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阴符经 ──张果注解#道教##千古回眸[超话]#
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不见，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谓之“阴”。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故不执之以手，而执之以机。机变通而无所系，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变通而能契，斯谓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而“阴符”之义尽矣。李筌以“阴”为“暗”，“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命、物、时、功、神也。传曰：圣人之理，图大而不顾其细，体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务在匡天地，谋在济人伦。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经合道之谋，其名有五，圣人禅之，乃谓之贼；天下赖之，则谓之德。故贼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黄帝所以代炎帝也。贼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尧所以代帝挚也。贼天之时，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舜所以代帝尧也。贼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贼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殷汤所以革夏命也。週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见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贼命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传》曰：其立德明，其用机妙，发之于内，见之于外而已矣。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握，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万物之众，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传》曰：人谓天性，机谓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圣人能体五贼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传》曰：天机张而不生，天机驰而不死。天有驰张，用有否臧。张则杀威行，驰则杀威亡。人之机亦然。天以气为威，人以德为机。秋冬阴气严凝，天之张杀机也，故龙蛇畏而蛰伏。冬谢春来，阴退阳长，天之驰杀机也，故龙蛇悦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肃，君之张杀机也，故以下畏而服从。德失刑偏，君之驰杀机也，故奸雄悦而驰骋。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寇乱所由作；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大风暴起，昼若暝。以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传》曰：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以至于王；无德者万化而愈衰，以至于亡。故曰天人合德，万变定基。自然而然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传》曰：圣人之性，巧于用智，拙于用力。居穷行险，则谋道以济之；对强与明，则伏义以退避之。理国必以是，用师亦以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传》曰：九窍之用，三要为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为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志，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传》曰：夫木性静，动而生火，不觉火盛，而焚其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传》曰：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万物以美恶之味飨人，人不知其盗。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三盗玄合于人心，三才静顺于天理。有若时然后食，终身无不愈；机然后动，庶类无不安。食不得其时，动不得其机，殆至灭亡。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传》曰：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只谓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觉谓之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甚谬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传》曰：日月有准，运数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观天之时，察人之事，执人之机，如是则圣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冥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传》曰：其盗微而动，所施甚明博，所行极玄妙。君子用之，达则兼济天下，太公其人也。穷则独善一身，夫子其人也。岂非择利之能审乎？小人用之，则惑名而失其身，大夫种之谓欤？得利而亡义，李斯之谓欤？岂非信道之不笃焉？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传》曰：瞽者善于听，忘色审声，所以致其聪。聋者善于视，遗耳专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众之功。一昼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万众之人。李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传》曰：心有爱恶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视而察之于外，心应而度之于内。