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名天下闻名的千年古刹大明寺，凌驾于卧龙般弯曲的蜀江中锋之上，唐天宝元年鉴定名胜古迹，在穿越东道之前，在这里传经经，从此，此寺名天下。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刘晓武大明年间（457-464年），得名于此。1500多年来，寺庙的名字变了很多，如在隋朝被称为“西灵寺”、“西史”，唐朝末年被称为“秤平”。 https://t.cn/RI71v0x
#松林说史# 科举小史：从察举制到九品官人法，再到科举制，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世官制到科举制，看古人对人才选拔的执着。
一般来说，科举制是以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设进士科取士为开启的标志，唐朝开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成为历朝历代沿袭下来的规定，在明清两朝的时候达到顶峰，最终到1905年，光绪废除为止。
科举制度伴随着中国一起走过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光，见证过盛唐，也见证过清朝最后的腐朽，见证过无数文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也见识过无数的蝇营狗苟。
不过，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这个能够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到底是怎么来的？总不可能是隋炀帝一拍脑门，凭空变出来的吧？
这就要从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的那些选官制度说起了。
01
世官制
在先秦时期，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这是基于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家族血缘关系而制定的政策，说白了就是不加掩饰的“世袭制”。这样的政策完全杜绝了底层想要向上晋升的希望，贵族永远是贵族，农民永远是农民。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富强，所以严重扯后腿的“世卿世禄制”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扔在了一边。就像商鞅变法的时候，为了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个人的身份完全以“军功”论，让平民百姓也有成为贵族的可能性。
这样的规定，就让商鞅严重损害了很大一批的旧贵族的利益，所以在秦孝公死后遭到了旧势力的反扑，最终车裂而死。
“世卿世禄制”虽然没有了，商鞅留下来的“军功爵制”在战争年代还行，但是一旦到了和平年代，这就是一项完全报废的制度。
所以到了汉代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项全新的“察举制”，用来筛选民间的人才。
02
察举制
不过察举制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人才也具有空前的流动性。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强大，他们就竞相网罗各种人才。不管你出身如何，品行如何，只要你有能力，并且为我所用，那么你就是我的“食客”。我管你饭，你给我做事。
比如说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哪一位不是养着数千食客，并且又在危急关头多次靠这些食客才化险为夷。这样的人才聚集方式就有了一点察举制的意思。
但是汉朝的察举制也并不是一项固定的政策，它出现的时间很随机，主要是看皇帝想不想征召。在汉文帝的时候，出现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被认为是察举制的开端。不过在这之前刘邦、吕后都曾有过从民间征召人才的记录。
而汉文帝的成果也是颇为丰厚，晁错、张释之都是被举荐上来的人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东方朔、司马相如，甚至于董仲舒都是被汉武帝“察举”上来的。
并且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还创办了太学，在太学中的博士弟子考试合格也有机会出任为官，改变人生——就像“凿壁偷光”的匡衡一样。
到了东汉的时候，察举制愈发的完善，由不正规走向了正规。取士的科目也丰富了起来，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举孝廉”与“秀（茂）才”。而且并不是说举荐上去就可以当官，还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行，不合格的照样不能当官。
不过因为察举制是由公卿列侯、刺史以及其他大官举荐人才的一种制度，所以这就会形成一种垄断，普通人想要晋升，除非你运气逆天，要么就是能力太强。到汉朝末年的时候，察举制已经完全崩坏，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一种手段。
甚至在桓灵时期还冒出了这样的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于是在曹魏篡汉之后，又实行了一种新的制度——九品官人法。
03
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
曹魏时的人才晋升渠道已经被世家大族完全垄断，长此以往，必定会对皇权形成威胁——就像他们曹家干的事情一样。所以曹丕在自己继位的前夕，听取了陈群的建议，用“九品官人法”选拔人才，将人才的任免权收归到自己的手中。
所谓的“九品官人法”就是让专门的“中正官”用家世、才干、道德、乡品等因素将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中上、下上……以此类推，总共九等。以求将全天下的人才都网罗到自己的手里。
本来想得挺好，自己派出官员，让官员搜罗人才，既可以打击豪强大族，又可以免去后顾之忧。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正官，也就是判定人物等级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由各郡的长官推选的当地人。平民百姓肯定没有机会当中正官，只能由一些豪强大族的子弟们来当。
