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季净利超去年全年两倍！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海外创收，亚辉龙一季度净利同比预增超10倍】
得益于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在海外创收，亚辉龙（688575）今年一季度业绩大增。4月14日晚间，亚辉龙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净利4.5亿元-5亿元，同比增长1094.75%-1227.5%。一季度净利润已超过亚辉龙去年全年的。
一季度净利同比预增超10倍
业绩预告显示，亚辉龙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4.5亿元-5亿元，同比增长1094.75%-1227.5%。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亚辉龙表示，自2021年年底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相关产品在欧洲、日本等市场均实现了销售，销售收入增长。
根据亚辉龙此前发布的业绩快报，公司2021年实现营收11.89亿元，同比增长19.06%，净利2.09亿元，同比下降0.94%。也就是说，亚辉龙今年一季度净利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多。亚辉龙营收增长主要系仪器装机量及终端消耗逐步提升，自产化学发光产品国内业务收入 5.44亿元，同比增长1.91亿元，增幅54.34%所致。
去年净利下滑则与海外新冠业务有关。对此，亚辉龙总结了三点原因：海外新冠业务受市场竞争及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影响，导致毛利率下降；海外非新冠业务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有所下滑；因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及市场拓展资源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及销售费用增长较大。
而亚辉龙业绩的转折点与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紧密关联。据披露，亚辉龙自2021年年底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先后取得欧盟CE认证、日本PMDA认证指定供应、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证等准入认证，相关产品在欧洲、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等市场均实现了销售，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导致一季度净利大增。
2月13日晚间，亚辉龙公告，株式会社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简称“MBL”）已于2月11日发送采购订单，拟向公司采购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金额价税合计5294.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7亿元。前述合同若能悉数确认营业收入，将占2020年度亚辉龙整体营收的33.7%。
按照合同约定，亚辉龙将在收到MBL预付款30天完成交货，后者自收到货物30天内支付剩余货款。亚辉龙彼时表示，现阶段具备前述订单生产能力，订单履行将对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除新冠检测产品外，亚辉龙其他产品在海外市场也有进展。2021年10月23日，公司公告降钙素原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等14个化学发光试剂盒产品获得欧盟IVDR CE证书；12月16日，与美国合作伙伴Diazyme公司申请的iFlash 1800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和iFlash Total β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试剂盒通过了美国FDA审核，获准进入美国市场销售。
27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获批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4月13日，国家药监局再次审查批准1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截至4月13日，国家药监局已批准27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适用于《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21号）规定的人群。规定的适用人群包括：一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伴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且出现症状5天以内的人员；二是隔离观察人员，包括居家隔离观察、密接和次密接、入境隔离观察、封控区和管控区内的人员；三是有抗原自我检测需求的社区居民。
4月13日，复星医药宣布，控股子公司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复星诊断）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将服务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
据悉，复星诊断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用于体外定性检测鼻拭子样本中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衣壳（Nucleocapsid，N）抗原。可用于体外定性检测出现呼吸道、发热等相关症状7天以内的患者、隔离观察人员和其他有抗原检测需求的人员的鼻拭子样本中的新型冠状病毒N抗原。
至此，我国已批准27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涉及27家企业，包括南京诺唯赞、北京金沃夫、深圳华大因源、广州万孚生物、北京华科泰生物等。
从财务数据来看，一些上市公司因新冠检测业务增长业绩爆发。明德生物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13.50亿元-14.5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295.61%-324.91%。奥泰生物新冠检测业务订单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预计一季度盈利10.3亿元至11.9亿元，同比增585%~692%。
另外，九安医疗一季度预计盈利140亿元-160亿元，同比增长367倍-420倍。因受美国疫情发展的影响，当地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产品需求大幅增长，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为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作出重要贡献。
业绩预告发布后，九安医疗股价连续三日涨停，股价创出新高至90.11元/股。对于股价异常波动，九安医疗也进行风险提示：未来美国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竞争形势的改变，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及市场份额和产品价格都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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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在海外创收，亚辉龙（688575）今年一季度业绩大增。4月14日晚间，亚辉龙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净利4.5亿元-5亿元，同比增长1094.75%-1227.5%。一季度净利润已超过亚辉龙去年全年的。
一季度净利同比预增超10倍
