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家建房，摔倒还要别人赔偿？”北京，陈某请吴某翻建旧房，陈某追赶小孩时，路过旧房工地，被建筑废料绊倒摔伤。陈某将吴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8万元。
（案例来源：北京中院）
陈某与吴某就自己的房屋翻建工程，签订了《建房协议》，并签订《建房施工安全合同》。然后吴某组织人员开始施工。
某天早晨7时许，陈某在住所看护孩子，孩子自己走出住所，去外面玩耍，陈某发觉后，追赶孩子至自家建房附近，不慎摔伤。
陈某被送到医院，诊断为踝关节（右）骨折、脱位，住院10天，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其后陈某将吴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23490.81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鉴定费2300元、护理费9000元、误工费27000元、营养费9000元、二次手术误工费4500、二次手术护理费2250元、二次手术营养费1500元，共计80440.81元。
庭审过程中，陈某申请证人周某、许某出庭作证，证实自己受伤是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所致。
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民事举证规则，对于普通侵权纠纷，由受害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陈某受伤，系自己在行走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摔倒致伤，并非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陈某主张依据《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未按合同第3条约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及相邻民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因施工问题导致相邻民居住房管道堵塞、渗漏水、停电、物品损坏、人身伤亡等一切事故，由乙方全权负责”。
陈某不是相邻居民，在明知自家建房的施工现场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其受伤的后果系自身行为所致。
二位证人未见到陈某如何摔倒，不能达到证明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的证明目的。故陈某要求吴某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某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陈某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
1、吴某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这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自己的伤情与吴某堆放石头存在因果关系，而原审法院认定系自身绊倒所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证人在开庭过程中，明确表示我的伤情是吴某堆放石头将我绊倒所致，而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该事实。
3、自己与吴某在开工前，针对现场安全问题书写《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作为专业的承包人员，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理应比常人具有预知性。而吴某在拆除原房屋时，并没有及时将石头等杂物予以搬走，是导致我直接受伤的原因。而原审法院则认定因陈某自家修建房屋，系自身原因造成，有悖于常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陈某认为，本案系侵权之诉，不能因陈某特殊身份，而剥夺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吴某应否承担陈某的相关损失。
关于陈某提出吴某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是造成其受伤的直接原因一节。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陈某对于自家建房的现状本系明知，其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施工现场时，应在行走过程中，尽到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即便如其所述系被盖房石块绊倒，亦应认定为自己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摔倒致伤，而不能认定系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另外陈某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系因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所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2022年2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由陈某负担。
建筑垃圾的清理，该是业主还是施工方的责任？按照通常做法，应该算施工方，而且施工方一般在工程收费明细中列明该费用。
所以，施工方没有及时将建筑垃圾清理，导致路由受伤，施工方应该承担责任。
而本案的特殊在，受害人是业主本人。法院认为，业主本人应该是非常了解工程现状，自己更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我认为，即使业主本人需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可以判业主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法院认为证人证词并不能证明陈某受伤，是由于踩踏或被垃圾羁绊所致，但为什么这里不适用“高度盖然性”呢？
大家认为陈某应该得到赔偿吗？欢迎讨论。
（案例来源：北京中院）
陈某与吴某就自己的房屋翻建工程，签订了《建房协议》，并签订《建房施工安全合同》。然后吴某组织人员开始施工。
某天早晨7时许，陈某在住所看护孩子，孩子自己走出住所，去外面玩耍，陈某发觉后，追赶孩子至自家建房附近，不慎摔伤。
陈某被送到医院，诊断为踝关节（右）骨折、脱位，住院10天，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其后陈某将吴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23490.81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鉴定费2300元、护理费9000元、误工费27000元、营养费9000元、二次手术误工费4500、二次手术护理费2250元、二次手术营养费1500元，共计80440.81元。
庭审过程中，陈某申请证人周某、许某出庭作证，证实自己受伤是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所致。
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民事举证规则，对于普通侵权纠纷，由受害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陈某受伤，系自己在行走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摔倒致伤，并非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陈某主张依据《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未按合同第3条约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及相邻民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因施工问题导致相邻民居住房管道堵塞、渗漏水、停电、物品损坏、人身伤亡等一切事故，由乙方全权负责”。
陈某不是相邻居民，在明知自家建房的施工现场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其受伤的后果系自身行为所致。
