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天津#@wey
斩获量产车最高赛段金奖 WEY摩卡闪耀2021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
5月23日，第五届2021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WIDC）落下帷幕，WEY品牌旗舰车型摩卡，斩获本届大赛量产车最高赛段智能领航赛段金奖，再显摩卡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头雁”本色。
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WIDC），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九家权威机构共同主办，作为世界智能大会的重要赛事之一，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汽车赛事，以技术难度高、公信力强、组别设置科学严谨著称。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是当前最权威，最能体现当前全球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水准的赛事之一，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阅兵时刻。
本届赛事包含驾驶辅助赛、落地先行赛、智能领航赛与极限挑战赛等赛段设置。其中智能领航赛，则是本届赛事基于当前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针对高阶自动驾驶量产车型新升级的赛段，该赛段在落地先行赛中跟车启停、目标车低速、前车静止等8项测试基础上，增加了驾驶员接管、自动换道、自动识别限速标志等真正作为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的比赛项目，对应新一代汽车智能汽车的技术水平。
据悉，智能领航赛的参赛车型包括WEY品牌旗舰车型摩卡、小鹏P7、理想ONE等新一代智能车型。最终摩卡以1060分的总成绩，获得本赛段的金奖，领先第二名小鹏P7达到130分，充分体现了摩卡的自动驾驶能力的绝对优势。摩卡最终凭借硬核智能技术实力成功拿下“智能领航赛金奖”，充分印证了WEY品牌在智能领域的“头雁”地位，跻身全球智能汽车的第一梯队。
高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赋能，摩卡智能先行一步
作为WEY品牌“新一代智能汽车”全新品牌定位下的首款落地车型，摩卡围绕七大场景打造智能化体验，让智能化不是“组装式”的功能堆砌，而是打通数据链路、挖掘使用场景、从云端到C端的落地。
面对智能领航赛的高难度挑战，摩卡有充分的自信。在上市前便完成长达70.33公里的自动驾驶挑战，创造了“世界使用自动驾驶高速公路行驶距离最长的智能汽车”的世界纪录，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摩卡配备“准L3级”HWA高速驾驶辅助功能与四大智能泊车功能，后期还可升级实现NOH高速自动领航辅助驾驶，同时搭载了全球领先的第三代高通骁龙数字座舱平台（SA8155芯片），支持计算机视觉、AR-HUD、AI等功能，可实现车内外360°无缝感知，堪称智能数字座舱时代的“最强大脑”。
应对智能挑战赛中严苛的科目内容，摩卡的敏锐“视觉”和超快“脑速”，轻松完成跟车启停、弯道跟车、前车减速切出、前车压线行驶等科目，并可实现自动变道、2分钟脱手驾驶等功能。此外，高速驾驶辅助HWA系统具备场景智能监控，当检测到驾驶员分心、疲劳或当前运行环境不支持系统继续控制车辆时，将进行不同等级的报警，以保证驾驶安全。该系统将便捷用车与安全行车完美融合，全方位呵护消费者的用车生活。
摩卡的智能实力不止于此，在展示环节中，摩卡亮出手势召唤、循迹倒车两大绝活。依靠手势挪车功能，驾驶者站在车前，通过手势即可控制车辆前进与停止，无需上车便可挪动车辆，为窄道进出等用车场景提供便利性，减轻操作负担。
可以看到，基于WEY品牌“以用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摩卡将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消费者用车场景，将智能与安全贯穿始终，为消费者带来智慧出行新方式，也为世界汽车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实现城市全场景无忧出行 咖啡智能真香
