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时间的动物。以前人人家都有钟表，现在人人都带手机，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时钟，你会有什么反应？许多人在日常生活的地理空间中能容忍自己很差的方向感，但是却不能容忍自己不知道时间。尤其是现代人，须臾离不开时间。

时间不仅是外在的存在，而且更是内在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时间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脑海中。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或者说，人的心里没有时间，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时间。

通常时间似乎有始有终，这样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时间段。真正的时间是没有始没有终，谁也说不出时间的起点和终点。真正的时间是永恒，即没有时间（timeless）。时间是短暂的，永恒（timelessness，eternity）才是长久的。

时间是许多事物的奥秘所在，一切问题的形成与解决都发生在时间之中。离开了时间的维度，许多事物都变得毫无意义，生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同样，时间对每个人的催迫是毫不留情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专制的是时间。有些人试图抗拒时间，夜里不睡觉，白天不起床。但是，时间依然是时间，它的脚步一秒钟也不会停下。

对投资与投资者来说，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外格言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对不投资的人来说，时间会让金钱贬值，时间越长贬值得越多。即便储蓄也不能解决金钱因时间而贬值的问题，我从未见有人通过储蓄上了富豪排行榜。要对抗时间导致金钱的贬值，就必须投资。

即便是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的类型与风格不同，时间的意义也截然不同。追求速富的人喜欢短时段，愿意慢慢致富的人拥抱长时段。

投资中最常出现的两种主要失误也与时间密切相关：一种失误是买进了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劣质资产；另一种失误是卖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质资产。这两个错误的共同特征都是在时间判断上出了错。一项投资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每个投资者都要回答的问题。

"炒股"是许多中国股民的时间观念与投资观念的一个权威见证，似乎也是中国独有的说法。炒股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我碰到的最尴尬的问题之一，就是常有人问我，你炒股吗？

炒股意味着：手上的操作一刻也不能停，否则股票就黄了，然后就糊了。有个流行民谣的一句话认定了许多国人有个共同的不幸："炒股炒成股东"。按照炒股的观念，那些伟大的价值投资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因为他们买股票就是为了作股东。然而炒股者的这种时间观是非常昂贵的，也让炒股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每个人对生命的时间观是越长越好。伟大的投资者甚至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投资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对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投资的增值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投资的回报与时间的长度成正比。时间越长财富增值就越多。在保守的投资者看来，投资很简单，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把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时间越长，增值的越多。

世界上有些事情需要快，如百米赛跑；有些事情需要慢，如投资。投资如果一味追求快反而离目标更远。正如孔夫子所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单纯追求速度，反而达不到目的。如果孔夫子要做投资，我估计他也是保守的价值投资者。

时间是最公正的。一切投资都要面对时间的考验。你信任时间，时间就会回馈你。投资回报的实现，最终要靠时间。时间是正确投资的帮手，时间是错误投资的敌手。

炒股者不信任时间，觉得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夜长梦多，还不如落袋为安或走为上策。买入并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信任时间，把时间当挚友，用米尔斯的话说是："至死不渝。"炒股者只争朝夕，投资者从容不迫。所以，在保守的价值投资者看来，最稳妥、最现实的投资方法，就是让时间成为自己最强大的盟友。

只有选择投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公司，才是成功投资的关键。用但斌先生的话说，投资就是发现优秀企业，趁低购买，长期持有，委托时间来为自己积累财富，让时间的玫瑰慢慢绽放！

有人说，价值投资的秘诀靠的是复利。但是，正是时间成就了复利的奇迹。离开了足够的时间，就没有复利的奇迹，当然也没有财富以复利方式增值的结果。

不少人说过，长期投资能大大降至税负和交易费用。这当然是千真万确。不仅如此，如果短时段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者的焦虑的话，长时段的投资则能大大减少投资者的焦虑；如果短时段的加风险，后者降低风险。如果每笔投资时间过短，投资者又要面临新的投资决策，投资失误的风险就大大增加，焦虑也相应大大增加。若想要降低投资出错的概率，若想夜夜安枕，最好选择长时段的投资。

表面上看，时间似乎是中性的，无关道德与价值。然而，时间却与人类的某种精神品格息息相关，这个品格就是耐心。非凡的耐心是伟大投资者的共同特征。耐心是不厌倦地等待的艺术。越长的时间和等待需要越大的耐心。杰出的投资者都掌握了这种艺术。有人说耐心比智慧更重要。其实耐心本身就富含智慧，而且是要靠智慧养育的。这种智慧就是对时间和事物的认识和体悟，辅之以自律与克制。

投资的大敌之一是按捺不住，因为求有为、爱行动是人类的天性。而耐心是人的这一天性的反向操作。

耐心与时间相关，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种耐心是投资前的从容等待，一种耐心是投资后的从容等待。这两种耐心合在一起，并假以时日，就能造就伟大的投资者。耐心这种品德适用于一切伟大的事业。最成功的人是那些做决定之前花很长的时间去深思熟虑的人。越能持续成功的人是把成功的时间段放得越长的人。如果投资是一场马拉松，那么，耐心就是耐力。

每个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心里都有一把时间的尺子。保守主义者喜欢能够恒久的事物。因为越恒久的东西越有价值。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要做的事情是没有时间尽头的事情。

投资，对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是在收藏，就是要收藏有悠久历史与无限未来的藏品。保守的投资者喜欢基业长青的公司，和值得永远持有的投资。套用《月光宝盒》里的话说："如果非要在上面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对价值投资者来说，投资的时刻是寻求超越时间的那一刻（a time for timelessness） https://t.cn/R2WxDBw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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