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银行2021： 经营稳健增长，“四新金融”成效明显】
■ 本刊记者 王长虹 [第3514期 2022-04-04发表]
3月30日晚间，郑州银行披露2021年度报告。报告显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该行锻长板补短板，破解发展困局，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报告期末，该行资产总额5,749.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96%。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48.01亿元，同比增加1.33%；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32.2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85%。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
“四新金融”成效凸显，“郑科贷”规模稳居郑州市场第一名；108个郑州市重点小微企业园全部对接到位，累计投放及已审批待投放资金近人民币150亿元；全年新增惠农客户1.95万个，为全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存贷款总额稳步双升，不良贷款率降0.23个百分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稳中求进仍是工作主基调。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地方性商业银行，郑州银行始终以此为发展准则，前行步伐稳健。报告显示，2021年，郑州银行克服内外部经济环境压力，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经营指标保持稳健，贷款质量总体可控，不良贷款比例稳步降低。
截至报告期末，该行资产总额5,749.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96%。吸收存款本金总额3,188.1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6%；发放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2,890.2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1.46%。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48.01亿元，同比增加1.33%；实现净利润33.98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32%；实现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32.2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85%。
资产质量是银行经营管理的“根基”，其未来走势是银行股估值的决定因素之一。报告显示，2021年郑州银行持续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贷款质量总体保持在可控水平。截至报告期末，不良贷款余额53.45亿元，不良贷款率1.85%，较上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5.00%，拨备覆盖率156.58%，净利息收益率2.31%，成本收入比22.98%，主要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得益于持续良好发展，在2022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中，郑州银行位列236名，较去年提升4名，是河南省内唯一上榜的银行机构，排名位居全国城商行序列第14名。
“四新金融”成效明显，“郑科贷”规模稳居郑州市场第一
去年郑州银行披露三季报时，关于“四新金融”（科创金融、小微企业园金融、乡村金融及市民金融）的表述引起了业内关注。这代表着郑州银行业务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厘定与调整，在这份年报中，披露了这一战略的最新进展。
报告提到，郑州银行在2021年创新性提出了零售“四新金融”和对公“五朵云”（云物流、云交易、云融资、云商、云服务）联动的“五四战略”，发展成效明显，为全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科创金融方面，全省首推“科技人才贷”、“认股权贷”、“高企e贷”，作为唯一一家银行代表参加2021年全国“双创”活动周；“郑科贷”规模稳居郑州市市场第一名；中原科技城入驻企业全触达，授信金额超人民币10亿元。
小微企业园金融方面，全力支持河南省“万人助万企”重点企业和“三个一批”重大项目，实现郑州市全部重点小微企业园全面覆盖。
乡村金融方面，加大惠农服务站建设力度，着力拓展惠农客户，发行“乡村振兴卡”1.91万张。
市民金融方面，着力打造“市民生态圈”，形成“万店联盟”生态格局，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社保卡发行合作协议，建成60个社银一体化网点，12个地市累计发卡超11万张。
“五朵云”建设方面，成立五朵云运营中心，启动2.0版升级改造，建立商贸金融客户名单库，梳理出五大行业核心目标客户，“五云齐放”取得新进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河南省推进实施的“十大战略”中，创新驱动战略排在首位，科技创新的地位也由此上升至前所有为的高度。如何打破传统业务思路与模式，发展科创金融，成为金融机构必然要思考的命题。郑州银行早已布局其中。
早在2020年11月，郑州银行即制定并扎实推进了“千帆计划”，即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提升，三年出规模”的发展路径，力争3年内对1000家科创型中小微企业给予金融支持。去年6月份，郑州银行与中原科技城管委会、郑州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及6家科创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3年内为中原科技城建设提供不低于300亿元的意向性信用支持。今年2月份，郑州银行还举办了以“凝聚发展动力 共建创新生态”为主题的银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7家科技企业，拟于未来3年向签约企业提供不少于120亿的信贷支持。
多重举措助力区域发展，全力支持省市重大战略部署
作为地方城商行，郑州银行生于中原沃土，天然肩负服务区域发展使命。
报告显示，2021年郑州银行立足发展定位，服务省市重大战略部署，取得了优异成绩。河南省政府决定成立信保基金后，该行第一时间承担3亿元配投资金和16亿元授信，占首期规模的38%，稳住全省金融和资本市场“基本盘”；全年主承销债务融资工具24只，发行145亿元，占全省总量的12%；成功发行50亿元创新创业金融债券，助力全省科创再提速。