善则从而行之，否则违而止之，所以劝善而惩恶也。筌以项羽昧机，心生于物；以符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传》曰：天以凶象咎徵见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以迅雷烈风动人，人能恐惧以致福。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至乐性余，至静性廉《传》曰：情未发谓之中，守中谓之常，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性安常谓之自足，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传》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违，公之至也。圣人体之亦然。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擒之制在气《传》曰：擒物以气，制之以机，岂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蛇，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生者，人之所爱，以其厚于身。太过则道丧，而死自来矣。死者，人之所恶，以其损于事。至明则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谓之恩，祸乱所及谓之害，损己则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我以不期其圣《传》曰：观天之运四时，察地之化万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于人，以蒙自养之谓也。知四时之行，知万物之生，皆自然也。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灭亡。理国以道，在于损其事而已。理军以权，在于亡其兵而已。故无死机则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注在上矣。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传》曰：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传》曰：浸，微也。天地之道，体著而用微，变通莫不归于正，微之渐也。微渐故能分阴阳，成四时。至刚至顺之谓也。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传》曰：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注在文上。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传》曰：道之至静也，律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传》曰：八卦变异之伎，从是而生。上则万象，下则万机。用八卦而体天，用九畴而法地。参之以气候，贯之以甲子，达之以神机，闭之以诡藏，奇谲之荡自然也。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传》曰：阴阳相胜之术，恒微而不违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不见，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谓之“阴”。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故不执之以手，而执之以机。机变通而无所系，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变通而能契，斯谓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而“阴符”之义尽矣。李筌以“阴”为“暗”，“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命、物、时、功、神也。传曰：圣人之理，图大而不顾其细，体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务在匡天地，谋在济人伦。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经合道之谋，其名有五，圣人禅之，乃谓之贼；天下赖之，则谓之德。故贼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黄帝所以代炎帝也。贼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尧所以代帝挚也。贼天之时，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舜所以代帝尧也。贼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贼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殷汤所以革夏命也。週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见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贼命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传》曰：其立德明，其用机妙，发之于内，见之于外而已矣。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握，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万物之众，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传》曰：人谓天性，机谓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圣人能体五贼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传》曰：天机张而不生，天机驰而不死。天有驰张，用有否臧。张则杀威行，驰则杀威亡。人之机亦然。天以气为威，人以德为机。秋冬阴气严凝，天之张杀机也，故龙蛇畏而蛰伏。冬谢春来，阴退阳长，天之驰杀机也，故龙蛇悦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肃，君之张杀机也，故以下畏而服从。德失刑偏，君之驰杀机也，故奸雄悦而驰骋。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寇乱所由作；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大风暴起，昼若暝。