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餐的幻想和现实》文 | 读者：苔女士
每次在社交软件上刷到野餐内容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图片总是那么美好又浪漫：鲜绿色的草坪上铺着白色的野餐垫，随意摆放着莓果、酒、奶酪、法棍，三五好友慵懒地享受阳光，开怀大笑……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感受到暖风、芳香和快乐。
我一直想去野餐，但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996制，周末没有太多精力来折腾。二是因为我凑不齐一起野餐的人，我的朋友要么怕晒，要么怕虫，而且工作大多都很忙。三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压力，我总是觉得一个完美的野餐需要大费心思地筹备，要准备很多东西，付出时间和金钱，导致我有多期待它，就有多害怕搞砸它。于是，野餐的这个念头就在每年春天强烈萌发，又年复一年地被我推迟，最终沦为了心愿单上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今年春天，我终于辞掉了996的工作，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桃花源记》里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种“高浓度”的春天景观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再加上在后疫情时代，我愈发意识到“想做什么现在就要去做”的重要性，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年春天野餐一次，并邀请了几个新认识的朋友同我一起。
对于我的第一次野餐，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接近完美的幻想——我希望它舒适、休闲、愉快，同时又要浪漫、美丽，符合我这个“颜控”的要求。怀着满腔热情，我在网上参考海内外各种野餐灵感图，还研读了许多野餐攻略。
经过一番研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的野餐道具并不适合野餐这个场景的真正特点。比如，户外蚊虫多，食物敞开放着会容易进虫，但根据我看到的图片，很多人都是把食物放在碟子里的。诚然，精致的碟子确实比呆板的密封食品盒要有情调，但我实在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都献给了虫子，那样就太浪费了。
还有，在很多野餐图中，女生都是穿着美丽的小裙子的，在照片里，她们的姿势大多像电影《洛丽塔》里的少女一样趴着，或者就是优雅地躺着，用一本书或太阳帽放在脸上，既能遮阳，也能凹造型。但我想野餐时最常见的的姿势应该还是坐着吧，穿裙子会很不方便。
再比如，泡泡机也是很多网红图片中的高频道具。肥皂泡在半明半暗的春光里飘动，确实很浪漫，但是我实在不希望泡泡接触到食物或衣服上。
研究了各种常见野餐物品的利弊之后，我暗下决心，我的第一次野餐一定要是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拍出好看照片的表演。于是，我排除了所有虽然热门但经我评估后认定为华而不实的道具，比如：不带盖子的野餐篮、碟子、外文报纸、气球、泡泡机等。我带上了一些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特别实用的物品：黑色手提垃圾袋、密封玻璃食品盒、保温杯、含酒精的湿巾纸等等。为了追求干净卫生，我甚至不打算带任何现做的食物，想着就买点零食薯片，再准备一些单独包装的面包就行了。
第一波物品准备好了之后，我一个个翻阅、检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超市食品和日用品，我突然感觉这不像野餐，而像在行军路上停下来进食补给，有点过于实用了，缺乏了我想象中应有的浪漫。
我决定还是折衷一下，既要实用，也要浪漫。于是我又做了一盒午餐肉饭团，榨了新鲜的橙汁，还做了一束可以吃的“花束”——把水果插在竹签上，用烘焙纸包装起来，做成花束的模样，非常符合春天的意趣。
当一切都就绪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朋友们出发去了公园。我们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双肩包，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公园里汗流浃背地走了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块漂亮的草坪，旁边都是开得正好的绣球花和樱花。
卸下身上的包袱，我们把厚厚的防潮垫取出来垫上，又铺上了有着流苏的白色野餐布，脱鞋坐了上去，还来不及感叹一声岁月静好，就看到几只巨大的蚂蚁爬上了野餐布，我们又跳了起来，赶紧把蚂蚁赶下去，又对着周围喷了一圈防虫喷雾。
午后的太阳着实强烈，我们几个一时竟有一种在烈日下军训的感觉。但置身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大家还是兴奋大过于疲惫，又把水果零食从包里一个个掏出来摆好。我拿起手机，对着野餐垫从各个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续发朋友圈的素材收集完成，我打算开始真正享受我的第一次野餐了。
然而，我并没有意料到的是，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冷。几个新朋友的性格都比较腼腆和被动，又没有什么特定的活动来热场，大家一时都不怎么说话，却也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玩，只好左顾右盼，作出着意于欣赏自然美景的样子。我最怕冷场，赶快找一些话题来说，一会儿感叹这花开得真好，一会儿又说晚点就不会那么晒了，一会儿又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大家也都接话附和几句，但是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勉强的包办婚姻，没有自发延续的动力。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坐在繁华盛开的春林中，却彼此相顾无言，空气中除了鸟叫声就只有吃东西的声音，显得格外安静。
我坐立难安，为了逃避尴尬，找借口说自己要去拍远处的竹子，起身独自往草坪旁边的竹林走去。一路上有好多野餐的人，我偷偷观察别人都在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躺在野餐布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是打盹儿。原来别人也并不是都在聊天，而是都在放松自己，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野餐不是什么力求完美的社交活动，平时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无需刻意追求谈笑风生，根据自身性格自然处之即可。