业绩预告显示，亚辉龙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4.5亿元-5亿元，同比增长1094.75%-1227.5%。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亚辉龙表示，自2021年年底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相关产品在欧洲、日本等市场均实现了销售，销售收入增长。
根据亚辉龙此前发布的业绩快报，公司2021年实现营收11.89亿元，同比增长19.06%，净利2.09亿元，同比下降0.94%。也就是说，亚辉龙今年一季度净利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多。亚辉龙营收增长主要系仪器装机量及终端消耗逐步提升，自产化学发光产品国内业务收入 5.44亿元，同比增长1.91亿元，增幅54.34%所致。
去年净利下滑则与海外新冠业务有关。对此，亚辉龙总结了三点原因：海外新冠业务受市场竞争及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影响，导致毛利率下降；海外非新冠业务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有所下滑；因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及市场拓展资源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及销售费用增长较大。
而亚辉龙业绩的转折点与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紧密关联。据披露，亚辉龙自2021年年底至报告期末，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先后取得欧盟CE认证、日本PMDA认证指定供应、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证等准入认证，相关产品在欧洲、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等市场均实现了销售，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导致一季度净利大增。
2月13日晚间，亚辉龙公告，株式会社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简称“MBL”）已于2月11日发送采购订单，拟向公司采购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金额价税合计5294.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7亿元。前述合同若能悉数确认营业收入，将占2020年度亚辉龙整体营收的33.7%。
按照合同约定，亚辉龙将在收到MBL预付款30天完成交货，后者自收到货物30天内支付剩余货款。亚辉龙彼时表示，现阶段具备前述订单生产能力，订单履行将对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除新冠检测产品外，亚辉龙其他产品在海外市场也有进展。2021年10月23日，公司公告降钙素原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等14个化学发光试剂盒产品获得欧盟IVDR CE证书；12月16日，与美国合作伙伴Diazyme公司申请的iFlash 1800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和iFlash Total β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试剂盒通过了美国FDA审核，获准进入美国市场销售。
27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获批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4月13日，国家药监局再次审查批准1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截至4月13日，国家药监局已批准27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适用于《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21号）规定的人群。规定的适用人群包括：一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伴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且出现症状5天以内的人员；二是隔离观察人员，包括居家隔离观察、密接和次密接、入境隔离观察、封控区和管控区内的人员；三是有抗原自我检测需求的社区居民。
4月13日，复星医药宣布，控股子公司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复星诊断）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将服务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
据悉，复星诊断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用于体外定性检测鼻拭子样本中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衣壳（Nucleocapsid，N）抗原。可用于体外定性检测出现呼吸道、发热等相关症状7天以内的患者、隔离观察人员和其他有抗原检测需求的人员的鼻拭子样本中的新型冠状病毒N抗原。
至此，我国已批准27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涉及27家企业，包括南京诺唯赞、北京金沃夫、深圳华大因源、广州万孚生物、北京华科泰生物等。
从财务数据来看，一些上市公司因新冠检测业务增长业绩爆发。明德生物预计今年一季度净利13.50亿元-14.5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295.61%-324.91%。奥泰生物新冠检测业务订单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预计一季度盈利10.3亿元至11.9亿元，同比增585%~692%。
另外，九安医疗一季度预计盈利140亿元-160亿元，同比增长367倍-420倍。因受美国疫情发展的影响，当地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产品需求大幅增长，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为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作出重要贡献。
业绩预告发布后，九安医疗股价连续三日涨停，股价创出新高至90.11元/股。对于股价异常波动，九安医疗也进行风险提示：未来美国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竞争形势的改变，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及市场份额和产品价格都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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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深度：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美国和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不断加码，然而它们制裁的不光是俄罗斯，还波及了世界其他国家——随着俄乌军事冲突的持续，另一场危机——粮食危机，已在路上。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说，俄乌冲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供给减少，或让多国陷入粮食危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面临多重危机，现在本应是国际社会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之时，然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却再次利用危机兴风作浪，从中寻找抹黑中国的“兴奋点”。“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中国在全球市场疯狂囤粮”……它们炮制了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环球时报》调查发现，虽然外部挑战严峻，但由于进行了周密且长远的部署，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4亿多人口不但能到点吃饭，而且越吃越好。各项数据都表明，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不仅“家底厚实”，还有宽阔的“护城河”。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