得到“智能领航赛金奖”，只是摩卡的一次牛刀小试。摩卡后续版本将搭载高精地图导航自动切换高速车道并能自动进出匝道的高速自动领航辅助驾驶NOH，和含有3个激光雷达模组、8个毫米波雷达、3个摄像头、2个控制器以及高精度地图的HWP高速公路领航驾驶系统；具备融合泊车、记忆泊车、代客泊车、窄道自主探路模式等多场景应用。相交同级车型，摩卡的高精确、高算力、高安全等特性将发挥的更加出色。
摩卡超前的智能驾驶功能得益于出众的技术平台——咖啡智能系统，该系统是以用户为中心、以车辆为载体，跨场景应用的新一代整车智能系统，通过全车智能的融合创新，为用户带来智能化的出行服务体验，以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服务的“三智融合”创新能力，从感知、数据、HMI、服务与体验等多层次推动车辆的智能化提升，构建出新时代出行服务生态。
在咖啡智能系统的加持下，摩卡可以全方位满足用户日常出行所需。基于强大的芯片处理能力、摄像头以及雷达，实现城市全场景的出行生态，用户可以不受驾驶负累，交由车辆接管，享受全新的智慧出行。
品牌进阶 WEY来“智”胜可期
咖啡守正出奇，摩卡惊艳四方。WEY品牌全新旗舰车型摩卡已于5月21日上市，售价区间为17.58万元—21.88万元，全系包含特香版、特浓版、特浓版四驱、特醇版、特醇版四驱五个版本，售价分别为17.58万元、18.78万元、20.28万元、20.38万元、21.88万元。可以看到，专注技术、信仰技术的WEY品牌，正在踏入属于自己的技术“智”胜期，使中国汽车拥有了与世界豪华品牌一较高下的底气。
品牌焕新，站在“新一代智能汽车”的全新定位上，WEY品牌积极发展硬件高度集成、软件完全自研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体系。如今智能技术、整车系统发展，已使WEY品牌与小鹏汽车、特斯拉等新势力品牌一同跻身于全球智能汽车第一梯队，引领行业智能化发展。
WEY来，精彩无限。品牌先行者新一代智能汽车人摩卡斩获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金奖后，WEY品牌将继续深耕智能驾驶技术、保持领先身位，为推动汽车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斩获量产车最高赛段金奖 WEY摩卡闪耀2021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
5月23日，第五届2021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WIDC）落下帷幕，WEY品牌旗舰车型摩卡，斩获本届大赛量产车最高赛段智能领航赛段金奖，再显摩卡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头雁”本色。
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WIDC），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九家权威机构共同主办，作为世界智能大会的重要赛事之一，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汽车赛事，以技术难度高、公信力强、组别设置科学严谨著称。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是当前最权威，最能体现当前全球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水准的赛事之一，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阅兵时刻。
本届赛事包含驾驶辅助赛、落地先行赛、智能领航赛与极限挑战赛等赛段设置。其中智能领航赛，则是本届赛事基于当前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针对高阶自动驾驶量产车型新升级的赛段，该赛段在落地先行赛中跟车启停、目标车低速、前车静止等8项测试基础上，增加了驾驶员接管、自动换道、自动识别限速标志等真正作为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的比赛项目，对应新一代汽车智能汽车的技术水平。
据悉，智能领航赛的参赛车型包括WEY品牌旗舰车型摩卡、小鹏P7、理想ONE等新一代智能车型。最终摩卡以1060分的总成绩，获得本赛段的金奖，领先第二名小鹏P7达到130分，充分体现了摩卡的自动驾驶能力的绝对优势。摩卡最终凭借硬核智能技术实力成功拿下“智能领航赛金奖”，充分印证了WEY品牌在智能领域的“头雁”地位，跻身全球智能汽车的第一梯队。
