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局伤残信息
伤官、七杀、羊刃并显为忌，肢体多有残伤。
伤官透干旺相为忌者，易因疾病或外伤在身体上留下疤痕或残疾。
伤官、七杀双显为忌而缺印星，多为好勇斗狠之徒，易因争斗而致伤残。
伤官合杀为忌者，易有伤疾在身。
杀旺身弱，印弱通关无力，常有暗疾在身。
日主遭旺火克泄重，易遭火灾或烫伤。
日主遭旺水克泄重，易遭水灾或车祸。
日主遭旺木克泄重，易受棍棒之伤，或是高空跌伤。
日主遭旺土克泄重，易被碰伤、摔伤或跌伤。
日主遭金克泄太重，易遭金器之伤或车祸。#生辰八字命理##算八字看婚姻感情##生辰八字命理姻缘##婚姻感情##事业财运#
伤官、七杀、羊刃并显为忌，肢体多有残伤。
伤官透干旺相为忌者，易因疾病或外伤在身体上留下疤痕或残疾。
伤官、七杀双显为忌而缺印星，多为好勇斗狠之徒，易因争斗而致伤残。
伤官合杀为忌者，易有伤疾在身。
杀旺身弱，印弱通关无力，常有暗疾在身。
日主遭旺火克泄重，易遭火灾或烫伤。
日主遭旺水克泄重，易遭水灾或车祸。
日主遭旺木克泄重，易受棍棒之伤，或是高空跌伤。
日主遭旺土克泄重，易被碰伤、摔伤或跌伤。
日主遭金克泄太重，易遭金器之伤或车祸。#生辰八字命理##算八字看婚姻感情##生辰八字命理姻缘##婚姻感情##事业财运#
#学史崇德# 【学史崇德好榜样—尕布龙：心中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老百姓】1949年青海解放，尕布龙第一次见到了解放军，见到了一支“只为群众谋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不一样的军队。通过和解放军的接触，尕布龙愈发对解放军生出了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觉得解放军同志的事业正是自己所向往的，他决心将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奉献终身的夙愿接续下去。
1952年6月，在海晏县武装部长的介绍下，尕布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作为一生不渝的坚定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4年受组织委派，尕布龙到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任县委第一副书记、副县长。在这里，尕布龙深入底层，为民排忧解难，一干就是13年。
1985年，玉树地区发生严重雪灾，时任副省长的尕布龙接受省委、省政府交付的重任，赶赴灾区，组织人员救灾。当时的雪灾情况非常严重，冻死的牛羊遍地都是，楚玛尔河边的藏羚羊像冰雕一样就那么直挺挺地立着，通往县乡村的道路都被大雪封死……挖雪开路，空投物资，转移群众，救治冻伤、雪盲的牧民……已年近60岁的尕布龙流着鼻血、喘着粗气往返于楚玛尔河畔。最后因高海拔严重缺氧，再加上重感冒，使他的心肺功能严重受损。但他却依旧一边输液吸氧一边指挥战斗。周围的人劝他先行撤离，他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等群众都安全了，我再走！”
在气温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五道梁上，尕布龙和大家奋战了15天。救灾结束后，尕布龙因为缺氧身体受到了损害，落下了严重的肺气肿。
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是他的责任，草原牧民的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心之所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多牧民到西宁看病，举目无亲，又不通晓汉语，食宿就医遇到很大困难，尕布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主动接纳八方来客，在自己的家办起了接待百姓的“牧民店”，尕布龙用土坯将只有8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了5间半，半间是自己的卧室，其余5间搭了11张床，接待从牧区来西宁看病、办事的农牧民。
