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成长季
《杨花落尽子规啼》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倘若相逢即别离，迢迢千里无期此地，何时，再相遇
清风起，风将温酒拂去一腔暖意知心人，酒过半巡称知己诗中句，总是难叙当时语他提笔，借离别，嘁嘁
话中题，总是难述平生遇
这两三年，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生活每按下一次暂停键，就有更多的机会去仰望星空，就会有一部分人更加深沉地思索人生的意义......
我们该如何与大地万物和谐共存？作为“天、地、人”三才的“人”，在此间该起到什么作用？
再送上巫娜老师的一首古琴曲《万物共鸣》，与诸君共勉！
《杨花落尽子规啼》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倘若相逢即别离，迢迢千里无期此地，何时，再相遇
清风起，风将温酒拂去一腔暖意知心人，酒过半巡称知己诗中句，总是难叙当时语他提笔，借离别，嘁嘁
话中题，总是难述平生遇
这两三年，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生活每按下一次暂停键，就有更多的机会去仰望星空，就会有一部分人更加深沉地思索人生的意义......
我们该如何与大地万物和谐共存？作为“天、地、人”三才的“人”，在此间该起到什么作用？
再送上巫娜老师的一首古琴曲《万物共鸣》，与诸君共勉！
#杨花落尽子规啼[音乐]#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逢即别离 迢迢千里无期
此地 何时 再相遇
清风起 风将温酒拂去一腔暖意
知心人 酒过半巡称知己
诗中句 总是难叙当时语
他提笔 借离别 嘁嘁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逢即别离迢迢千里无期
此地 何时 再相遇
话中题 总是难述平生遇
他提笔 借花月 噫噫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逢即别离 迢迢千里无期
何地 何时 再相遇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知即相惜 昭昭明月无比
何问 何惧 能与你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逢即别离 迢迢千里无期
此地 何时 再相遇
清风起 风将温酒拂去一腔暖意
知心人 酒过半巡称知己
诗中句 总是难叙当时语
他提笔 借离别 嘁嘁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逢即别离迢迢千里无期
此地 何时 再相遇
话中题 总是难述平生遇
他提笔 借花月 噫噫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逢即别离 迢迢千里无期
何地 何时 再相遇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倘若相知即相惜 昭昭明月无比
何问 何惧 能与你
【解读丨“空城计”的欺与不欺】说三国的故事中，突显诸葛亮胆识智慧的“空城计”，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三国演义》九十五回，以“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为题，用近半篇幅，描述诸葛亮面临十五万大军，以“一班文官”及千五百兵士，“打开四门”，百姓打扫街道依然，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如此从容表象，造成司马懿看毕后“大疑”，终于让“两路兵尽皆退去”。#每天读国学#
写来似乎寻常，实际却惊心动魄。司马懿的考虑建立在“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基础上，诸葛亮正利用司马懿的心理，大胆犯险，最终不仅自己及兵士保全，还带着城中百姓一并撤退。读到此处，读者心情才得以松弛。其中不仅故事，人物心理的揣摩、描述为人称道，而且那以静制动的气氛烘托，也叫人获得紧张又充分释放的审美感受，真正难得。
尽管如此，可记载当时史实的《三国志》对此却并无著录。《三国演义》的此节故事，是从《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引述的《条（诸葛）亮五事》敷衍而来。《条亮五事》是西晋人郭冲所述，有趣的是裴松之引述“五事”，并非出自信任，完全是辩驳，认为其不合实际情况。
具体到“空城计”，裴松之认为：“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宣帝”即司马懿（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裴松之认为司马懿既然拥有重兵，也知道诸葛亮此时“兵少”，就算怀疑城中有伏兵，也可以留下来驻扎设防，何至于撤兵呢？用钱锺书的概括表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
对裴松之驳斥郭冲认为“不合事理”，钱锺书有看法。他先举了另一处的“空城计”战例：《南齐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机，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
以上说的是南朝时期，宋文帝派兵北伐，结果遭到北魏军队反击。北魏军队一下子打到山东济南城下。当时济南太守即萧承之（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父亲，后追尊为宣皇帝），北魏数万大兵杀到，可济南城却只有少数士兵。萧承之见此情况，让人大开城门，并叫士兵隐伏起来。官员听了，一起陈说：敌众我寡，为何还如此轻敌？萧承之说：今天我们只是缺兵少将孤守城池，如此危急，如果暴露我们的弱势，必定会遭到杀灭，只有以强势应对才行。结果，敌方见此情形，摸不清底细，不敢轻动，于是撤退。这是正史记载“空城计”的一个实例。
孤证难凭，钱锺书再举例证：《旧唐书·良吏传》中说，高宗时，一名崔知温者担任兰州刺史，恰逢党项三万余人进犯兰州城。大家很是惊恐，崔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打开城门，放敌人进来，结果把对手吓住了。这又是成功的一例“空城计”。还有，《北狄传》中有载，也是唐高宗时期，吐蕃十万人进犯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平常没什么准备，“忽闻贼至，遂见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面对十万大军，没什么防备的李谨行，不仅空城开门，还树立旗帜，擂动战鼓，这把敌人吓住了。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空城计”。
这几个例证，钱锺书认为：“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由此看来，钱锺书显然认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且认为后面的几次例证，敌我双方情形，包括心理预设，接迎手段，都是对诸葛智慧的效法。