高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赋能，摩卡智能先行一步
作为WEY品牌“新一代智能汽车”全新品牌定位下的首款落地车型，摩卡围绕七大场景打造智能化体验，让智能化不是“组装式”的功能堆砌，而是打通数据链路、挖掘使用场景、从云端到C端的落地。
面对智能领航赛的高难度挑战，摩卡有充分的自信。在上市前便完成长达70.33公里的自动驾驶挑战，创造了“世界使用自动驾驶高速公路行驶距离最长的智能汽车”的世界纪录，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摩卡配备“准L3级”HWA高速驾驶辅助功能与四大智能泊车功能，后期还可升级实现NOH高速自动领航辅助驾驶，同时搭载了全球领先的第三代高通骁龙数字座舱平台（SA8155芯片），支持计算机视觉、AR-HUD、AI等功能，可实现车内外360°无缝感知，堪称智能数字座舱时代的“最强大脑”。
应对智能挑战赛中严苛的科目内容，摩卡的敏锐“视觉”和超快“脑速”，轻松完成跟车启停、弯道跟车、前车减速切出、前车压线行驶等科目，并可实现自动变道、2分钟脱手驾驶等功能。此外，高速驾驶辅助HWA系统具备场景智能监控，当检测到驾驶员分心、疲劳或当前运行环境不支持系统继续控制车辆时，将进行不同等级的报警，以保证驾驶安全。该系统将便捷用车与安全行车完美融合，全方位呵护消费者的用车生活。
摩卡的智能实力不止于此，在展示环节中，摩卡亮出手势召唤、循迹倒车两大绝活。依靠手势挪车功能，驾驶者站在车前，通过手势即可控制车辆前进与停止，无需上车便可挪动车辆，为窄道进出等用车场景提供便利性，减轻操作负担。
可以看到，基于WEY品牌“以用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摩卡将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消费者用车场景，将智能与安全贯穿始终，为消费者带来智慧出行新方式，也为世界汽车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实现城市全场景无忧出行 咖啡智能真香
得到“智能领航赛金奖”，只是摩卡的一次牛刀小试。摩卡后续版本将搭载高精地图导航自动切换高速车道并能自动进出匝道的高速自动领航辅助驾驶NOH，和含有3个激光雷达模组、8个毫米波雷达、3个摄像头、2个控制器以及高精度地图的HWP高速公路领航驾驶系统；具备融合泊车、记忆泊车、代客泊车、窄道自主探路模式等多场景应用。相交同级车型，摩卡的高精确、高算力、高安全等特性将发挥的更加出色。
摩卡超前的智能驾驶功能得益于出众的技术平台——咖啡智能系统，该系统是以用户为中心、以车辆为载体，跨场景应用的新一代整车智能系统，通过全车智能的融合创新，为用户带来智能化的出行服务体验，以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服务的“三智融合”创新能力，从感知、数据、HMI、服务与体验等多层次推动车辆的智能化提升，构建出新时代出行服务生态。
在咖啡智能系统的加持下，摩卡可以全方位满足用户日常出行所需。基于强大的芯片处理能力、摄像头以及雷达，实现城市全场景的出行生态，用户可以不受驾驶负累，交由车辆接管，享受全新的智慧出行。
品牌进阶 WEY来“智”胜可期
咖啡守正出奇，摩卡惊艳四方。WEY品牌全新旗舰车型摩卡已于5月21日上市，售价区间为17.58万元—21.88万元，全系包含特香版、特浓版、特浓版四驱、特醇版、特醇版四驱五个版本，售价分别为17.58万元、18.78万元、20.28万元、20.38万元、21.88万元。可以看到，专注技术、信仰技术的WEY品牌，正在踏入属于自己的技术“智”胜期，使中国汽车拥有了与世界豪华品牌一较高下的底气。
品牌焕新，站在“新一代智能汽车”的全新定位上，WEY品牌积极发展硬件高度集成、软件完全自研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体系。如今智能技术、整车系统发展，已使WEY品牌与小鹏汽车、特斯拉等新势力品牌一同跻身于全球智能汽车第一梯队，引领行业智能化发展。
WEY来，精彩无限。品牌先行者新一代智能汽车人摩卡斩获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金奖后，WEY品牌将继续深耕智能驾驶技术、保持领先身位，为推动汽车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诗经长物》，田国福、田艳芳著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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