为了方便牧民们熬中药，家里需要生煤炉子，尕布龙家一年要买六吨煤，一个月要买150多公斤面粉。据尕布龙身边工作人员粗略统计，仅2001年之前的30年间，他带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贫困农牧民患者就有7000人。
30余年，尕布龙在“牧民店”共免费接待来自基层看病办事的农牧民至少达到2.5万余人次，他的工资几乎都贴在了来看病的牧民身上。
1989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绿化西宁南北山、改善西宁生态环境”的重要决策，正式启动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同年3月，成立绿化工程指挥部，尕布龙任兼职顾问。
1992年，66岁的尕布龙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主动请缨挑起了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职常务副总指挥的重任。一件蓝布衫、一双黄胶鞋，满身泥土、肩扛铁锹的尕布龙带领着大家，在北山上选择了土质条件最差、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大寺沟。
在绿化初期，尕布龙既是总指挥、又是“民工”。每天天没亮，尕布龙就会早早地来到山上，挖树坑、抬树苗……中午就吃几口自带的干粮、喝几口黑刺叶泡的茶接着再干，一直干到天黑。
有一次天黑快收工时，工友发现尕布龙不见了，原来干了一天活的尕布龙累倒在苗圃的地埂上睡着了，等人们找到他时，发现他已被大风裹卷而来的黄土掩住，身上、脸上、耳朵、鼻孔里全是土……第二天他感冒，肺气肿发作，司机小赵劝他休息一天，他却说：“那怎么行！我就是死了也不过是一个人，山上的树死了可是大事！”说完就又上山去了。
4年苦战艰辛异常。尕布龙带领着农民工，在大寺沟种下了1000亩（67公顷）树木，成活率达到了80%。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走上山来参与到南北山绿化的事业中。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省级干部，现在应该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何必再受这份罪呢！可尕布龙却说：“躺在家里睡大觉可不行，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党组织信任我，让我把两山绿化好，我就要一心为党的绿化事业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
2001年，这位七旬老人荣获首届“母亲河奖”，这也是整个西北五省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他把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只给自己留了100元钱作为纪念。
2011年，尕布龙病重，很多人都想来看看这位百姓心中的“牧民省长”，可是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尕布龙用一生的坚守实现了“只要生命不息，为人民服务就不停步”的庄严承诺。
1952年6月，在海晏县武装部长的介绍下，尕布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作为一生不渝的坚定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4年受组织委派，尕布龙到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任县委第一副书记、副县长。在这里，尕布龙深入底层，为民排忧解难，一干就是13年。
1985年，玉树地区发生严重雪灾，时任副省长的尕布龙接受省委、省政府交付的重任，赶赴灾区，组织人员救灾。当时的雪灾情况非常严重，冻死的牛羊遍地都是，楚玛尔河边的藏羚羊像冰雕一样就那么直挺挺地立着，通往县乡村的道路都被大雪封死……挖雪开路，空投物资，转移群众，救治冻伤、雪盲的牧民……已年近60岁的尕布龙流着鼻血、喘着粗气往返于楚玛尔河畔。最后因高海拔严重缺氧，再加上重感冒，使他的心肺功能严重受损。但他却依旧一边输液吸氧一边指挥战斗。周围的人劝他先行撤离，他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等群众都安全了，我再走！”