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野餐图片都太用心，我形成了一个“野餐就是要精心准备”的认知，但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野餐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朴素。比如有一个野餐布上只放着零星几包薯片和一瓶可乐，感觉对方像是花五分钟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就来了。还有一户人家使用的野餐布和我家的桌布一模一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桌布拿来用了。还有人压根就不用野餐布，直接躺在最普通的那种防潮垫上，却也睡得很香。这些人野餐的方式非常省事，看起来毫不费劲，简直把野餐变成了像出门买菜一样的小事。
但也有一些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非常有仪式感的野餐。我看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几乎带上了所有我认为不实用的野餐器具，一个女孩拿着一束郁金香在摆造型，一个在吹肥皂泡，另一个在拍照，三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种活泼的少女气息随着春日的暖风来到我耳边，让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快起来。还有五六个年轻人围成一圈在玩桌游，自带的小音响里放着清新的民谣，一只小狗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好不快活。
经过一群群野餐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状态之后，我明白了：野餐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每个人野餐的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在大自然的治愈下找到心灵的平静。有的人选择把野餐当成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用心准备，尽情享受，即使准备过程很辛苦，但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满足也是值得的，或许那个春天的午后所带来的浪漫足以让自己抵御生活的许多琐屑。
也有人选择把野餐作为自己的“能量充电桩”，不想花费精力去准备，只想简单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把工作的烦心事抛开，不去想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全然地放空自己，对着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发呆，或是在阳光下睡一个暖洋洋的好觉，偷得浮生半日闲。
绕了一圈后，我也回到我的野餐布上躺下了。闭上眼睛，感受春风拂过自己脸颊的温度，我知道，这个春天只是我的野餐生涯的开始。
（本刊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每次在社交软件上刷到野餐内容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图片总是那么美好又浪漫：鲜绿色的草坪上铺着白色的野餐垫，随意摆放着莓果、酒、奶酪、法棍，三五好友慵懒地享受阳光，开怀大笑……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感受到暖风、芳香和快乐。
我一直想去野餐，但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996制，周末没有太多精力来折腾。二是因为我凑不齐一起野餐的人，我的朋友要么怕晒，要么怕虫，而且工作大多都很忙。三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压力，我总是觉得一个完美的野餐需要大费心思地筹备，要准备很多东西，付出时间和金钱，导致我有多期待它，就有多害怕搞砸它。于是，野餐的这个念头就在每年春天强烈萌发，又年复一年地被我推迟，最终沦为了心愿单上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今年春天，我终于辞掉了996的工作，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桃花源记》里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种“高浓度”的春天景观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再加上在后疫情时代，我愈发意识到“想做什么现在就要去做”的重要性，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年春天野餐一次，并邀请了几个新认识的朋友同我一起。
对于我的第一次野餐，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接近完美的幻想——我希望它舒适、休闲、愉快，同时又要浪漫、美丽，符合我这个“颜控”的要求。怀着满腔热情，我在网上参考海内外各种野餐灵感图，还研读了许多野餐攻略。
经过一番研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的野餐道具并不适合野餐这个场景的真正特点。比如，户外蚊虫多，食物敞开放着会容易进虫，但根据我看到的图片，很多人都是把食物放在碟子里的。诚然，精致的碟子确实比呆板的密封食品盒要有情调，但我实在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都献给了虫子，那样就太浪费了。
还有，在很多野餐图中，女生都是穿着美丽的小裙子的，在照片里，她们的姿势大多像电影《洛丽塔》里的少女一样趴着，或者就是优雅地躺着，用一本书或太阳帽放在脸上，既能遮阳，也能凹造型。但我想野餐时最常见的的姿势应该还是坐着吧，穿裙子会很不方便。
再比如，泡泡机也是很多网红图片中的高频道具。肥皂泡在半明半暗的春光里飘动，确实很浪漫，但是我实在不希望泡泡接触到食物或衣服上。
研究了各种常见野餐物品的利弊之后，我暗下决心，我的第一次野餐一定要是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拍出好看照片的表演。于是，我排除了所有虽然热门但经我评估后认定为华而不实的道具，比如：不带盖子的野餐篮、碟子、外文报纸、气球、泡泡机等。我带上了一些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特别实用的物品：黑色手提垃圾袋、密封玻璃食品盒、保温杯、含酒精的湿巾纸等等。为了追求干净卫生，我甚至不打算带任何现做的食物，想着就买点零食薯片，再准备一些单独包装的面包就行了。
第一波物品准备好了之后，我一个个翻阅、检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超市食品和日用品，我突然感觉这不像野餐，而像在行军路上停下来进食补给，有点过于实用了，缺乏了我想象中应有的浪漫。