二位证人未见到陈某如何摔倒，不能达到证明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的证明目的。故陈某要求吴某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某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陈某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
1、吴某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这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自己的伤情与吴某堆放石头存在因果关系，而原审法院认定系自身绊倒所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证人在开庭过程中，明确表示我的伤情是吴某堆放石头将我绊倒所致，而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该事实。
3、自己与吴某在开工前，针对现场安全问题书写《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作为专业的承包人员，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理应比常人具有预知性。而吴某在拆除原房屋时，并没有及时将石头等杂物予以搬走，是导致我直接受伤的原因。而原审法院则认定因陈某自家修建房屋，系自身原因造成，有悖于常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陈某认为，本案系侵权之诉，不能因陈某特殊身份，而剥夺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吴某应否承担陈某的相关损失。
关于陈某提出吴某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是造成其受伤的直接原因一节。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陈某对于自家建房的现状本系明知，其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施工现场时，应在行走过程中，尽到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即便如其所述系被盖房石块绊倒，亦应认定为自己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摔倒致伤，而不能认定系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另外陈某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系因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所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2022年2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由陈某负担。
建筑垃圾的清理，该是业主还是施工方的责任？按照通常做法，应该算施工方，而且施工方一般在工程收费明细中列明该费用。
所以，施工方没有及时将建筑垃圾清理，导致路由受伤，施工方应该承担责任。
而本案的特殊在，受害人是业主本人。法院认为，业主本人应该是非常了解工程现状，自己更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我认为，即使业主本人需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可以判业主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法院认为证人证词并不能证明陈某受伤，是由于踩踏或被垃圾羁绊所致，但为什么这里不适用“高度盖然性”呢？
大家认为陈某应该得到赔偿吗？欢迎讨论。
“自己家建房，摔倒还要别人赔偿？”北京，陈某请吴某翻建旧房，陈某追赶小孩时，路过旧房工地，被建筑废料绊倒摔伤。陈某将吴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8万元。
（案例来源：北京中院）
陈某与吴某就自己的房屋翻建工程，签订了《建房协议》，并签订《建房施工安全合同》。然后吴某组织人员开始施工。
某天早晨7时许，陈某在住所看护孩子，孩子自己走出住所，去外面玩耍，陈某发觉后，追赶孩子至自家建房附近，不慎摔伤。
陈某被送到医院，诊断为踝关节（右）骨折、脱位，住院10天，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其后陈某将吴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23490.81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鉴定费2300元、护理费9000元、误工费27000元、营养费9000元、二次手术误工费4500、二次手术护理费2250元、二次手术营养费1500元，共计80440.81元。
庭审过程中，陈某申请证人周某、许某出庭作证，证实自己受伤是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所致。
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民事举证规则，对于普通侵权纠纷，由受害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陈某受伤，系自己在行走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摔倒致伤，并非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陈某主张依据《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未按合同第3条约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及相邻民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因施工问题导致相邻民居住房管道堵塞、渗漏水、停电、物品损坏、人身伤亡等一切事故，由乙方全权负责”。
陈某不是相邻居民，在明知自家建房的施工现场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其受伤的后果系自身行为所致。
二位证人未见到陈某如何摔倒，不能达到证明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的证明目的。故陈某要求吴某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某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陈某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
1、吴某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这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自己的伤情与吴某堆放石头存在因果关系，而原审法院认定系自身绊倒所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证人在开庭过程中，明确表示我的伤情是吴某堆放石头将我绊倒所致，而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该事实。
3、自己与吴某在开工前，针对现场安全问题书写《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作为专业的承包人员，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理应比常人具有预知性。而吴某在拆除原房屋时，并没有及时将石头等杂物予以搬走，是导致我直接受伤的原因。而原审法院则认定因陈某自家修建房屋，系自身原因造成，有悖于常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陈某认为，本案系侵权之诉，不能因陈某特殊身份，而剥夺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吴某应否承担陈某的相关损失。
关于陈某提出吴某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是造成其受伤的直接原因一节。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陈某对于自家建房的现状本系明知，其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施工现场时，应在行走过程中，尽到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即便如其所述系被盖房石块绊倒，亦应认定为自己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摔倒致伤，而不能认定系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另外陈某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系因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所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2022年2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由陈某负担。