在气温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五道梁上，尕布龙和大家奋战了15天。救灾结束后，尕布龙因为缺氧身体受到了损害，落下了严重的肺气肿。
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是他的责任，草原牧民的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心之所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多牧民到西宁看病，举目无亲，又不通晓汉语，食宿就医遇到很大困难，尕布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主动接纳八方来客，在自己的家办起了接待百姓的“牧民店”，尕布龙用土坯将只有8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了5间半，半间是自己的卧室，其余5间搭了11张床，接待从牧区来西宁看病、办事的农牧民。
为了方便牧民们熬中药，家里需要生煤炉子，尕布龙家一年要买六吨煤，一个月要买150多公斤面粉。据尕布龙身边工作人员粗略统计，仅2001年之前的30年间，他带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贫困农牧民患者就有7000人。
30余年，尕布龙在“牧民店”共免费接待来自基层看病办事的农牧民至少达到2.5万余人次，他的工资几乎都贴在了来看病的牧民身上。
1989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绿化西宁南北山、改善西宁生态环境”的重要决策，正式启动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同年3月，成立绿化工程指挥部，尕布龙任兼职顾问。
1992年，66岁的尕布龙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主动请缨挑起了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职常务副总指挥的重任。一件蓝布衫、一双黄胶鞋，满身泥土、肩扛铁锹的尕布龙带领着大家，在北山上选择了土质条件最差、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大寺沟。
在绿化初期，尕布龙既是总指挥、又是“民工”。每天天没亮，尕布龙就会早早地来到山上，挖树坑、抬树苗……中午就吃几口自带的干粮、喝几口黑刺叶泡的茶接着再干，一直干到天黑。
有一次天黑快收工时，工友发现尕布龙不见了，原来干了一天活的尕布龙累倒在苗圃的地埂上睡着了，等人们找到他时，发现他已被大风裹卷而来的黄土掩住，身上、脸上、耳朵、鼻孔里全是土……第二天他感冒，肺气肿发作，司机小赵劝他休息一天，他却说：“那怎么行！我就是死了也不过是一个人，山上的树死了可是大事！”说完就又上山去了。
4年苦战艰辛异常。尕布龙带领着农民工，在大寺沟种下了1000亩（67公顷）树木，成活率达到了80%。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走上山来参与到南北山绿化的事业中。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省级干部，现在应该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何必再受这份罪呢！可尕布龙却说：“躺在家里睡大觉可不行，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党组织信任我，让我把两山绿化好，我就要一心为党的绿化事业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
2001年，这位七旬老人荣获首届“母亲河奖”，这也是整个西北五省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他把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只给自己留了100元钱作为纪念。
2011年，尕布龙病重，很多人都想来看看这位百姓心中的“牧民省长”，可是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尕布龙用一生的坚守实现了“只要生命不息，为人民服务就不停步”的庄严承诺。