那么，如何描述、评价运用“空城计”的行为态度呢？钱锺书用了两个精彩的句子来指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这几个例子，都是缺乏兵备却不设兵备，似乎真实“不欺”；这样的实际情况却让对手难以相信，表现出弱势，却恰恰给人“强”的印象，正达到“欺瞒”的效果。这一计策的根本，钱锺书以为：“‘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以“不欺”的坦露达到了“欺”的目的。
一个貌似可行的“空城计”，倘若遇见不同的人，结果应该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学者魏禧，在其《日录》一书，对此发出另一番议论。他先说：“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预见一件事，先得预料做这件事的人。不知做事人智慧高下，只在事上做文章，就算对情势判断再清楚，也未必能获得好结果。
针对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魏禧推想出别一结果：“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可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智慧相近，因而思路相近之才人。考虑问题，比较他人深入曲折。谨慎行事，是他们率兵作战，获取胜利的基本。以他们水平相当的常态，所以诸葛亮敢用“空城计”。他与司马懿，可谓知己知彼，“犯险”，是在常态之外，偶然为之，所以奏效。不然，遇见一个山贼（不明底细者），看到如此一座空城，可不就率领数百上千名草寇，杀入城去，“捉将孔明去矣”。“空城计”，演不下去了。
“空城计”，让《三国演义》读者津津乐道。可要说明它，则需要对更多事迹涉猎辨正；还需对当事人的心理、智识层面有相当把握……由此观，战斗胜负，并非仅仅人数众寡，兵器锐利，实际实地的智慧运用，更是取得成效之关键。
写来似乎寻常，实际却惊心动魄。司马懿的考虑建立在“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基础上，诸葛亮正利用司马懿的心理，大胆犯险，最终不仅自己及兵士保全，还带着城中百姓一并撤退。读到此处，读者心情才得以松弛。其中不仅故事，人物心理的揣摩、描述为人称道，而且那以静制动的气氛烘托，也叫人获得紧张又充分释放的审美感受，真正难得。
尽管如此，可记载当时史实的《三国志》对此却并无著录。《三国演义》的此节故事，是从《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引述的《条（诸葛）亮五事》敷衍而来。《条亮五事》是西晋人郭冲所述，有趣的是裴松之引述“五事”，并非出自信任，完全是辩驳，认为其不合实际情况。
具体到“空城计”，裴松之认为：“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宣帝”即司马懿（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裴松之认为司马懿既然拥有重兵，也知道诸葛亮此时“兵少”，就算怀疑城中有伏兵，也可以留下来驻扎设防，何至于撤兵呢？用钱锺书的概括表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
对裴松之驳斥郭冲认为“不合事理”，钱锺书有看法。他先举了另一处的“空城计”战例：《南齐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机，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
以上说的是南朝时期，宋文帝派兵北伐，结果遭到北魏军队反击。北魏军队一下子打到山东济南城下。当时济南太守即萧承之（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父亲，后追尊为宣皇帝），北魏数万大兵杀到，可济南城却只有少数士兵。萧承之见此情况，让人大开城门，并叫士兵隐伏起来。官员听了，一起陈说：敌众我寡，为何还如此轻敌？萧承之说：今天我们只是缺兵少将孤守城池，如此危急，如果暴露我们的弱势，必定会遭到杀灭，只有以强势应对才行。结果，敌方见此情形，摸不清底细，不敢轻动，于是撤退。这是正史记载“空城计”的一个实例。
孤证难凭，钱锺书再举例证：《旧唐书·良吏传》中说，高宗时，一名崔知温者担任兰州刺史，恰逢党项三万余人进犯兰州城。大家很是惊恐，崔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打开城门，放敌人进来，结果把对手吓住了。这又是成功的一例“空城计”。还有，《北狄传》中有载，也是唐高宗时期，吐蕃十万人进犯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平常没什么准备，“忽闻贼至，遂见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面对十万大军，没什么防备的李谨行，不仅空城开门，还树立旗帜，擂动战鼓，这把敌人吓住了。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空城计”。
这几个例证，钱锺书认为：“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由此看来，钱锺书显然认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且认为后面的几次例证，敌我双方情形，包括心理预设，接迎手段，都是对诸葛智慧的效法。
那么，如何描述、评价运用“空城计”的行为态度呢？钱锺书用了两个精彩的句子来指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这几个例子，都是缺乏兵备却不设兵备，似乎真实“不欺”；这样的实际情况却让对手难以相信，表现出弱势，却恰恰给人“强”的印象，正达到“欺瞒”的效果。这一计策的根本，钱锺书以为：“‘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以“不欺”的坦露达到了“欺”的目的。
一个貌似可行的“空城计”，倘若遇见不同的人，结果应该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学者魏禧，在其《日录》一书，对此发出另一番议论。他先说：“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预见一件事，先得预料做这件事的人。不知做事人智慧高下，只在事上做文章，就算对情势判断再清楚，也未必能获得好结果。
针对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魏禧推想出别一结果：“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可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智慧相近，因而思路相近之才人。考虑问题，比较他人深入曲折。谨慎行事，是他们率兵作战，获取胜利的基本。以他们水平相当的常态，所以诸葛亮敢用“空城计”。他与司马懿，可谓知己知彼，“犯险”，是在常态之外，偶然为之，所以奏效。不然，遇见一个山贼（不明底细者），看到如此一座空城，可不就率领数百上千名草寇，杀入城去，“捉将孔明去矣”。“空城计”，演不下去了。
“空城计”，让《三国演义》读者津津乐道。可要说明它，则需要对更多事迹涉猎辨正；还需对当事人的心理、智识层面有相当把握……由此观，战斗胜负，并非仅仅人数众寡，兵器锐利，实际实地的智慧运用，更是取得成效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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