我决定还是折衷一下，既要实用，也要浪漫。于是我又做了一盒午餐肉饭团，榨了新鲜的橙汁，还做了一束可以吃的“花束”——把水果插在竹签上，用烘焙纸包装起来，做成花束的模样，非常符合春天的意趣。
当一切都就绪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朋友们出发去了公园。我们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双肩包，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公园里汗流浃背地走了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块漂亮的草坪，旁边都是开得正好的绣球花和樱花。
卸下身上的包袱，我们把厚厚的防潮垫取出来垫上，又铺上了有着流苏的白色野餐布，脱鞋坐了上去，还来不及感叹一声岁月静好，就看到几只巨大的蚂蚁爬上了野餐布，我们又跳了起来，赶紧把蚂蚁赶下去，又对着周围喷了一圈防虫喷雾。
午后的太阳着实强烈，我们几个一时竟有一种在烈日下军训的感觉。但置身于春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大家还是兴奋大过于疲惫，又把水果零食从包里一个个掏出来摆好。我拿起手机，对着野餐垫从各个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续发朋友圈的素材收集完成，我打算开始真正享受我的第一次野餐了。
然而，我并没有意料到的是，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冷。几个新朋友的性格都比较腼腆和被动，又没有什么特定的活动来热场，大家一时都不怎么说话，却也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玩，只好左顾右盼，作出着意于欣赏自然美景的样子。我最怕冷场，赶快找一些话题来说，一会儿感叹这花开得真好，一会儿又说晚点就不会那么晒了，一会儿又热情招呼大家吃东西。大家也都接话附和几句，但是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勉强的包办婚姻，没有自发延续的动力。于是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坐在繁华盛开的春林中，却彼此相顾无言，空气中除了鸟叫声就只有吃东西的声音，显得格外安静。
我坐立难安，为了逃避尴尬，找借口说自己要去拍远处的竹子，起身独自往草坪旁边的竹林走去。一路上有好多野餐的人，我偷偷观察别人都在做什么，发现很多人都躺在野餐布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是打盹儿。原来别人也并不是都在聊天，而是都在放松自己，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野餐不是什么力求完美的社交活动，平时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无需刻意追求谈笑风生，根据自身性格自然处之即可。
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野餐图片都太用心，我形成了一个“野餐就是要精心准备”的认知，但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野餐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朴素。比如有一个野餐布上只放着零星几包薯片和一瓶可乐，感觉对方像是花五分钟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就来了。还有一户人家使用的野餐布和我家的桌布一模一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桌布拿来用了。还有人压根就不用野餐布，直接躺在最普通的那种防潮垫上，却也睡得很香。这些人野餐的方式非常省事，看起来毫不费劲，简直把野餐变成了像出门买菜一样的小事。
但也有一些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非常有仪式感的野餐。我看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几乎带上了所有我认为不实用的野餐器具，一个女孩拿着一束郁金香在摆造型，一个在吹肥皂泡，另一个在拍照，三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种活泼的少女气息随着春日的暖风来到我耳边，让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轻快起来。还有五六个年轻人围成一圈在玩桌游，自带的小音响里放着清新的民谣，一只小狗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好不快活。
经过一群群野餐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状态之后，我明白了：野餐是人们逃离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每个人野餐的方式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在大自然的治愈下找到心灵的平静。有的人选择把野餐当成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用心准备，尽情享受，即使准备过程很辛苦，但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满足也是值得的，或许那个春天的午后所带来的浪漫足以让自己抵御生活的许多琐屑。
也有人选择把野餐作为自己的“能量充电桩”，不想花费精力去准备，只想简单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把工作的烦心事抛开，不去想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全然地放空自己，对着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发呆，或是在阳光下睡一个暖洋洋的好觉，偷得浮生半日闲。
绕了一圈后，我也回到我的野餐布上躺下了。闭上眼睛，感受春风拂过自己脸颊的温度，我知道，这个春天只是我的野餐生涯的开始。
（本刊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少年梅兰英。这是我在心里对梅姐的称呼。冯唐有诗曰：“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梅姐就是这个样儿！她阳光，由内到外洒满金色，热烈而耀眼。眼底没有阴影，不是不懂，是让自己选择性失明。她说:我不想！坦荡，长风烈烈不带一丝隐藏。我喜欢她的笑容，真实又甜蜜，目光清彻明亮。人生岂能无磨砺，我不知道怎样的风霜与智慧，让梅姐在岁月中更加闪亮。红尘滚滚，烟雾浩荡，他年回首，愿你陌上踏花洋洋洒洒，仰首低眉笑声朗朗，少年心性依旧，依旧少年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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