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之前，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乌克兰其实是谷物、蔬菜、禽肉等食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着“欧洲粮仓”乃至“世界粮仓”的美誉。同样，俄罗斯也是小麦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俄乌持续的军事冲突引发了人们对多国是否面临饥饿风险的担忧。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俄乌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和俄罗斯遭到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正使全球供应链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小麦供应。俄乌两国都是重要的小麦出口国。《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俄罗斯小麦约占全球供应量的17%，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30%。此外，俄乌两国共占全球玉米供应量的17%、大麦的32%、葵花籽油的75%。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出口的小麦和玉米中，40%运往中东和非洲国家。亚美尼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小麦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此外，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朗等国也有60%以上的小麦来自俄乌两国。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俄乌冲突恶化后，上述传统从乌克兰进口小麦和玉米的国家已不得不寻找新卖家。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3月17日警告称，中东和北非地区已经出现食品价格上涨，相关影响正在向更多脆弱国家扩散。
俄乌军事冲突还使乌克兰的农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29日发出警告，称该组织在对乌克兰19个州进行评估后认为，随着冲突的发展，乌克兰能否收获现有农作物、种植新作物或维持牲畜生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情况和复原力办公室主任保尔森表示，冲突可能会严重扰乱乌克兰数以万计小农的生产。为支持更广泛的救济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呼吁各方向乌克兰提供5000万美元资助，但目前只有10%的资金到位。
“灾难之上的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比斯利3月29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曾这样形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并认为世界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不安全。比斯利警告称，萨赫勒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在今年6月和7月恶化，因为这些地区的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供应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而6月和7月原本应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小麦等农作物收获的季节。
俄乌军事冲突导致粮食供应量下滑，而更糟的是，美国威胁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化肥的消息传出后，全球化肥价格开启新一轮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美国对俄白化肥的制裁措施，或将导致一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下降50%以上。
要知道，俄罗斯对全球化肥市场至关重要：俄罗斯化肥年产量超5000万吨，占全球化肥产量的13%。在出口方面，2021年，俄罗斯氮、磷、钾三种化肥的出口贸易值均位居世界前三，占比均在15%-20%，是国际市场重要的化肥供应方。
农业大国巴西对俄罗斯化肥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巴西是全球咖啡、糖、大豆、玉米、棉花、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同时也是化肥的最大进口国，85%的化肥供应都来自进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计占其进口总量的28%。《纽约时报》近期报道称，巴西近一半钾肥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现在只剩下3个月的库存。巴西全国大豆农民协会已指示成员在本季节减少使用钾肥，而巴西大豆的产量也可能因此减少。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俄罗斯《观点报》曾这样形容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制裁。话语虽然有些夸张，但现实却着实令人忧心。
外媒恶意炒作“中国粮食危机”
在全球粮食安全面对极大不稳定性的背景下，一些外媒也找到了抹黑、攻击中国的新角度。在炒作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论调是“中国的粮食供应危险了”“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名声比较臭的“美国之音”在3月的一篇报道中声称，虽然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是除原本就有的耕地流失等“内忧”外，俄乌冲突的“外患”也将使中国“缺粮危机”雪上加霜。《华尔街日报》发文称，俄乌冲突引发中国“粮食不安全”。印度TFI Global新闻网写道：“在中国，没有人想当农民。土地正在变得有毒，（农业）回报率很低，使得农民很难成为可行的职业选择。此外，来自中国农村的人正在向城市中心迁移，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俄乌冲突的确推高了国际粮价，但这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是很小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首先，从中国粮食的进口组成来看，大豆和小麦是中国进口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两种作物都大部分来自美国，而不是俄乌。
陕西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吃饭。
李国祥表示，其次，中国粮食主要还是依赖国内生产。“前些年确实有农民觉得种粮不赚钱，但这几年情况明显改善，现在是农民到处抢地种。比如东北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他们现在种一亩玉米可以赚1700-1800元。”李国祥称，“美国之音”等外媒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外媒炒作中国粮食问题的第二大论调是，中国在全球“抢粮、囤粮，推高全球粮食价格”。《日本经济新闻》声称，为缓解“粮食危机”，中国大量进口并囤积粮食，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出现饥荒。还有外媒污蔑“中国像没有明天一样疯狂囤粮”。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批驳。“中国其实并不缺少作为主粮的小麦，进口主要是为了调剂国内品种余缺，比如进口一些饲料用途的玉米和小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危机”，更没有“在全球疯狂囤粮”。