#三联美食# 世上最寂寞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吃火锅，而是一群人吃火锅时，你却要在大家的略带惊恐的注视中吃完一份猪脑花。这种状况，在北京的火锅局上，多有发生。
对其他人来说，猪脑花就是猪脑花，但对蜀人而言，像生煎之于上海、热干面之于武汉、螺蛳粉之于柳州、手爪羊肉之于内蒙一样，是乡愁。他们常常对脑花那种入口即化、如慕斯般的口感魂萦梦绕，很多家庭更是将脑花奉为备战高考的健脑神物。
我一直以为，吃脑花是四川人（含重庆）才懂的爱。四川人也确实将脑花吃出了百般花样：冒脑花、卤脑花、烤脑花、爆炒脑花、煎脑花、脑花面、脑花做汤等等，对他们而言，蒸、烤、煮、烧，缺一不可，且普及程度应是冠绝全球的。
去年在贵阳才知道，此地吃脑花亦蔚然成风，普及程度可与巴蜀媲美。贵阳烧烤店以及很多路边摊，烤脑花随处可见，火锅店更是必备之物。
所以关于吃脑花普及地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穿越半个城只为一份脑花”的情形，多在我国西南地区上演。关于“吃脑花这件事为何吸引你？”我听过最诗意的回答：“因为盛放过灵魂”。
早期四川的家常做法，有用天麻蒸脑花的，但不论怎么做，味道都难令本地人接受而逐渐消失。将脑花加入高汤或鸡汤中同炖，是有高中学子的家庭的经常做法。真正美味的家常做法，是与仔姜和青椒同炒，或与豆腐一起麻婆，或者将脑花与鸡蛋混合，一起煎来吃。年初参与年货专刊，听一位川菜大师说起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是将脑花用黄酒浸泡片刻后，与鸡蛋融合放入姜片、冰糖，隔水蒸。
烤脑花是贵阳、成都、重庆时下最火爆的吃法，是街头宵夜一景。四川、重庆是将脑花放置在锡箔纸上直接烤，有的会放片藕垫在里头，提前拌好了红油、红椒、青椒、花椒、榨菜、香菜、孜然等佐料，比例、搭配是脑花的致胜关键。
贵阳的烤脑花通常是生菜叶打底，佐料大同小异，同样是放在锡箔纸里，但将折耳根切成丁变成烤脑花的调料，是贵阳独有。
脑花置于炭火之上，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脑花每一条纹路里浸泡进去。因脑髓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猪脑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故拿捏要准，烤的时候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要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嗤嗤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至金黄。
脑花经久不衰的吃法当然是下火锅，往往是火锅的荤菜已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入。如果点的是鸳鸯锅，你径直把脑花倒进白汤里，和你一起吃火锅的四川人，如果眼神能杀人，这时你早已被射穿多遍。巴蜀之地吃脑花，记住，进火锅只能到红汤。按照他们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纳进去，所以猪脑的味道并不单调，而是很丰富。
贵阳脑花下火锅是红汤白汤不忌的，当地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白汤里煮出的猪脑也别有风味，有一些人觉得，猪脑本来就很嫩，有点腥甜，在红汤里煮会掩盖它的本味。当然，即便从白汤取出，还有蘸水在侧，临时改主意也不是问题。贵州特有的酸汤鱼火锅，吃完鱼后用酸汤煮猪脑，亦不算少见。
葡萄美酒夜光杯，脑花葱丝盘上堆。多少人爱脑花味道的入木三分，爱它的吹弹可破，明明知道此物胆固醇极高，肠胃不适者还会拉肚子，却甘愿一博，这感觉不觉相似么？好似明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却甘愿飞蛾扑火；好似明知道没有酬劳的加班，却无奈欲拒还迎。
人对于脑花这玩意，与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其实世间食材皆是如此，爱吃的视之如命，不爱吃的视如草芥。据说喜爱之人，烤脑花三个字，都能令其垂涎三尺；对脑花恐惧者，无法直视的纹路是多数人突破不了的业障。记得前些年，6个谈脑花色变的人一起吃火锅，起哄要一起吃一口，并且已有了“共赴黄泉”般的思想准备，当煮好的脑花齐齐送到嘴巴后，两个人是吐了的。
