼稚，我说你不懂，这种游戏对小孩子来说有点幼稚了，但是对大人来说刚刚好。
午睡起来就看到桌子上多了零食和玩偶，还有一个绿色的手链，真的被暖到了[悲伤][悲伤]
小姑娘用回形针给我做了一个挂口罩的装置，上面还挂了颗小爱心然后我受此启发打算用彩色回形针给她做个手链，她看到后说我既有创意又幼稚，我说你不懂，这种游戏对小孩子来说有点幼稚了，但是对大人来说刚刚好。
午睡起来就看到桌子上多了零食和玩偶，还有一个绿色的手链，真的被暖到了[悲伤][悲伤]
人在世间，自作自受莫怨他
中国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认命。认命，就不用跟命运抗争，因为过去的事情本也无法改变。
善导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当我们往生之后，很多人还在回忆：“娑婆世界好苦，我这一辈子真不容易。阿弥陀佛，我一辈子找不到知心人，想诉苦的人都没有，我现在跟你诉诉苦。”阿弥陀佛就讲了一句话：
自作自受莫怨他。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莫怨他人。懂得这一点，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就不会活在情绪当中、烦恼当中、是非当中，也不会活在不甘心、不认命的状态中。
世间很多人都心不甘，情不愿，不认命，这样就导致自己的命运更坎坷。命运本来就很坎坷了，如果还挣扎、还抗争，就像小孩子本来待在悬崖边就很危险，还要去跳一下，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因为不认命，很多人就必然要挣扎、要斗争；而斗争、挣扎的方式出了问题，命运就会更糟糕。世间的人，如果不挣扎，命运可能还好一点，虽然很穷、过得很简单，但最起码会平安无事；如果再挣扎、再折腾，比如有人出去乱来一下，人一下就“报销”掉了。
图片
每一个人都出生在各自的业因果报中，善缘、恶缘都是我们过去的因缘，有这样的认识，对人生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既然知道因缘决定我们的命运，就可以去改变因缘、改变心态、改变行为，进而改变命运。
佛法对人生的认知，既知道有过去的一面，也知道有现在的一面，还知道有未来的一面。过去的命要认，现在的命要接受，未来的命可以改变。佛法可以改变人生，这是我们需要佛法的原因。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现在可以改变，如果现在重新认识人生、改变人生，那未来就可以改变，佛法对人生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在于此。
在因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业力。业力不同，决定每个人因缘显现的效果不一样。佛经中有一句话：
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我们遭受什么样的果报，是我们的业力决定的。虽然外部因缘不一样，但根本来讲还是自己的业力在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人会出生到这个家庭？是因为人的业力跟这个家庭有关联。
广东有位居士的女儿，她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过去世父母救过她，所以今生她要报恩，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她的业力。普通人跟父母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逆向思维一下，比如说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是顺还是不顺，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往回倒推过去，就可以知道过去世跟父母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佛法讲“如是因得如是果”，从果可以推到因，可以判断我们每个人的因缘。
当我们懂得因缘、懂得业力后，对自己的家庭、身份、个人的福报、命运，就都能坦然接受，认命了就不会怨天尤人。古人讲：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个人吃多少饭、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是命中注定的；这辈子是穷光蛋还是富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世间有很多人的命是可以算的，因为因果就是如此；但有些人为什么可以改变命运呢？因为后天发生了变化，每个人后天的努力不一样。比如农村的小孩，社会环境、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有些人读书后就走出去了；有些混日子不读书的，就永远定格在农村了。家庭里的孩子，有些很听父母的话，有些不听父母的话，他们成人之后，命运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命有先天的一面，也有后天的一面。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就可以乐天知命，珍惜因缘、善待因缘，然后改变因缘。因缘一旦决定下来，就只能珍惜它、善待它。比如一个家庭，就是过去的因缘形成的，即使不顺利，我们也要珍惜这样的因缘。因为世间人只要没有解脱，还有我执，就都是不圆满的人。六道众生包括神仙，神仙也有毛病、也有问题，神仙还打仗，神仙也有是非之争，也有我执之见，这些是非、我执就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图片
轮回的生命都不圆满，有了这样的认知后，就会很珍惜因缘，也不苛求了，再去慢慢改变自我，改变相关的人和事。比如家庭里面，一个人影响到一家人改变，一家人影响到一个大家族的改变。中国儒家思想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修身开始。修身从自我开始，通过自我修身影响一家人，就能够齐家；影响一家人，再扩大到影响一个家族，就可以治国。中国古代的“国”不是现在这个国的概念，是以前的诸侯国，基本上是指一个地域的一大家族的人。在古代，人都是群居生活，一大家族人都生活在一个区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诸侯国。
能够修身的人，从个体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影响到一个小国家，然后从一个小国家影响到天下——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是儒家改变命运的思维方式。
人在认命当中可以去改变命运，即使现在微不足道，力量很弱，但至少有一个希望，佛法能给众生带来希望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来信佛？虽然只是一炷香、一点头，但是这一炷香、一点头都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契机。烧一炷香就有机会改变人生，这一炷香的意义不在香本身。所以经常有人讲，香在一瓣心香，只要心是虔诚的，香的高低大小都不重要，它主要是从认知上让我们体会到——“我恭敬于佛，我需要佛菩萨引导我，来帮助我改变命运”。