发行创新创业金融债券人民币50亿元，助力全省科创再提速；全方位支持灾后重建，推出“防汛贷”、“抗疫贷”，精准落地中国人民银行灾后重建再贷款人民币30亿元，对受灾企业实施暂时延期还本付息，惠及企业1950户，涉及金额450多亿元，累计减费让利超过3亿元，为灾后重建和经济恢复提供“及时雨”；全力支持省市重大决策部署，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大运河建设超人民币15亿元，发放河南省内城商行首笔“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涉农贷款余额人民币734.4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71.64亿元，增幅30.50%；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人民币58.2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6.64亿元，增幅39.99%。
得益于对区域发展的全方位助力，2021年1月，郑州市政府授予郑州银行“年度企业上市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工作先进单位”；同年4月，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授予该行“2020年度经济贡献先进企业奖”；同年12月，在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先锋论坛暨2021年度颁奖典礼上，该行荣获“年度社会责任贡献企业”奖；今年年初，该行还从众多地方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年度助力区域发展模范银行”称号。
下一步发展路径明确，深入实施“五四战略”
新的战略已经厘定，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服务全省发展大局？郑州银行在年报中透露了三点。
双轮驱动，深入实施“五四战略”。科创金融坚持客群再优化，推动产品再升级，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源倾斜；小微企业园金融持续推进“伙伴工程”和“四全行动”，加强与小微业务、乡村金融和市民金融的联动，引领业务提质上量；乡村金融强营销展拳脚，推动服务升级，推进惠农业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惠农专员培育；市民金融优化便民服务，提升第三代社保卡激活率，树立市场口碑。同时，将“五朵云”2.0版作为对公业务的重要支撑，打造拳头产品，形成闭环式场景生态圈，以“五云齐放”巩固对公业务的市场份额，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
真抓实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紧跟国家、省市重点政策导向，配齐资源；坚定“存款立行”理念，持续优化负债结构；壮大基础客群，持续巩固农村和社区两个阵地，发挥团队作战效能，提升营销能力；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树立“全行一盘棋”思想，严格考核导向，严防死守全力“控新”，坚决防止不良反弹；坚持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敏捷组织建设，推进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数据治理；持续扩大“乱象扫荡战”成果，推进合规文化与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切实提升内控合规管理水平。
协同推进，做好转型发展支撑保障。推动战略规划落地，发挥战略规划PMO（项目管理办公室）作用，落实定期检视和考核机制，制定2022年战略规划落地执行方案；做好资本规划，坚持内源性与外源性补充相结合，夯实发展的资本基础；开展蹲苗育苗，注重年轻人才选拔，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三件”处置工作，守牢管控底线红线；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严控档案管理风险，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附属机构“集团军”管理；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构建风清气正的金融生态。
■ 本刊记者 王长虹 [第3514期 2022-04-04发表]
3月30日晚间，郑州银行披露2021年度报告。报告显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该行锻长板补短板，破解发展困局，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报告期末，该行资产总额5,749.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96%。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48.01亿元，同比增加1.33%；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32.2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85%。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
“四新金融”成效凸显，“郑科贷”规模稳居郑州市场第一名；108个郑州市重点小微企业园全部对接到位，累计投放及已审批待投放资金近人民币150亿元；全年新增惠农客户1.95万个，为全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存贷款总额稳步双升，不良贷款率降0.23个百分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稳中求进仍是工作主基调。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地方性商业银行，郑州银行始终以此为发展准则，前行步伐稳健。报告显示，2021年，郑州银行克服内外部经济环境压力，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经营指标保持稳健，贷款质量总体可控，不良贷款比例稳步降低。
截至报告期末，该行资产总额5,749.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96%。吸收存款本金总额3,188.1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6%；发放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2,890.2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1.46%。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48.01亿元，同比增加1.33%；实现净利润33.98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32%；实现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32.2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85%。
资产质量是银行经营管理的“根基”，其未来走势是银行股估值的决定因素之一。报告显示，2021年郑州银行持续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贷款质量总体保持在可控水平。截至报告期末，不良贷款余额53.45亿元，不良贷款率1.85%，较上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5.00%，拨备覆盖率156.58%，净利息收益率2.31%，成本收入比22.98%，主要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得益于持续良好发展，在2022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中，郑州银行位列236名，较去年提升4名，是河南省内唯一上榜的银行机构，排名位居全国城商行序列第14名。