我认识的一个成都姑娘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后来成都姑娘去了北京，在一次次火锅局中，吃脑花时，每个人仿佛在看食人魔一般，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至于后来每一次大快朵颐都要战战兢兢。
再后来，她嫁给了一名烟台汉子。吃惯了胶东海鲜此类高档食材的人，哪里受得了脑花的形态，脑花成了婚姻生活中两地文化碰撞的主战场。矛盾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完美解决：每次火锅将近尾声，点完三份脑花，烟台汉子起身结帐，出去抽烟，留下成都姑娘独享脑花，完事再一同携手消失于人流，是琴瑟和弦的典范。
接受不了脑花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多，一群北方人和四川人一起吃火锅，一团颤颤巍巍的猪脑下了锅，很多人是不敢再往锅里涮菜的。
吃脑花并非西南地区专利，只是其他地区远不如他们爱之深，更谈不上普及。武汉是我见过吃脑花仅次于贵阳、成都的，但非火锅中的常见食材，多见于烧烤摊；江浙一带吃脑花虽从未流行，但渊源是有的，杭州一带有酱油蒸猪脑的做法，本地酱油淋在脑花上，恰到好处的蒸，取其嫩与鲜；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与四川常见的脑花豆腐差不多；广东有一道汤：天麻炖猪脑，作为炖盅的材料，猪脑确实挺合适，只是天麻的味道影响了汤的口感，现在一般用枸杞来炖，吃的时候加点胡椒粉。
河南开封，很多人打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街边夜市多有出售，十几个羊头骨摆成金字塔状，是小摊常见“招牌”。买下一个后，老板把天灵盖撬开，捧着头骨拿着筷子就能吃到里面的脑花了。
傣族的包烧脑花，据说是口味最复杂的脑花菜。各种切碎的香草末和捣碎的脑花混合，包在大片芭蕉叶上放火上烧熟，脑花的荤香与各种香草的气味混杂成一股糊里糊涂的香味。
最为惊世骇俗的是遵义，有人爱吃生猪脑，大概就是猪刚杀死，剖开头颅，快速取出猪脑，一口吞下，颇为凶猛。熟吃的脑花一定要处理得当，要撕净脑膜，要用牙签挑去血管，一个不小心就容易“脑溢血”，所以脑补“一口生吃”的画面时，难免会感到周身发麻。
国外也是吃脑花的，西厨烹制脑花之前，必定是要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异味、后期不易破损。据说他们也很享受这一过程，因为焯水能让脑花像消防水带一样舒展开来。
脑花在印度算比较常见的食物，用的是山羊脑，烹制脑花要先焯水，然后切碎，与masala（印度咖哩粉）一起煎炒；西班牙人吃的也是羊脑，他们通常会将羔羊脑裹上一层面包屑后油炸，下面铺上一层辣味番茄汁，上面撒上黑橄榄酱，少许松仁和几片罗勒叶；在伦敦，吃脑花是高级餐厅的流行之物，不过通常用的是小牛脑，最常见的是油煎，煎好后佐以黄油和腌制的刺山柑花蕾酱汁。把脑花剁碎油炸也是一种烹饪方法，用法式芥末香料、蛋黄酱或者法式酸辣酱蘸着吃。
虽然国内“对付”脑花的办法远比国外多，但目前真正开始在西南之外城市流行的，还是以烤为主：洛阳牡丹广场南街的霸道烤脑花，算是洛阳第一家烤脑花，那个女研究生老板还上过本地新闻；北京南锣鼓巷有家“脑子加工厂”，招牌是烤脑花和脑子沙拉；在上海，红料理、付小姐在成都、椒羞等几家以川味馆开始卖烤脑花，食客们经常蜂拥而至。看了看食客们对他们的评论，很明确的显示出，做脑花生意，无论如何也讨好不了不爱之人。
作为一名写吃的记者，对吃脑花难以下箸，我深感羞愧。火锅、烧烤乃至西餐做的脑花，我都浮光掠影的戳过一点，但头皮发麻掩盖了一切美好。只要一想到刚取出来的猪脑会抽动，会冒着热气，并且血丝密布，还有那些皱褶，我深感无力驾驭。
《功夫熊猫3》里阿宝的师傅说：你如果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就不可能有进步。我深受打动，遂下定决心要从吃脑花这件事情开始，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突破自我。可当我看到下面这段时，五味杂陈。
《本草纲目》记载：“猪脑甘，寒，有毒。吃猪要去脑。猪脑损男子阳道，临房不能行事。酒后更是不可食。”
