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

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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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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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留传！

《解讀李蔭軒藏有銘青銅器》（上篇）
趕了3天稿寫了這篇李蔭軒藏有銘青銅器，現在就寫了20多件器物。難搞繼續中，先投放一部分，順祝各位及其同行2022元旦快樂！平安祥和！[作揖][打call]
「圖1」商晚期 齊婦鬲
髙18.5釐米，口徑14.1釐米
【銘文譯文】
器口內側鑄銘文三字：
齊婦[上子下兴]

「圖2」西周早期 小臣單觶
髙13.8釐米
【銘文譯文】
器內底鑄銘文四行二十二字：
王後圣克商，
才（在）成，周公易（錫）
小臣單貝十朋，用
乍（作）寶尊彝。

「圖3」西周早期 匽侯旨鼎
髙12.2釐米，口徑14釐米
【銘文譯文】
器口沿內壁鑄銘文二行七字：
匽侯旨乍（作）
父辛尊。

「圖4」西周早期 亞盉
髙19.5釐米，口徑9.9釐米
【銘文譯文】
器蓋同銘二行十六字：
㠱侯亞矣，匽侯易（錫）亞貝，
用乍（作）父乙寶尊彝。

「圖5」西周早期 鲁侯尊
髙22.2釐米，口徑20.7釐米
【銘文譯文】
腹內底鑄銘文四行二十二字：
唯王令（命）朙（明）公
谴（遣）三族，伐東
或（國），才（在）□，魯侯又（有）
咼工（功），用乍（作）旅彝。

「圖6」西周早期 應公鼎
髙18釐米，口徑15.5釐米
【銘文譯文】
腹內壁鑄銘文二行五字：
應公乍（作）
旅彝。

「圖7」西周早期 商婦甗
通髙36.8釐米，口徑22.7釐米
【銘文譯文】
口沿內壁鑄銘文二行五字：
商婦乍（作）
彝。棐

「圖8」西周早期 厚趠方鼎
通髙21.3釐米，口縱13.3釐米，口橫17.5釐米
【銘文譯文】
內壁鑄銘文五行三十三字：
隹（惟）王來各（格）于成周
年，厚趠又（有）賃于
濂公，趠用乍（作）氒（厥）
文考父辛寶尊，
齋，其子子孫永寶。朿（刺）

「圖9」西周早期 量侯[虎才]簋
髙16.5釐米，口徑23釐米
【銘文譯文】
腹內底鑄銘文三行十七字：
崬（量）侯[虎才]柞（作）寶
尊簋，子子孫萬年
永寶簋勿喪。

「圖10」西周中期 倗生簋 又名“格伯簋”
髙31釐米，口徑21.9釐米
【銘文譯文】
器蓋同銘八行七十九字：
隹（惟）正月初吉癸子（巳），王才（在）成周，
格白（伯）取良馬乘于倗生，氒（厥）貯
卅田，則析。格白（伯）夢。殹妊彶
佗氒（厥）從，格白（伯）女（安）彶甸，殷
谷杜木、邃谷旀桑，涉東門。
氒（厥）書史戠武立臿（歃）成壘，
鑄寶簋，用典格白（伯）田。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圖11」西周中期 毛公旅方鼎
髙22.5釐米；口縱15.3釐米；口橫19.3釐米
【銘文譯文】
器口沿內側鑄銘文六行三十一字：
毛公旅鼎，亦
隹（唯）簋，我用埶厚
眾我友，匓其
用友（侑），亦引唯
考（孝）。肄母（毋）又（有）弗
競（順），是用壽考。

「圖12」西周中期 紀侯簋
髙19釐米，口徑17.6釐米
【銘文譯文】
器蓋同銘三行十三字：
己（紀）侯乍（作）姜
縈簋，子子孫
其永寶用。

「圖13」西周中期 季[隹殳]簋
髙20釐米，口徑18.4釐米
【銘文譯文】
腹內底鑄鑄銘文二行十字：
季[隹殳]乍（作）旅簋
隹（惟）子孫乍（作）寶。

「圖14」西周中期 散伯簋
髙23.1釐米；口徑21.1釐米
【銘文譯文】
器蓋同銘三行十二字：
散白（伯）作夨
姬寶簋，其
厲（萬）年永用。

「圖15」西周中期

叔倉父盨
髙18.7釐米
【銘文譯文】
器蓋同銘二行六字：
叔倉父
乍（作）寶盨。

「圖16」西周晚期 叔碩父方甗
髙45.8釐米
【銘文譯文】
甑內壁鑄銘文二行十三字：
叔碩父乍（作）旅
甗，子子孫孫永寶用。

「圖17」西周晚期 芮公鬲
髙10.5釐米；口徑15釐米
【銘文譯文】
口沿上鑄銘文一週十九字：
內（芮）公乍（作）鑄京中（仲）氏婦叔姬朕（媵），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圖18」西周晚期 鄭虢仲悆鼎
髙21.7釐米；口徑23.7釐米
【銘文譯文】
腹內壁鑄銘文三行十九字：
奠（鄭）虢中（仲）悆[戶戈]（肇）用
（乍）作皇且（祖）文考寶
鼎，子子孫永寶用。

