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风，一个病症两种方子，治病如破冰，可暴力砸碎，也可温度融化

痛风，中医归类于“痹症”。最早记载“痛风”一词的是南北朝《名医别录》。史书记载上，患有痛风症的名人很多，如成吉思汗、关羽等。痛风在古代又称为“富贵病”，毕竟高尿酸的饮食，只有殷实的家庭才可负担得起。

　　中医把体内邪气分为“风寒暑湿燥火”六类，还有气滞血瘀。而痛风则是由湿、寒、风引起的肢体恶痛兼气血不畅，六类里占了一半，气血症状全齐。

　　临床上可表现为高尿酸血症，发作性慢性关节炎，痛风石形成以及痛风性肾病。

　　对于痛风，一个病症，两个不同的思路，一个灼烈，一个温煦。治病如破冰，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目标与结果都一样。

　　方一

　　国医大师朱老治疗痛风的法子，是用祛湿，活血化瘀很强的动物药来破血行瘀。朱老善用虫类药，他认为“痛风日久，绝非一般祛风除湿，散寒通络等草木之品所能奏效，必须借用血肉有情之虫类药，取其搜剔钻透，通闭解结之力”。这是比较暴力的方式。

　　方组：萆薢、土茯苓、威灵仙、泽兰、泽泻、车前子、薏苡仁、桃仁、红花、土鳖虫、地龙

　　方以萆薢、土茯苓、威灵仙为主药，三味合用，清泄浊毒、通利关节，通络止痛之力更加；

　　泽兰、泽泻、车前子、薏苡仁可利水渗湿，促使浊毒从小便排出；桃仁、红花活血化瘀；土鳖虫、地龙起破血逐瘀，通闭解结之效。(另方|土茯苓30克、萆薢30克、威灵仙15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泽兰10克、泽泻20克、苡米30克、车前子30克、苍术15克、山慈姑15克、胆星15克。要及时咨询主治医师)

　　方二

　　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中的甘草附子汤，也可用于治疗痛风，其药性整体以温润为主。

　　方组：桂枝、附子、白术、甘草

　　方中附子温阳散寒止痛；桂枝助附子通阳散寒；白术健脾祛湿；桂枝、甘草合用，取其辛甘化阳，固卫祛风；甘草可避免桂枝、附子过于菌猛，伤及正气，起缓和诸药之用。四药合用温阳健脾，祛湿散寒，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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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类别 :中医学与中药学

　　方中桂附同用，既可散寒止痛，又可固表止汗。附子用量较桂枝附子汤为轻，原因是桂枝附子汤证为风湿留着肌表，利于速去，故附子用量较大;本证是风湿留着关节，病情更深一层，难以速去，故减附子用量，意在缓行。术附同用，则健脾燥湿，温阳化气。桂甘同用，振奋心阳，治短气、小便不利。药仅四味，实为疗风湿之良方。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甘草附子汤

　　医治

　　温阳散寒，祛湿止痛

　　材料

　　甘草，附子，白术，桂枝

　　目录

　　1基本资料

　　2临床应用

　　3各家论述

　　基本资料

　　【来源】《伤寒论》。

　　【异名】四物附子汤(《备急千金要方》卷七)。

　　【组成】甘草30克(炙) 附子40克(炮，去皮，破八片) 白术30克 桂枝60克(去皮)

　　【用法】上四味，以水1.2升，煮取600毫升，去滓。温服200毫升，一日三次。初服得微汗则解。

　　【主治】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

　　【用药禁忌】 忌海藻、菘菜、猪肉、生葱、桃、李、雀肉等。

　　临床应用

　　1.风湿痛:骠骑使吴谐，以建元元年8月26日始觉如风，至7日，卒起便顿倒，髀及手皆不随，通引腰背疼痛，通身肿，心多满。至9月4日服此汤1剂，通身流汗，即从来所患悉愈。《谢映庐医案》高汉章、得风湿病，遍身骨节疼痛，手不可触近，近之则痛甚，微汗自出，小水不利。当时初夏，自汉返舟求治，见其身面手足俱有微肿，且天气颇热，尚重裘不脱，脉象颇大，而气不相续。其戚友满座，问是何症?予曰:此风湿为病。渠曰:凡驱风利湿之药，服之多矣，不惟无益，而反增重。答曰:夫风本外邪，当从表治，但尊体表虚，何敢发汗;又湿本内邪，须从里治，而尊体里虚，岂敢利水乎?当遵仲景法处甘草附子汤。1剂如神，服之3剂，诸款悉愈。

　　2.寒痹:单用本方治疗寒痹2例，西医诊断为慢性腰骶关节炎继发坐骨神经痛。其中1例已有10余年病史。均获治愈。作者认为，凡属风湿寒痹，即使没有汗出恶风、短气、小便不利等症，用本方亦可取效。

　　3.风湿性心脏病:某女，45岁。素患风湿性心脏病、心悸短气、汗出恶风、关节冷痛、痛有定处、下肢浮肿、小便不利、舌淡苔白，脉沉弦。此为风湿相搏，日久不愈，邪从寒化。治宜温脾化湿散寒为主，佐以强心通阳。炙甘草15g、炮附子10g、白术10g、桂枝5g、茯苓15g。煎服。1个月后，心悸短气较前减轻，关节已不疼痛，下肢浮肿消失，小便正常。[1]

　　各家论述

　　1.《内台方议》:风则卫伤，湿流关节，风湿相搏，两邪乱经，故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风胜则卫气不固，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为风在表也。湿胜则水气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肿，为湿气内搏也。故用附子为君，除湿祛风，温经散寒;桂枝为臣，祛风固卫;白术去湿为使;甘草为佐，而辅诸药。疏风去寒湿之方也。[2]