相反，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的进口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市场的稳定，还有利于保证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国家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美国等国家总是对中国的粮食进口有很多意见。当我们进口粮食比较多时，它们说中国面临‘粮食危机’；当我们减少进口时，它们又说我们是贸易保护主义。”李国祥表示，美国舆论这种“逢华必黑”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遗憾”。
为何外媒热衷于炒作中国的“粮食危机”？CNN此前的一篇报道或许能让人们一窥它们的真正用心。去年11月，CNN援引中国商务部鼓励民众储存一定数量生活必需品的通知报道称，中国“粮食危机”引发民众焦虑和对政府“不信任”。专家认为，外媒对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炒作，本质上还是“中国崩溃论”的又一版本。恰逢俄乌冲突，西方试图借此向中国施压，让中国的态度向西方希望的方向转变。此外，外媒炒作中国“粮食危机”，有助于转移民众对本国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满。
手握多张“王牌”，中国能保证14亿多人不饿肚子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吗？客观的数据会给我们答案。“中国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食、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算了这样一笔账。他介绍说，去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4公斤，今年达到483公斤，比去年增加9公斤，所以在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七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充实，中国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完全有切实保障。李国祥说，国际上对粮食的定义比较宽泛，国内对粮食的定义一开始主要包括大米和小麦等基本口粮，而现在玉米以及大豆等都被囊括在粮食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粮食安全取决于供给，而供给主要由生产、库存和进口三者共同决定。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连续18年丰产，尤其是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目前中国粮食库存规模大，足够安全。”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2021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的21%，眼下俄乌冲突或增加中国粮食进口成本，但不可能动摇中国粮食安全以及“吃饱没问题”的基本格局。李国祥也赞同他的观点。根据历年的数据，中国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上限未超过300公斤，中国人“年年有余”的祈福早已成为现实。
除了持续稳定的供给，中国粮食库存也有“相当厚实的家底”，其中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的比例超过了70%。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小麦分析师孙恒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以小麦为例介绍说，中国小麦完全能够自给，虽然每年也会少量进口，但主要用于品种调剂，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前中国小麦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可以满足国内一年以上消费需求。
玉米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重要的饲料粮。去年，中国玉米进口出现大幅增长，但也是在这一年，玉米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播种积极性得到提高——2021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达6.50亿亩，比上年增加3090万亩，增长5%，尤其是作为中国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东北地区，单产提高明显。2021年，玉米产量为5451亿斤，比上年增加238亿斤，增长4.6%，再加上进口和库存，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粮食储备，并在2008年粮食价格危机后开始稳步建立国家战略储备。
中国粮食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那就是耕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是中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支撑。唐仁健在两会期间强调，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键是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在耕地上，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在进口方面，公开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粮食进口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援引农业市场数据提供商AgFlow的数据称，2020年，中国购买的谷物和油菜籽比2019年增加26%。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增长11%，并在今年1月和2月继续呈同比增长。
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22年中国粮食安全仍然没有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云2月25日表示，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此外，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1.65亿吨，第四季度超过3600万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增加今年的市场供应。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保供稳价的物质基础非常扎实。秦玉云指出，中国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3月5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唐仁健表示，在粮食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民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而且饭碗能够越端越稳，也吃得越来越好。全文：https://t.cn/A66nQlGs（《环球时报》4月12日8版文章，作者 白云怡 倪 浩 沈维多 黄兰岚 林小艺）