“黄帝”考源
据王国维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但他不同意郭璞认为帝俊就是帝舜的说法[13](P412-413)；而郭沫若先生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既是帝喾，又是帝舜，帝喾、帝舜、帝俊、高祖夒实为一人（神）之分化，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总结说：“知帝俊为帝喾又知帝俊为帝舜，则帝舜实即帝喾”[14](P225)，又说：“其在殷人则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而已。更约言之，则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14](P226)后来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重申了自己观点，他说：“王氏根据这些论证断定帝俊即是帝喾，亦即卜辞上的‘高祖夒’，而同时否认帝俊之为帝舜。王氏的考证自然较郭璞更进一境，但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15](P326)，又说：“总之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夒’，夒因音变而为喾为俈，又因形误而为夋为俊，夋、俊又由音变而为舜，后世儒者根据古代传说伪造古史，遂误帝俊、帝舜、帝喾为三人，这是明白地可以断言的。”[15](P327)这些论述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老却不认为黄帝与帝俊有什么关系，他说：“帝俊在《山海经》中为至上神之‘帝’，与黄帝并无血族的关系。”[14] (P223)
那么，《山海经》中的“黄帝”是否与帝俊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番考证，根据《海经》的本文和相关文献可以知道，黄帝和帝俊实为一人（神），兹引于下：
关于黄帝即帝喾之事，在《山海经》中即有明证，凡有二例：
1、《大荒东经》曰：“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其《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曰：“《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猇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2、《海内经》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袁珂《校注》曰：“此义均即《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大荒西经》‘稷之弟台玺生叔均’之叔均及此经文稷之孙（按此“孙”字当是《说文·至部》中那个上孙下至的字之残泐，《说文》言其“读若挚”，殆是以此字假“侄”，叔均乃后稷之弟台玺亦即三身之子，故曰“稷之侄”）叔均，均传闻不同而异词也。”《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此始均即叔均，叔均本周之先人，周人姬姓即姒姓，古文姒皆作始，故亦曰始均。《海内经》言叔均乃帝俊之孙，《大荒西经》又言乃黄帝之孙，则知黄帝即是帝俊，《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也认为帝俊就是黄帝，陈耀文说此言“无稽”，可这个说法恰恰是对的。盖“黄帝”本非神人名，而是一个神号或者尊号，即上帝，而其名则是喾（舜、俊、夒）也。[1]
后来读《古史辨》第七册（上），见杨宽先生《中国上古史导论》，才知道我的看法杨宽先生早就有过论述了，他说：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而《大荒东经》云：‘黄帝生禺猇’，朱起凤《辞通》云：‘猇乃号之讹，然则帝俊即黄帝之别名矣。’（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说是也。案《大荒东经》云：‘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郭注：‘即禺强也。’《海外北经》又云：‘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京’、‘强’乃声之侈弇，则禺京即禺强，则禺猇亦即禺号，而黄帝亦即帝俊也。帝俊本为殷之上帝，亦即舜，郭沫若已明证之，则黄帝之即上帝与舜又审矣。《路史注》称《董氏钱谱》引《世本》言‘少昊，黄帝之子，名契。’按《左·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是少皞又名摯，摯、契本亦声之转（从郭沫若说），摯、契据《史记·五帝本纪》、《殷本纪》皆帝喾所生，而《世本》书等又谓黄帝之子，是黄帝又即帝喾，帝喾即帝俊，本殷之上帝也。”[5]( P198)
笔者所论仅就《海经》本文而言，杨先生所论则颇多旁证，然的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同：《山海经》中所说的“黄帝”就是“帝俊（喾、舜）”。
《国语·鲁语上》引展禽的一段话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个说法当是春秋时代的观点，此时人们已经对上古历史不甚了了，已经不能知道黄帝就是帝喾、帝舜，因此发生了此等混乱，而展禽说“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殷人禘喾”，还残留着帝舜就是帝喾的影子。但是由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明白：虞、夏、商、周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黄帝。
《陈侯因齐镦》铭文中称“高祖黄帝”，陈（田）齐本出于妫姓，为帝舜之后，学者有解释此言“高祖黄帝”是因为帝舜也是黄帝之后，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高祖者，远祖也。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4](P179)其实大谬不然，帝舜就是黄帝，所谓“高祖黄帝”也就是“高祖舜”。
舜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重华”，《楚辞·离骚》云：“就重华而陈词”，王逸注：“重华，舜名也。”《大戴礼记·帝系》（亦即《世本·帝系姓》）里也说：“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其根据来源不详。然战国时代多为一些古帝王加了一些很令人费解的名称，如说帝尧名“放勋”（当来自《尧典》），大禹曰“文命”（当来自《大禹谟》），而帝舜名“重华”来历不明，虽然《古文尚书》本《舜典》里有“重华协于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可靠。但是舜名“重华”这个事儿一定是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华”也是木星（古称岁星）的名字。在西方一些古国，多把木星视为至上神之星，如古巴比伦认为木星是马尔杜克，古希腊认为是宙斯，古罗马认为是朱庇特，都是至上神，而中国古代木星就一命“重华”，《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认为帝舜是岁星（木星）之神。