　　2.《医方考》:风湿相搏，故骨节疼烦;伤风则恶风，故不欲去衣;小便不利，而大便燥者，为热;今小便不利而大便反快，则湿可知矣。附子之热，可以散寒湿;桂枝之辛，可去解风湿;甘草健脾，则湿不生;白术燥脾，则湿有制。是方也，以桂、附之辛热而治湿，犹之淖潦之地，得太阳暴之，不终朝而湿去，亦治湿之一道也。

　　3.《金匮玉函经二注》周扬俊: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邪风袭入而中，卫之正气俱虚也;小便不利，身微肿者，中外为湿所持，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安得不以甘、术和中，桂、附去邪耶?然此症较前条更重，且里已受伤，曷为反减去附子那?此条风湿半入里，入里者妙在缓攻，仲景正恐附子多则性猛且急，骨节之窍未必骤开，风湿之邪岂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尽尔。君甘草者，欲其缓也，和中之力短，恋药之用长也。此仲景所以前条用附子3枚者，分3服，此条止2枚者，初服5合，恐1升为多，宜服6-7合，全是不欲尽剂之意。

　　4.《古方选注》:甘草附子汤，两表两里之偶方，风淫于表，湿流关节，阳衰阴盛，治宜两顾。白术、附子顾里胜湿，桂枝、甘草顾表化风，独以甘草冠其名者，病深关节，义在缓而行之，徐徐解救也。

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 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 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 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 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 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 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 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 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 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 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 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 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 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 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 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 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嚼筋，而不可使有闻也；者可使 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 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 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 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 而巨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 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而鼠之遇狸也， 亦必无余命也。

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 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 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 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 隐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扌瓜玉石而扌瓜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 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 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 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 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 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 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 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 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 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 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 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 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 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 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 所以教于国也。骐骥耳，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 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权势者， 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 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 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 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 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レ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 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 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 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 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 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 雨而熟稼，必不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 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 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 乱，事勤财匮，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

【康有为：《孟子微》序】一王之起，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为之先后疏附御侮，而后大业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独不然?必有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为之发明布道，而后大教盛。不惟其当时，而多得之于身后。若佛教之有龙树、基督教之有保罗是也。孔子改制创教，传于七十子，其后学散布天下，徒侣六万，于是儒分为八。而战国时，孟、荀尤以巨儒为二大宗。太史公编《孔子世家》、《弟子列传》，继以《孟子荀卿列传》，诚知学派之本末矣。

昔庄生称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万物，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运无乎不在，后学各得其一体，寡能见天地之容，故闇而不明，郁而不发，而大道遂为天下裂。嗟夫！盖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不能尽传矣!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故论人性则主善而本仁，始于孝弟，终于推民物。论修学则养气而知言，始于资深逢源，终于塞天地。论治法则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法乎尧舜之平世。盖有本于内，专重廓充，恃源以往，浩然旁沛潏汗，若决江河，波涛澜汗，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视礼制之末，防检之严，盖于大道稍轻，故寡言之。盖礼以防制为主，荀子传之，故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故荀子以人性为恶，而待檠括之，传小康、据乱之道，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传学既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谓寡能见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无裂也。

夫天下古今，远暨欧、亚之学，得本者攻末，语粗者忘精。印度哲学之宗.欧土物质之极，盖寡能相兼、鲜能相下者。吾国朱、陆之互攻，汉、宋之争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推其时宜。故曰万物并育而不相背，四时错行，日月并明，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此天地所以为大，而孔子所以为神圣也。苟非其时而妄行之，享钟鼓于爰居，被冕绣于猿揉, 则悲忧眩视，亦未见其可也。故诚当乱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乱而已。举佛法之精微以语凡众，亦必眩视茫然，不解所谓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则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夫制法之本，立义之原，不能告众。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则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轻也。如东西墙之相反而相须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车、冰炭之相反而相资以成用也。故孟、苟并尊，已在战国时，而太史公并传，非谬论也。宋时心学大盛，于是独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称孔孟焉。

夫孟子不传《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几焉。虽然，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 养气知言，故传孔子之道，霹雳而雷声者也。虽荀子非难之，亦齐之于圣孙子思，以为传仲尼、子游之道。今考之《中庸》而义合，本之《礼运》而道同，证之《春秋》、《公》、《榖》而说符。然则孟子乎真传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来，条分脉缕，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颜子之道不可得传，得见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 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 若夫论者因孟子发“民贵君轻”之义，举子贡过于仲尼，则未知孟子所传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大医王药笼中何药不具？其开方也，但求病廖，非其全体也。病变则方又变矣，无其病又不能授以药也。岂有传独步单方，而可为圣医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为轻重去取，是犹人着井而遇灯，乃谓日月不明，不如灯也。其于观圣也，不亦远乎!

夫天地之大，测者难以骤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远，当时弟子已难尽传，子贡已谓得见宫庙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数千年之后学，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难窥万一，不待言也。虽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浑仪。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盖孟子之言孔道，如导水之有支派脉络也，如伐树之有干枝叶卉也，其本末至明，条理至详。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门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虽未登天囿而人地隧乎，亦庶几见百官之车服礼器焉，至易至简，未有过之。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数千年注者虽多，未有以发明之。不揣愚谬，探原分条，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义。不能循七篇之旧，盖以便学者之求道也，非敢乱经也。若有得于此，则七篇具在。学者熟读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资深乎?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