面临多重危机，现在本应是国际社会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之时，然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却再次利用危机兴风作浪，从中寻找抹黑中国的“兴奋点”。“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中国在全球市场疯狂囤粮”……它们炮制了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环球时报》调查发现，虽然外部挑战严峻，但由于进行了周密且长远的部署，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4亿多人口不但能到点吃饭，而且越吃越好。各项数据都表明，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不仅“家底厚实”，还有宽阔的“护城河”。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
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之前，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乌克兰其实是谷物、蔬菜、禽肉等食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着“欧洲粮仓”乃至“世界粮仓”的美誉。同样，俄罗斯也是小麦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俄乌持续的军事冲突引发了人们对多国是否面临饥饿风险的担忧。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俄乌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和俄罗斯遭到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正使全球供应链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小麦供应。俄乌两国都是重要的小麦出口国。《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俄罗斯小麦约占全球供应量的17%，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30%。此外，俄乌两国共占全球玉米供应量的17%、大麦的32%、葵花籽油的75%。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出口的小麦和玉米中，40%运往中东和非洲国家。亚美尼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小麦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此外，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朗等国也有60%以上的小麦来自俄乌两国。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俄乌冲突恶化后，上述传统从乌克兰进口小麦和玉米的国家已不得不寻找新卖家。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3月17日警告称，中东和北非地区已经出现食品价格上涨，相关影响正在向更多脆弱国家扩散。
俄乌军事冲突还使乌克兰的农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29日发出警告，称该组织在对乌克兰19个州进行评估后认为，随着冲突的发展，乌克兰能否收获现有农作物、种植新作物或维持牲畜生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情况和复原力办公室主任保尔森表示，冲突可能会严重扰乱乌克兰数以万计小农的生产。为支持更广泛的救济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呼吁各方向乌克兰提供5000万美元资助，但目前只有10%的资金到位。
“灾难之上的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比斯利3月29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曾这样形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并认为世界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不安全。比斯利警告称，萨赫勒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在今年6月和7月恶化，因为这些地区的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供应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而6月和7月原本应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小麦等农作物收获的季节。
俄乌军事冲突导致粮食供应量下滑，而更糟的是，美国威胁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化肥的消息传出后，全球化肥价格开启新一轮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美国对俄白化肥的制裁措施，或将导致一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下降50%以上。
要知道，俄罗斯对全球化肥市场至关重要：俄罗斯化肥年产量超5000万吨，占全球化肥产量的13%。在出口方面，2021年，俄罗斯氮、磷、钾三种化肥的出口贸易值均位居世界前三，占比均在15%-20%，是国际市场重要的化肥供应方。
农业大国巴西对俄罗斯化肥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巴西是全球咖啡、糖、大豆、玉米、棉花、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同时也是化肥的最大进口国，85%的化肥供应都来自进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计占其进口总量的28%。《纽约时报》近期报道称，巴西近一半钾肥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现在只剩下3个月的库存。巴西全国大豆农民协会已指示成员在本季节减少使用钾肥，而巴西大豆的产量也可能因此减少。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俄罗斯《观点报》曾这样形容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制裁。话语虽然有些夸张，但现实却着实令人忧心。
外媒恶意炒作“中国粮食危机”
在全球粮食安全面对极大不稳定性的背景下，一些外媒也找到了抹黑、攻击中国的新角度。在炒作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论调是“中国的粮食供应危险了”“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名声比较臭的“美国之音”在3月的一篇报道中声称，虽然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是除原本就有的耕地流失等“内忧”外，俄乌冲突的“外患”也将使中国“缺粮危机”雪上加霜。《华尔街日报》发文称，俄乌冲突引发中国“粮食不安全”。印度TFI Global新闻网写道：“在中国，没有人想当农民。土地正在变得有毒，（农业）回报率很低，使得农民很难成为可行的职业选择。此外，来自中国农村的人正在向城市中心迁移，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俄乌冲突的确推高了国际粮价，但这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是很小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首先，从中国粮食的进口组成来看，大豆和小麦是中国进口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两种作物都大部分来自美国，而不是俄乌。
陕西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吃饭。