楚人的至上神曰“东皇太一”，见《楚辞·九歌》。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他这个解释笔者认为有问题，“东皇太一”不应该读为“东皇、太一”，而应该读为“东、皇太一”。“太一”也作“泰一”，就是上帝，《史记·天官书》正义说得很明白：“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很怀疑“太一”就是“帝”字的缓音所变），则“皇太一”的意思和“皇帝”全同。“东皇太一”就是“东方的伟大上帝”，故《东皇太一》中称之为“上皇”。这应该是指岁星，因为古人认为岁星是居于东方的，如《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而岁星之神即重华，亦即帝舜，故所谓“东皇太一”其实就是帝舜，也就是黄帝——把木星视为至上神的显示，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总之，黄帝故事以《山海经》之记载为最早，而《山海经》中的黄帝即上帝，亦即帝俊、帝喾、帝舜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他是虞、夏、商、周共同尊奉的高祖上帝，这个完全可以断言。
五、卜辞中的“高祖夒”
殷墟卜辞中有“高祖”名“夒”者，合称“高祖夒”，其字甲骨文写作“ ”（《合集》10067），为一猿猱形，王国维释为“夒”，即“猱”之本字，今学界多从之。但是这个考释是有问题的。
卜辞中自有用为动物猿猱字之“夒”，作“ ”（《合集》21102），它与高祖之名用字基本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祖名字手爪向上，而动物名字手爪向下，二者绝不混淆。手爪向下的字，卜辞言田猎的时候“获”之，则释为猿夒之“夒”固无问题；而高祖之名字，显然非“夒”。而且帝喾之“喾”古音溪母觉部，“夒”为泥母幽部，根据古音通假的惯例，两个字声母相同或相近（双声、旁纽双声）通假的可能性最大，即使是不同韵部也有通假的可能；而如果声母差距较大，即使是同韵部也难通假。“夒”为泥母字，舌头音；“喾”为溪母字，喉音，二者声母差距很大，故言“喾”是“夒”之音转，可知其难。于省吾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以读憂（忧）较为合理，字形象以手掩面而哭，帝喾之喾与憂也同音。”[3](P1499引)
按：金文中用此手爪向上的字为“憂”，如《无忧卣》、《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容庚《金文编》解释“憂”字是“象以手掩面之形”[16]( P384)。按：于、容二先生之说得之，卜辞这个高祖名之字实际上就是“憂”之本字，象夒以手掩面忧惧之形，不当释为“夒”，王国维的考释不正确。其憂惧字不用人形而夒形者，盖古人造字，不徒要象其形、会其义，还要谐其声，“憂”字从“夒”作，正为谐其声，二字古音同幽部也。
“憂”古音影母幽部，“喾”为溪母觉部，影溪旁纽、幽觉对转，故“憂”可音变为“喾”。而后或依形隶定此字为“夋”，《帝王世纪》言“帝喾名夋”，确有古传为依据，于《山海经》则作“俊”，后更音变为“舜”（同文部）。
同时，卜辞中高祖之名还有一种写法是“ ”（《合集》33276），象夒反持戌（斧钺之象形）拄于身后。关于这个字，学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这个字象夒持戌反拄于身后，乃会其依靠之义，同时亦从夒的声，即“靠”之本字。“靠”字古音溪母幽部，与“憂”为旁纽双声、同部叠韵，故卜辞中一写作“憂”，一写作“靠”，以其音近之故；“靠”、“喾”均从告声，同溪母双声，幽觉对转叠韵，故此亦即喾也[17]。郭沫若认为：
“（卜辞）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舜、喾以前，伏羲、神农之属，可无论矣。”[18](P362)
这个说法可算揭破了一个古史上的秘密，那就是：可能直到西周时期，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人物（或神）还是黄帝或帝喾（舜），根本没有比他时代更早或地位更高的人（神）了；伏羲、神农之类就是有，也当都是在他之后或之下，断然不会早于或高于他。后来的传说中，黄帝之前又有了许多古帝王，均当出于后人之追加附益，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的意思：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早、越详细；越是后出的人物，排列的次序越是靠前，譬犹集薪，后来者居上。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在三代人心目中这个上帝帝喾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有的人，是他们能追述到的最远古的祖先，自己就是他的后代，因而称之为“高祖”，郭沫若就指出：“由上所论足见殷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15](P324-325)在上古三代人心目中，自己的祖先死后都要登天为神，而自己的最高祖先自然就是最高的神，于是就把当成上帝，所谓至上神，他们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崇拜是融为一体的，故上帝即高祖，高祖即上帝，概念一也。
到了殷末周初的时候，特别是周代，对上帝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逐渐分离，因而上帝逐渐退化为一个高居于上天的神灵，成了“天”的化身，开始变得虚无缥缈起来。郭沫若认为上帝的概念“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15](P324)顾颉刚先生就“帝”与“天”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说：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曰：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所在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故单言之曰‘上帝’、‘上天’、‘皇帝’、‘皇天’，合而言之则曰‘皇天上帝’。”[4](P176)
他说“帝”就是“天”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周代的文献，因为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