以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传》曰：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以至于王；无德者万化而愈衰，以至于亡。故曰天人合德，万变定基。自然而然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传》曰：圣人之性，巧于用智，拙于用力。居穷行险，则谋道以济之；对强与明，则伏义以退避之。理国必以是，用师亦以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传》曰：九窍之用，三要为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为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志，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传》曰：夫木性静，动而生火，不觉火盛，而焚其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传》曰：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万物以美恶之味飨人，人不知其盗。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三盗玄合于人心，三才静顺于天理。有若时然后食，终身无不愈；机然后动，庶类无不安。食不得其时，动不得其机，殆至灭亡。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传》曰：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只谓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觉谓之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甚谬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传》曰：日月有准，运数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观天之时，察人之事，执人之机，如是则圣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冥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传》曰：其盗微而动，所施甚明博，所行极玄妙。君子用之，达则兼济天下，太公其人也。穷则独善一身，夫子其人也。岂非择利之能审乎？小人用之，则惑名而失其身，大夫种之谓欤？得利而亡义，李斯之谓欤？岂非信道之不笃焉？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传》曰：瞽者善于听，忘色审声，所以致其聪。聋者善于视，遗耳专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众之功。一昼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万众之人。李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传》曰：心有爱恶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视而察之于外，心应而度之于内。善则从而行之，否则违而止之，所以劝善而惩恶也。筌以项羽昧机，心生于物；以符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传》曰：天以凶象咎徵见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以迅雷烈风动人，人能恐惧以致福。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至乐性余，至静性廉《传》曰：情未发谓之中，守中谓之常，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性安常谓之自足，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传》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违，公之至也。圣人体之亦然。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擒之制在气《传》曰：擒物以气，制之以机，岂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蛇，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生者，人之所爱，以其厚于身。太过则道丧，而死自来矣。死者，人之所恶，以其损于事。至明则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谓之恩，祸乱所及谓之害，损己则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我以不期其圣《传》曰：观天之运四时，察地之化万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于人，以蒙自养之谓也。知四时之行，知万物之生，皆自然也。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灭亡。理国以道，在于损其事而已。理军以权，在于亡其兵而已。故无死机则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注在上矣。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传》曰：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传》曰：浸，微也。天地之道，体著而用微，变通莫不归于正，微之渐也。微渐故能分阴阳，成四时。至刚至顺之谓也。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传》曰：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注在文上。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传》曰：道之至静也，律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传》曰：八卦变异之伎，从是而生。上则万象，下则万机。用八卦而体天，用九畴而法地。参之以气候，贯之以甲子，达之以神机，闭之以诡藏，奇谲之荡自然也。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传》曰：阴阳相胜之术，恒微而不违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历史那些事[超话]#王生外出经商，三次都遇到同一伙强盗抢劫。第三次，王生无脸回家，只求一死。强盗头子心一软，就把前日抢得苎麻，给了王生。没想到，打开苎麻捆，里面竟然藏着5000两银子！