《暗黑料理：一碗脑花的爱恨情仇》 文 | 程磊
对其他人来说，猪脑花就是猪脑花，但对蜀人而言，像生煎之于上海、热干面之于武汉、螺蛳粉之于柳州、手爪羊肉之于内蒙一样，是乡愁。他们常常对脑花那种入口即化、如慕斯般的口感魂萦梦绕，很多家庭更是将脑花奉为备战高考的健脑神物。
我一直以为，吃脑花是四川人（含重庆）才懂的爱。四川人也确实将脑花吃出了百般花样：冒脑花、卤脑花、烤脑花、爆炒脑花、煎脑花、脑花面、脑花做汤等等，对他们而言，蒸、烤、煮、烧，缺一不可，且普及程度应是冠绝全球的。
去年在贵阳才知道，此地吃脑花亦蔚然成风，普及程度可与巴蜀媲美。贵阳烧烤店以及很多路边摊，烤脑花随处可见，火锅店更是必备之物。
所以关于吃脑花普及地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穿越半个城只为一份脑花”的情形，多在我国西南地区上演。关于“吃脑花这件事为何吸引你？”我听过最诗意的回答：“因为盛放过灵魂”。
早期四川的家常做法，有用天麻蒸脑花的，但不论怎么做，味道都难令本地人接受而逐渐消失。将脑花加入高汤或鸡汤中同炖，是有高中学子的家庭的经常做法。真正美味的家常做法，是与仔姜和青椒同炒，或与豆腐一起麻婆，或者将脑花与鸡蛋混合，一起煎来吃。年初参与年货专刊，听一位川菜大师说起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是将脑花用黄酒浸泡片刻后，与鸡蛋融合放入姜片、冰糖，隔水蒸。
烤脑花是贵阳、成都、重庆时下最火爆的吃法，是街头宵夜一景。四川、重庆是将脑花放置在锡箔纸上直接烤，有的会放片藕垫在里头，提前拌好了红油、红椒、青椒、花椒、榨菜、香菜、孜然等佐料，比例、搭配是脑花的致胜关键。
贵阳的烤脑花通常是生菜叶打底，佐料大同小异，同样是放在锡箔纸里，但将折耳根切成丁变成烤脑花的调料，是贵阳独有。
脑花置于炭火之上，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脑花每一条纹路里浸泡进去。因脑髓里没有肌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猪脑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故拿捏要准，烤的时候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要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嗤嗤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至金黄。
脑花经久不衰的吃法当然是下火锅，往往是火锅的荤菜已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入。如果点的是鸳鸯锅，你径直把脑花倒进白汤里，和你一起吃火锅的四川人，如果眼神能杀人，这时你早已被射穿多遍。巴蜀之地吃脑花，记住，进火锅只能到红汤。按照他们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纳进去，所以猪脑的味道并不单调，而是很丰富。
贵阳脑花下火锅是红汤白汤不忌的，当地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白汤里煮出的猪脑也别有风味，有一些人觉得，猪脑本来就很嫩，有点腥甜，在红汤里煮会掩盖它的本味。当然，即便从白汤取出，还有蘸水在侧，临时改主意也不是问题。贵州特有的酸汤鱼火锅，吃完鱼后用酸汤煮猪脑，亦不算少见。
葡萄美酒夜光杯，脑花葱丝盘上堆。多少人爱脑花味道的入木三分，爱它的吹弹可破，明明知道此物胆固醇极高，肠胃不适者还会拉肚子，却甘愿一博，这感觉不觉相似么？好似明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却甘愿飞蛾扑火；好似明知道没有酬劳的加班，却无奈欲拒还迎。
人对于脑花这玩意，与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其实世间食材皆是如此，爱吃的视之如命，不爱吃的视如草芥。据说喜爱之人，烤脑花三个字，都能令其垂涎三尺；对脑花恐惧者，无法直视的纹路是多数人突破不了的业障。记得前些年，6个谈脑花色变的人一起吃火锅，起哄要一起吃一口，并且已有了“共赴黄泉”般的思想准备，当煮好的脑花齐齐送到嘴巴后，两个人是吐了的。