“四新金融”成效明显，“郑科贷”规模稳居郑州市场第一
去年郑州银行披露三季报时，关于“四新金融”（科创金融、小微企业园金融、乡村金融及市民金融）的表述引起了业内关注。这代表着郑州银行业务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厘定与调整，在这份年报中，披露了这一战略的最新进展。
报告提到，郑州银行在2021年创新性提出了零售“四新金融”和对公“五朵云”（云物流、云交易、云融资、云商、云服务）联动的“五四战略”，发展成效明显，为全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科创金融方面，全省首推“科技人才贷”、“认股权贷”、“高企e贷”，作为唯一一家银行代表参加2021年全国“双创”活动周；“郑科贷”规模稳居郑州市市场第一名；中原科技城入驻企业全触达，授信金额超人民币10亿元。
小微企业园金融方面，全力支持河南省“万人助万企”重点企业和“三个一批”重大项目，实现郑州市全部重点小微企业园全面覆盖。
乡村金融方面，加大惠农服务站建设力度，着力拓展惠农客户，发行“乡村振兴卡”1.91万张。
市民金融方面，着力打造“市民生态圈”，形成“万店联盟”生态格局，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社保卡发行合作协议，建成60个社银一体化网点，12个地市累计发卡超11万张。
“五朵云”建设方面，成立五朵云运营中心，启动2.0版升级改造，建立商贸金融客户名单库，梳理出五大行业核心目标客户，“五云齐放”取得新进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河南省推进实施的“十大战略”中，创新驱动战略排在首位，科技创新的地位也由此上升至前所有为的高度。如何打破传统业务思路与模式，发展科创金融，成为金融机构必然要思考的命题。郑州银行早已布局其中。
早在2020年11月，郑州银行即制定并扎实推进了“千帆计划”，即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提升，三年出规模”的发展路径，力争3年内对1000家科创型中小微企业给予金融支持。去年6月份，郑州银行与中原科技城管委会、郑州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及6家科创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3年内为中原科技城建设提供不低于300亿元的意向性信用支持。今年2月份，郑州银行还举办了以“凝聚发展动力 共建创新生态”为主题的银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7家科技企业，拟于未来3年向签约企业提供不少于120亿的信贷支持。
多重举措助力区域发展，全力支持省市重大战略部署
作为地方城商行，郑州银行生于中原沃土，天然肩负服务区域发展使命。
报告显示，2021年郑州银行立足发展定位，服务省市重大战略部署，取得了优异成绩。河南省政府决定成立信保基金后，该行第一时间承担3亿元配投资金和16亿元授信，占首期规模的38%，稳住全省金融和资本市场“基本盘”；全年主承销债务融资工具24只，发行145亿元，占全省总量的12%；成功发行50亿元创新创业金融债券，助力全省科创再提速。
发行创新创业金融债券人民币50亿元，助力全省科创再提速；全方位支持灾后重建，推出“防汛贷”、“抗疫贷”，精准落地中国人民银行灾后重建再贷款人民币30亿元，对受灾企业实施暂时延期还本付息，惠及企业1950户，涉及金额450多亿元，累计减费让利超过3亿元，为灾后重建和经济恢复提供“及时雨”；全力支持省市重大决策部署，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大运河建设超人民币15亿元，发放河南省内城商行首笔“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涉农贷款余额人民币734.4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71.64亿元，增幅30.50%；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人民币58.2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6.64亿元，增幅39.99%。
得益于对区域发展的全方位助力，2021年1月，郑州市政府授予郑州银行“年度企业上市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工作先进单位”；同年4月，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授予该行“2020年度经济贡献先进企业奖”；同年12月，在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先锋论坛暨2021年度颁奖典礼上，该行荣获“年度社会责任贡献企业”奖；今年年初，该行还从众多地方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年度助力区域发展模范银行”称号。
下一步发展路径明确，深入实施“五四战略”
新的战略已经厘定，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服务全省发展大局？郑州银行在年报中透露了三点。
双轮驱动，深入实施“五四战略”。科创金融坚持客群再优化，推动产品再升级，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源倾斜；小微企业园金融持续推进“伙伴工程”和“四全行动”，加强与小微业务、乡村金融和市民金融的联动，引领业务提质上量；乡村金融强营销展拳脚，推动服务升级，推进惠农业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惠农专员培育；市民金融优化便民服务，提升第三代社保卡激活率，树立市场口碑。同时，将“五朵云”2.0版作为对公业务的重要支撑，打造拳头产品，形成闭环式场景生态圈，以“五云齐放”巩固对公业务的市场份额，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
真抓实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紧跟国家、省市重点政策导向，配齐资源；坚定“存款立行”理念，持续优化负债结构；壮大基础客群，持续巩固农村和社区两个阵地，发挥团队作战效能，提升营销能力；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树立“全行一盘棋”思想，严格考核导向，严防死守全力“控新”，坚决防止不良反弹；坚持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敏捷组织建设，推进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数据治理；持续扩大“乱象扫荡战”成果，推进合规文化与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切实提升内控合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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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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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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