以佛法改变命运，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思考人生，要将人生、佛法结合起来思考，就知道因缘的变化，知道怎么珍惜因缘、善待因缘、改变因缘。从个人改变，到家庭改变；从家庭改变，再到到社会、到国家的改变。（转载）
中国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认命。认命，就不用跟命运抗争，因为过去的事情本也无法改变。
善导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当我们往生之后，很多人还在回忆：“娑婆世界好苦，我这一辈子真不容易。阿弥陀佛，我一辈子找不到知心人，想诉苦的人都没有，我现在跟你诉诉苦。”阿弥陀佛就讲了一句话：
自作自受莫怨他。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莫怨他人。懂得这一点，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就不会活在情绪当中、烦恼当中、是非当中，也不会活在不甘心、不认命的状态中。
世间很多人都心不甘，情不愿，不认命，这样就导致自己的命运更坎坷。命运本来就很坎坷了，如果还挣扎、还抗争，就像小孩子本来待在悬崖边就很危险，还要去跳一下，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因为不认命，很多人就必然要挣扎、要斗争；而斗争、挣扎的方式出了问题，命运就会更糟糕。世间的人，如果不挣扎，命运可能还好一点，虽然很穷、过得很简单，但最起码会平安无事；如果再挣扎、再折腾，比如有人出去乱来一下，人一下就“报销”掉了。
图片
每一个人都出生在各自的业因果报中，善缘、恶缘都是我们过去的因缘，有这样的认识，对人生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既然知道因缘决定我们的命运，就可以去改变因缘、改变心态、改变行为，进而改变命运。
佛法对人生的认知，既知道有过去的一面，也知道有现在的一面，还知道有未来的一面。过去的命要认，现在的命要接受，未来的命可以改变。佛法可以改变人生，这是我们需要佛法的原因。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现在可以改变，如果现在重新认识人生、改变人生，那未来就可以改变，佛法对人生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在于此。
在因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业力。业力不同，决定每个人因缘显现的效果不一样。佛经中有一句话：
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我们遭受什么样的果报，是我们的业力决定的。虽然外部因缘不一样，但根本来讲还是自己的业力在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人会出生到这个家庭？是因为人的业力跟这个家庭有关联。
广东有位居士的女儿，她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过去世父母救过她，所以今生她要报恩，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她的业力。普通人跟父母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逆向思维一下，比如说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是顺还是不顺，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往回倒推过去，就可以知道过去世跟父母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佛法讲“如是因得如是果”，从果可以推到因，可以判断我们每个人的因缘。
当我们懂得因缘、懂得业力后，对自己的家庭、身份、个人的福报、命运，就都能坦然接受，认命了就不会怨天尤人。古人讲：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个人吃多少饭、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是命中注定的；这辈子是穷光蛋还是富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世间有很多人的命是可以算的，因为因果就是如此；但有些人为什么可以改变命运呢？因为后天发生了变化，每个人后天的努力不一样。比如农村的小孩，社会环境、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有些人读书后就走出去了；有些混日子不读书的，就永远定格在农村了。家庭里的孩子，有些很听父母的话，有些不听父母的话，他们成人之后，命运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命有先天的一面，也有后天的一面。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就可以乐天知命，珍惜因缘、善待因缘，然后改变因缘。因缘一旦决定下来，就只能珍惜它、善待它。比如一个家庭，就是过去的因缘形成的，即使不顺利，我们也要珍惜这样的因缘。因为世间人只要没有解脱，还有我执，就都是不圆满的人。六道众生包括神仙，神仙也有毛病、也有问题，神仙还打仗，神仙也有是非之争，也有我执之见，这些是非、我执就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图片
轮回的生命都不圆满，有了这样的认知后，就会很珍惜因缘，也不苛求了，再去慢慢改变自我，改变相关的人和事。比如家庭里面，一个人影响到一家人改变，一家人影响到一个大家族的改变。中国儒家思想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修身开始。修身从自我开始，通过自我修身影响一家人，就能够齐家；影响一家人，再扩大到影响一个家族，就可以治国。中国古代的“国”不是现在这个国的概念，是以前的诸侯国，基本上是指一个地域的一大家族的人。在古代，人都是群居生活，一大家族人都生活在一个区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诸侯国。
能够修身的人，从个体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影响到一个小国家，然后从一个小国家影响到天下——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是儒家改变命运的思维方式。
人在认命当中可以去改变命运，即使现在微不足道，力量很弱，但至少有一个希望，佛法能给众生带来希望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来信佛？虽然只是一炷香、一点头，但是这一炷香、一点头都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契机。烧一炷香就有机会改变人生，这一炷香的意义不在香本身。所以经常有人讲，香在一瓣心香，只要心是虔诚的，香的高低大小都不重要，它主要是从认知上让我们体会到——“我恭敬于佛，我需要佛菩萨引导我，来帮助我改变命运”。
以佛法改变命运，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思考人生，要将人生、佛法结合起来思考，就知道因缘的变化，知道怎么珍惜因缘、善待因缘、改变因缘。从个人改变，到家庭改变；从家庭改变，再到到社会、到国家的改变。（转载）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