因为曹家毕竟也算是得国不正，必须得一定程度上依靠世家大族的力量。
这就相当于将地方选任人才的权力交到了豪强大族的手中。豪强大族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完全垄断了人才的传输。
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形成了事实上的“贵族政治”，寒门的上升之路又一次被堵死。
04
南北朝时期的试验
九品官人法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久而久之，就成了一项“走过场”政策。
南北朝的时候，皇帝换得都跟走马观花一样，所以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激烈。他们需要快速的扶植新贵族，选拔新官员来抵抗旧贵族们对于朝局的影响。所以“九品官人法”就成为了改革的对象。
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项制度的产生可不是碰碰嘴皮子就会出现，需要无数次的尝试，无数次的失败才能够诞生出来。
南朝要比北朝受“九品官人法”影响要深。因为北方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对于九品官人法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汉朝的“察举制”，重点是举秀才和举孝廉。
在多次尝试后，最终在北齐年间，出现了考策取士的方法，并且完全摒弃了“九品中正制”中对于家族地位的重视，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进京城考试。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南朝没有尝试过改变：南朝宋的时候，就曾经舍弃过中正官，也是采用考试的方法来收取人才。不过考试的形势太过于简单：「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依旧能够看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子。
梁武帝萧衍也曾经尝试用“九流常选”的办法来选取人才。不过“九流”还是指的“九品”人才，自己还派出专门搜索人才的官员。其实还是“九品官人法”的框架，但是他打破了寒门与贵族之间的界限。
最终这些尝试都给隋朝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都始终摆脱不了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和世家大族对于仕途的贪婪。
隋朝在建立之初，采用的依然是“九品官人法”，同时还恢复了“察举制”。但是他们渐渐意识到九品官人法的不足，转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更加公平的考试制度身上。
最终在隋炀帝大业元年的时候，下令不分身份等级，都可以举荐入朝。第二年下令建立进士科以考试取士。
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由别人举荐自己，变成了自己举荐自己。
其实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一项制度的诞生并没有那么容易。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简单，甚至都不会深入思考的“考试”二字，却让古人们经过了数百年的摸索，最终才逐渐成型。
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世官制到科举制，看古人对人才选拔的执着。
一般来说，科举制是以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设进士科取士为开启的标志，唐朝开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成为历朝历代沿袭下来的规定，在明清两朝的时候达到顶峰，最终到1905年，光绪废除为止。
科举制度伴随着中国一起走过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光，见证过盛唐，也见证过清朝最后的腐朽，见证过无数文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也见识过无数的蝇营狗苟。
不过，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这个能够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到底是怎么来的？总不可能是隋炀帝一拍脑门，凭空变出来的吧？
这就要从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的那些选官制度说起了。
01
世官制
在先秦时期，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这是基于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家族血缘关系而制定的政策，说白了就是不加掩饰的“世袭制”。这样的政策完全杜绝了底层想要向上晋升的希望，贵族永远是贵族，农民永远是农民。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富强，所以严重扯后腿的“世卿世禄制”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扔在了一边。就像商鞅变法的时候，为了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个人的身份完全以“军功”论，让平民百姓也有成为贵族的可能性。
这样的规定，就让商鞅严重损害了很大一批的旧贵族的利益，所以在秦孝公死后遭到了旧势力的反扑，最终车裂而死。
“世卿世禄制”虽然没有了，商鞅留下来的“军功爵制”在战争年代还行，但是一旦到了和平年代，这就是一项完全报废的制度。
所以到了汉代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项全新的“察举制”，用来筛选民间的人才。
02
察举制
不过察举制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人才也具有空前的流动性。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强大，他们就竞相网罗各种人才。不管你出身如何，品行如何，只要你有能力，并且为我所用，那么你就是我的“食客”。我管你饭，你给我做事。