从前，苏州有个王生，父亲早年经商，后来父母相继而亡，与孀居无子的婶婶杨氏一起生活。
王生十八岁的时候，杨氏就拿出1000两积蓄，让王生外出经商。
王生先将几百两银子置办了苏州的货物，雇了一艘船直奔南京。
这天，江上大风，白浪翻天，将船吹到一片芦苇荡里。王生看看前后并无其它船只，不禁心中发慌。
忽然，芦苇丛中划出三四只小船，每只船上各有七八个人，他们跳过船来。
王生等人跪地求饶，那伙人也不害他们性命，只是把船中所有的金银货物席卷一空，然后飞一般划船而去。
王生大哭起来，与同行人商量，各自回家。等天亮了，将船靠岸，王生找人借了盘缠，回到家中。
杨氏见他衣衫褴褛地回来了，就猜个大概了。王生把事情讲了一遍，又哭了起来。
杨氏说：“孩子，这是意外，你在家休息两日，再凑些本钱出去。”
王生在家住了一月有余，杨氏又给他凑了几百两银子。
谁知到了常州，无数粮船堵在江上，无法前行，不知要等几日。王生和船家商量另改偏僻路线。
谁知，他们船刚行了不久，一条船追了上来。等船靠近，10几个人便手执挠钩，飞身上船。
原来这里通到大海，平日里多是空船通过，合该王生倒霉，载着满船的货物，被他们碰上了。
王生仔细一看，正是上次他们在芦苇荡遇上的那伙人。王生壮着胆子上前，说：“大王，上次就是你劫了我，这次又在这遇见了？是不是上辈子我欠了你的？”
那领头的一看，还真认识。说：“果真这样，给他留些盘缠吧。”
有人扔个包裹过来，那伙人掉转船头开走了。王生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10两零碎银子，庆幸这次不用借盘缠回家了。王生打发了船家，自己也回了家。
杨氏见王生回来这么快，也猜出发生什么事。就安慰他，这些事都不算什么。
过了段时间，杨氏又凑了些银子，让王生再出去。她说：“这两次遇盗，都是命里该失财，就是在家坐着，说不定，还有上门打劫的。买卖还是要做的。”
杨氏专程找人卜了卦问了吉凶，说去哪里都不行，唯有南京是个上上卦。
杨氏说：“你父亲和叔叔经常到南京，你这是晦气，偶然遇到两次强盗。难道他们专门守着你，专打劫你不成？这次你只管放心去吧。”
王生只好打点动身。王生船行了两日，又到扬子江中。这天天晚，靠岸来不及了，就安排了巡哨船，自以为万无一失。
没想到三更天，只听一声锣响，等王生醒来时，又是一伙强人跳上船来，将船上的货物搬尽。
王生仔细看抢他们的人，还是原来那伙人。王生扯住领头的强盗说：“大王，小人只求一死。”
那人说：“我只抢财物，不伤人性命。你走吧。”
王生说：“大王不知，我从小没有父母，是婶婶将我养大，出来三次经商，或许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三次都让你抢了，你留我性命也没用，反正我没脸回去见婶婶，一会儿，我就跳江。”
那大王觉得王生可怜，但银子也不能给他。想了想，他把前日抢的一只客船，上面有打捆的苎麻，自己留着没用，就送给王生做本钱了。
那人叫人把苎麻搬到王生船上，大约有二三百捆。
次日天亮，王生心想，这些苎麻大约价值千金，这样卖了容易被人认出，不如回家改了样式，再去卖。于是，他把苎麻带回了家中。
见过杨氏，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杨氏说：“这次换了苎麻，也不算亏。”
于是，两人将苎麻打开，只见一层一层，捆中间竟然包着成锭的银子，一船苎麻大约藏了5000多两。
这是一些大客商，为了防强盗，将银子藏在其中，掩人耳目的。谁想到，竟被王生意外获得。
杨氏和王生惊喜万分，从此之后，王生再出去做生意，事事顺利，不出几年，就成了大富之家。
#历史故事#
从前，苏州有个王生，父亲早年经商，后来父母相继而亡，与孀居无子的婶婶杨氏一起生活。
王生十八岁的时候，杨氏就拿出1000两积蓄，让王生外出经商。
王生先将几百两银子置办了苏州的货物，雇了一艘船直奔南京。
这天，江上大风，白浪翻天，将船吹到一片芦苇荡里。王生看看前后并无其它船只，不禁心中发慌。
忽然，芦苇丛中划出三四只小船，每只船上各有七八个人，他们跳过船来。
王生等人跪地求饶，那伙人也不害他们性命，只是把船中所有的金银货物席卷一空，然后飞一般划船而去。
王生大哭起来，与同行人商量，各自回家。等天亮了，将船靠岸，王生找人借了盘缠，回到家中。
杨氏见他衣衫褴褛地回来了，就猜个大概了。王生把事情讲了一遍，又哭了起来。
杨氏说：“孩子，这是意外，你在家休息两日，再凑些本钱出去。”
王生在家住了一月有余，杨氏又给他凑了几百两银子。
谁知到了常州，无数粮船堵在江上，无法前行，不知要等几日。王生和船家商量另改偏僻路线。
谁知，他们船刚行了不久，一条船追了上来。等船靠近，10几个人便手执挠钩，飞身上船。
原来这里通到大海，平日里多是空船通过，合该王生倒霉，载着满船的货物，被他们碰上了。
王生仔细一看，正是上次他们在芦苇荡遇上的那伙人。王生壮着胆子上前，说：“大王，上次就是你劫了我，这次又在这遇见了？是不是上辈子我欠了你的？”
那领头的一看，还真认识。说：“果真这样，给他留些盘缠吧。”
有人扔个包裹过来，那伙人掉转船头开走了。王生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10两零碎银子，庆幸这次不用借盘缠回家了。王生打发了船家，自己也回了家。
杨氏见王生回来这么快，也猜出发生什么事。就安慰他，这些事都不算什么。
过了段时间，杨氏又凑了些银子，让王生再出去。她说：“这两次遇盗，都是命里该失财，就是在家坐着，说不定，还有上门打劫的。买卖还是要做的。”
杨氏专程找人卜了卦问了吉凶，说去哪里都不行，唯有南京是个上上卦。
杨氏说：“你父亲和叔叔经常到南京，你这是晦气，偶然遇到两次强盗。难道他们专门守着你，专打劫你不成？这次你只管放心去吧。”
王生只好打点动身。王生船行了两日，又到扬子江中。这天天晚，靠岸来不及了，就安排了巡哨船，自以为万无一失。
没想到三更天，只听一声锣响，等王生醒来时，又是一伙强人跳上船来，将船上的货物搬尽。
王生仔细看抢他们的人，还是原来那伙人。王生扯住领头的强盗说：“大王，小人只求一死。”
那人说：“我只抢财物，不伤人性命。你走吧。”
王生说：“大王不知，我从小没有父母，是婶婶将我养大，出来三次经商，或许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三次都让你抢了，你留我性命也没用，反正我没脸回去见婶婶，一会儿，我就跳江。”
那大王觉得王生可怜，但银子也不能给他。想了想，他把前日抢的一只客船，上面有打捆的苎麻，自己留着没用，就送给王生做本钱了。
那人叫人把苎麻搬到王生船上，大约有二三百捆。
次日天亮，王生心想，这些苎麻大约价值千金，这样卖了容易被人认出，不如回家改了样式，再去卖。于是，他把苎麻带回了家中。
见过杨氏，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杨氏说：“这次换了苎麻，也不算亏。”
于是，两人将苎麻打开，只见一层一层，捆中间竟然包着成锭的银子，一船苎麻大约藏了5000多两。
这是一些大客商，为了防强盗，将银子藏在其中，掩人耳目的。谁想到，竟被王生意外获得。
杨氏和王生惊喜万分，从此之后，王生再出去做生意，事事顺利，不出几年，就成了大富之家。
#历史故事#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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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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