我认识的一个成都姑娘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后来成都姑娘去了北京，在一次次火锅局中，吃脑花时，每个人仿佛在看食人魔一般，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至于后来每一次大快朵颐都要战战兢兢。
再后来，她嫁给了一名烟台汉子。吃惯了胶东海鲜此类高档食材的人，哪里受得了脑花的形态，脑花成了婚姻生活中两地文化碰撞的主战场。矛盾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完美解决：每次火锅将近尾声，点完三份脑花，烟台汉子起身结帐，出去抽烟，留下成都姑娘独享脑花，完事再一同携手消失于人流，是琴瑟和弦的典范。
接受不了脑花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多，一群北方人和四川人一起吃火锅，一团颤颤巍巍的猪脑下了锅，很多人是不敢再往锅里涮菜的。
吃脑花并非西南地区专利，只是其他地区远不如他们爱之深，更谈不上普及。武汉是我见过吃脑花仅次于贵阳、成都的，但非火锅中的常见食材，多见于烧烤摊；江浙一带吃脑花虽从未流行，但渊源是有的，杭州一带有酱油蒸猪脑的做法，本地酱油淋在脑花上，恰到好处的蒸，取其嫩与鲜；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与四川常见的脑花豆腐差不多；广东有一道汤：天麻炖猪脑，作为炖盅的材料，猪脑确实挺合适，只是天麻的味道影响了汤的口感，现在一般用枸杞来炖，吃的时候加点胡椒粉。
河南开封，很多人打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街边夜市多有出售，十几个羊头骨摆成金字塔状，是小摊常见“招牌”。买下一个后，老板把天灵盖撬开，捧着头骨拿着筷子就能吃到里面的脑花了。
傣族的包烧脑花，据说是口味最复杂的脑花菜。各种切碎的香草末和捣碎的脑花混合，包在大片芭蕉叶上放火上烧熟，脑花的荤香与各种香草的气味混杂成一股糊里糊涂的香味。
最为惊世骇俗的是遵义，有人爱吃生猪脑，大概就是猪刚杀死，剖开头颅，快速取出猪脑，一口吞下，颇为凶猛。熟吃的脑花一定要处理得当，要撕净脑膜，要用牙签挑去血管，一个不小心就容易“脑溢血”，所以脑补“一口生吃”的画面时，难免会感到周身发麻。
国外也是吃脑花的，西厨烹制脑花之前，必定是要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异味、后期不易破损。据说他们也很享受这一过程，因为焯水能让脑花像消防水带一样舒展开来。
脑花在印度算比较常见的食物，用的是山羊脑，烹制脑花要先焯水，然后切碎，与masala（印度咖哩粉）一起煎炒；西班牙人吃的也是羊脑，他们通常会将羔羊脑裹上一层面包屑后油炸，下面铺上一层辣味番茄汁，上面撒上黑橄榄酱，少许松仁和几片罗勒叶；在伦敦，吃脑花是高级餐厅的流行之物，不过通常用的是小牛脑，最常见的是油煎，煎好后佐以黄油和腌制的刺山柑花蕾酱汁。把脑花剁碎油炸也是一种烹饪方法，用法式芥末香料、蛋黄酱或者法式酸辣酱蘸着吃。
虽然国内“对付”脑花的办法远比国外多，但目前真正开始在西南之外城市流行的，还是以烤为主：洛阳牡丹广场南街的霸道烤脑花，算是洛阳第一家烤脑花，那个女研究生老板还上过本地新闻；北京南锣鼓巷有家“脑子加工厂”，招牌是烤脑花和脑子沙拉；在上海，红料理、付小姐在成都、椒羞等几家以川味馆开始卖烤脑花，食客们经常蜂拥而至。看了看食客们对他们的评论，很明确的显示出，做脑花生意，无论如何也讨好不了不爱之人。
作为一名写吃的记者，对吃脑花难以下箸，我深感羞愧。火锅、烧烤乃至西餐做的脑花，我都浮光掠影的戳过一点，但头皮发麻掩盖了一切美好。只要一想到刚取出来的猪脑会抽动，会冒着热气，并且血丝密布，还有那些皱褶，我深感无力驾驭。
《功夫熊猫3》里阿宝的师傅说：你如果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就不可能有进步。我深受打动，遂下定决心要从吃脑花这件事情开始，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突破自我。可当我看到下面这段时，五味杂陈。
《本草纲目》记载：“猪脑甘，寒，有毒。吃猪要去脑。猪脑损男子阳道，临房不能行事。酒后更是不可食。”
《暗黑料理：一碗脑花的爱恨情仇》 文 | 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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