李国祥表示，其次，中国粮食主要还是依赖国内生产。“前些年确实有农民觉得种粮不赚钱，但这几年情况明显改善，现在是农民到处抢地种。比如东北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他们现在种一亩玉米可以赚1700-1800元。”李国祥称，“美国之音”等外媒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外媒炒作中国粮食问题的第二大论调是，中国在全球“抢粮、囤粮，推高全球粮食价格”。《日本经济新闻》声称，为缓解“粮食危机”，中国大量进口并囤积粮食，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出现饥荒。还有外媒污蔑“中国像没有明天一样疯狂囤粮”。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批驳。“中国其实并不缺少作为主粮的小麦，进口主要是为了调剂国内品种余缺，比如进口一些饲料用途的玉米和小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危机”，更没有“在全球疯狂囤粮”。
相反，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的进口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市场的稳定，还有利于保证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国家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美国等国家总是对中国的粮食进口有很多意见。当我们进口粮食比较多时，它们说中国面临‘粮食危机’；当我们减少进口时，它们又说我们是贸易保护主义。”李国祥表示，美国舆论这种“逢华必黑”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遗憾”。
为何外媒热衷于炒作中国的“粮食危机”？CNN此前的一篇报道或许能让人们一窥它们的真正用心。去年11月，CNN援引中国商务部鼓励民众储存一定数量生活必需品的通知报道称，中国“粮食危机”引发民众焦虑和对政府“不信任”。专家认为，外媒对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炒作，本质上还是“中国崩溃论”的又一版本。恰逢俄乌冲突，西方试图借此向中国施压，让中国的态度向西方希望的方向转变。此外，外媒炒作中国“粮食危机”，有助于转移民众对本国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满。
手握多张“王牌”，中国能保证14亿多人不饿肚子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吗？客观的数据会给我们答案。“中国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食、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算了这样一笔账。他介绍说，去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4公斤，今年达到483公斤，比去年增加9公斤，所以在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七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充实，中国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完全有切实保障。李国祥说，国际上对粮食的定义比较宽泛，国内对粮食的定义一开始主要包括大米和小麦等基本口粮，而现在玉米以及大豆等都被囊括在粮食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粮食安全取决于供给，而供给主要由生产、库存和进口三者共同决定。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连续18年丰产，尤其是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目前中国粮食库存规模大，足够安全。”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2021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的21%，眼下俄乌冲突或增加中国粮食进口成本，但不可能动摇中国粮食安全以及“吃饱没问题”的基本格局。李国祥也赞同他的观点。根据历年的数据，中国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上限未超过300公斤，中国人“年年有余”的祈福早已成为现实。
除了持续稳定的供给，中国粮食库存也有“相当厚实的家底”，其中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的比例超过了70%。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小麦分析师孙恒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以小麦为例介绍说，中国小麦完全能够自给，虽然每年也会少量进口，但主要用于品种调剂，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前中国小麦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可以满足国内一年以上消费需求。
玉米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重要的饲料粮。去年，中国玉米进口出现大幅增长，但也是在这一年，玉米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播种积极性得到提高——2021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达6.50亿亩，比上年增加3090万亩，增长5%，尤其是作为中国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东北地区，单产提高明显。2021年，玉米产量为5451亿斤，比上年增加238亿斤，增长4.6%，再加上进口和库存，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粮食储备，并在2008年粮食价格危机后开始稳步建立国家战略储备。
中国粮食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那就是耕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是中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支撑。唐仁健在两会期间强调，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键是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在耕地上，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在进口方面，公开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粮食进口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援引农业市场数据提供商AgFlow的数据称，2020年，中国购买的谷物和油菜籽比2019年增加26%。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增长11%，并在今年1月和2月继续呈同比增长。
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22年中国粮食安全仍然没有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云2月25日表示，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此外，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1.65亿吨，第四季度超过3600万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增加今年的市场供应。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保供稳价的物质基础非常扎实。秦玉云指出，中国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3月5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唐仁健表示，在粮食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民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而且饭碗能够越端越稳，也吃得越来越好。全文：https://t.cn/A66nQlGs（《环球时报》4月12日8版文章，作者 白云怡 倪 浩 沈维多 黄兰岚 林小艺）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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