建筑垃圾的清理，该是业主还是施工方的责任？按照通常做法，应该算施工方，而且施工方一般在工程收费明细中列明该费用。
所以，施工方没有及时将建筑垃圾清理，导致路由受伤，施工方应该承担责任。
而本案的特殊在，受害人是业主本人。法院认为，业主本人应该是非常了解工程现状，自己更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我认为，即使业主本人需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可以判业主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法院认为证人证词并不能证明陈某受伤，是由于踩踏或被垃圾羁绊所致，但为什么这里不适用“高度盖然性”呢？
（案例来源：北京中院）
陈某与吴某就自己的房屋翻建工程，签订了《建房协议》，并签订《建房施工安全合同》。然后吴某组织人员开始施工。
某天早晨7时许，陈某在住所看护孩子，孩子自己走出住所，去外面玩耍，陈某发觉后，追赶孩子至自家建房附近，不慎摔伤。
陈某被送到医院，诊断为踝关节（右）骨折、脱位，住院10天，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其后陈某将吴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23490.81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鉴定费2300元、护理费9000元、误工费27000元、营养费9000元、二次手术误工费4500、二次手术护理费2250元、二次手术营养费1500元，共计80440.81元。
庭审过程中，陈某申请证人周某、许某出庭作证，证实自己受伤是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所致。
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民事举证规则，对于普通侵权纠纷，由受害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陈某受伤，系自己在行走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摔倒致伤，并非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陈某主张依据《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未按合同第3条约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及相邻民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因施工问题导致相邻民居住房管道堵塞、渗漏水、停电、物品损坏、人身伤亡等一切事故，由乙方全权负责”。
陈某不是相邻居民，在明知自家建房的施工现场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其受伤的后果系自身行为所致。
二位证人未见到陈某如何摔倒，不能达到证明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的证明目的。故陈某要求吴某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某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陈某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
1、吴某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这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自己的伤情与吴某堆放石头存在因果关系，而原审法院认定系自身绊倒所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证人在开庭过程中，明确表示我的伤情是吴某堆放石头将我绊倒所致，而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该事实。
3、自己与吴某在开工前，针对现场安全问题书写《建房施工安全合同》。吴某作为专业的承包人员，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理应比常人具有预知性。而吴某在拆除原房屋时，并没有及时将石头等杂物予以搬走，是导致我直接受伤的原因。而原审法院则认定因陈某自家修建房屋，系自身原因造成，有悖于常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陈某认为，本案系侵权之诉，不能因陈某特殊身份，而剥夺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吴某应否承担陈某的相关损失。
关于陈某提出吴某对施工现场没有进行围挡，是造成其受伤的直接原因一节。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陈某对于自家建房的现状本系明知，其为照看孩子，自行前往施工现场时，应在行走过程中，尽到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即便如其所述系被盖房石块绊倒，亦应认定为自己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摔倒致伤，而不能认定系吴某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所致。
另外陈某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系因吴某未及时清理建筑废料或杂物所致陈某踩踏或羁绊受伤。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2022年2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由陈某负担。
建筑垃圾的清理，该是业主还是施工方的责任？按照通常做法，应该算施工方，而且施工方一般在工程收费明细中列明该费用。
所以，施工方没有及时将建筑垃圾清理，导致路由受伤，施工方应该承担责任。
而本案的特殊在，受害人是业主本人。法院认为，业主本人应该是非常了解工程现状，自己更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我认为，即使业主本人需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可以判业主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法院认为证人证词并不能证明陈某受伤，是由于踩踏或被垃圾羁绊所致，但为什么这里不适用“高度盖然性”呢？
#国学#《水调歌头·把酒对斜日》
【宋】杨炎正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赏析】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作者与辛弃疾是至交。人品、气节十分相似，词品、格调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杨炎正与辛弃疾共同乘舟路过镇江、扬州，曾写下有名的《水调歌头·登多景楼》，抒发报国无路、虚度光阴的苦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与此词内容相似，词情亦颇有相通之处，可以对照着看。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宋】杨炎正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赏析】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作者与辛弃疾是至交。人品、气节十分相似，词品、格调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杨炎正与辛弃疾共同乘舟路过镇江、扬州，曾写下有名的《水调歌头·登多景楼》，抒发报国无路、虚度光阴的苦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与此词内容相似，词情亦颇有相通之处，可以对照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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