比如说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哪一位不是养着数千食客，并且又在危急关头多次靠这些食客才化险为夷。这样的人才聚集方式就有了一点察举制的意思。
但是汉朝的察举制也并不是一项固定的政策，它出现的时间很随机，主要是看皇帝想不想征召。在汉文帝的时候，出现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被认为是察举制的开端。不过在这之前刘邦、吕后都曾有过从民间征召人才的记录。
而汉文帝的成果也是颇为丰厚，晁错、张释之都是被举荐上来的人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东方朔、司马相如，甚至于董仲舒都是被汉武帝“察举”上来的。
并且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还创办了太学，在太学中的博士弟子考试合格也有机会出任为官，改变人生——就像“凿壁偷光”的匡衡一样。
到了东汉的时候，察举制愈发的完善，由不正规走向了正规。取士的科目也丰富了起来，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举孝廉”与“秀（茂）才”。而且并不是说举荐上去就可以当官，还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行，不合格的照样不能当官。
不过因为察举制是由公卿列侯、刺史以及其他大官举荐人才的一种制度，所以这就会形成一种垄断，普通人想要晋升，除非你运气逆天，要么就是能力太强。到汉朝末年的时候，察举制已经完全崩坏，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一种手段。
甚至在桓灵时期还冒出了这样的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于是在曹魏篡汉之后，又实行了一种新的制度——九品官人法。
03
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
曹魏时的人才晋升渠道已经被世家大族完全垄断，长此以往，必定会对皇权形成威胁——就像他们曹家干的事情一样。所以曹丕在自己继位的前夕，听取了陈群的建议，用“九品官人法”选拔人才，将人才的任免权收归到自己的手中。
所谓的“九品官人法”就是让专门的“中正官”用家世、才干、道德、乡品等因素将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中上、下上……以此类推，总共九等。以求将全天下的人才都网罗到自己的手里。
本来想得挺好，自己派出官员，让官员搜罗人才，既可以打击豪强大族，又可以免去后顾之忧。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正官，也就是判定人物等级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由各郡的长官推选的当地人。平民百姓肯定没有机会当中正官，只能由一些豪强大族的子弟们来当。
因为曹家毕竟也算是得国不正，必须得一定程度上依靠世家大族的力量。
这就相当于将地方选任人才的权力交到了豪强大族的手中。豪强大族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完全垄断了人才的传输。
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形成了事实上的“贵族政治”，寒门的上升之路又一次被堵死。
04
南北朝时期的试验
九品官人法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久而久之，就成了一项“走过场”政策。
南北朝的时候，皇帝换得都跟走马观花一样，所以与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激烈。他们需要快速的扶植新贵族，选拔新官员来抵抗旧贵族们对于朝局的影响。所以“九品官人法”就成为了改革的对象。
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项制度的产生可不是碰碰嘴皮子就会出现，需要无数次的尝试，无数次的失败才能够诞生出来。
南朝要比北朝受“九品官人法”影响要深。因为北方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对于九品官人法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汉朝的“察举制”，重点是举秀才和举孝廉。
在多次尝试后，最终在北齐年间，出现了考策取士的方法，并且完全摒弃了“九品中正制”中对于家族地位的重视，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进京城考试。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南朝没有尝试过改变：南朝宋的时候，就曾经舍弃过中正官，也是采用考试的方法来收取人才。不过考试的形势太过于简单：「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依旧能够看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子。
梁武帝萧衍也曾经尝试用“九流常选”的办法来选取人才。不过“九流”还是指的“九品”人才，自己还派出专门搜索人才的官员。其实还是“九品官人法”的框架，但是他打破了寒门与贵族之间的界限。
最终这些尝试都给隋朝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都始终摆脱不了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和世家大族对于仕途的贪婪。
隋朝在建立之初，采用的依然是“九品官人法”，同时还恢复了“察举制”。但是他们渐渐意识到九品官人法的不足，转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更加公平的考试制度身上。
最终在隋炀帝大业元年的时候，下令不分身份等级，都可以举荐入朝。第二年下令建立进士科以考试取士。
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由别人举荐自己，变成了自己举荐自己。
其实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一项制度的诞生并没有那么容易。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简单，甚至都不会深入思考的“考试”二字，却让古人们经过了数百年的摸索，最终才逐渐成型。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